作者简介：
廖祥忠，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内容摘要】人类传播史上每一次语言革命的发生，都推动着信息传播秩序的演变。有声语言的发展形塑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文字语言的兴盛构筑了文明传播的区域体系，影视语言的滥觞孕育了工业时代的文化秩序，视频语言的崛起正在开辟信息时代的开放格局并将再造国际传播秩序。未来，基于智能VR的发展，人类将回归全感官的传播场景，在虚拟与现实同构的环境中超越时空藩篱和文化差异，进入一个视频天下的新秩序。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应以视频语言为主要抓手，发挥数据驱动、算法治理和大众创新等优势，聚焦智能平台、多元主体和立体交往等领域，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语言革命；文明传播；有声语言；文字语言；视频语言；国际传播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和传播的基本工具。持续的语言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信息传播得以不断突破时空限制，推动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进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驱动。从有声语言的诞生到文字语言的创造，从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听语言的滥觞到以短视频和直播为代表的视频语言的兴盛，再到未来基于智能VR的独立性、立体化视频语言的普及，每一次语言革命的发生、每一种语言体系的独立，都推动着基于这种语言形态的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形成。当然，语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是依次替代的关系，而是不断叠加、不断超越、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
一、从有声语言到文字语言：文明传播的变迁
在人类诞生的鸿蒙之初，身处地球各区域的人类聚群而居，在逐渐进化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生存环境和协同劳动的需要，最终形成了音符与意义相结合的声音符号体系，这一在有限时空内进行具身性交流的语言工具。有声语言的诞生，是人类实现从动物传播向人类传播巨大飞跃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传播思想的起源。
基于人体发音器官进化而形成的有声语言，因其主体伴随性、转瞬即逝性和空间偏向性，无法跨越时空的藩篱，因而在人类不同群落共同生活劳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鲜明的地域性、社会性和差异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人类社会在早期个体远距离流动、有声语言记录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只能在特定群落的内部时空进行传播，跨区域、跨群落、跨语言的信息传播只是偶然状态。
随着文字语言的兴起，有声语言获得了新的书写载体，也因“述而不作”或“身后腹语”①而实现了跨时空传承。后来，尽管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在空间范围内得到极大拓展，有声语言的部落化和差异性特征却延续至今，需要借助储存介质和翻译工具才能实现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往。显而易见，在借助有声语言进行传播与交流的时代，人类散居在地球不同区域，探寻各自文明的发生轨迹，在几乎难以实现远距离和跨时空传播的前提下，奠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多元共生、多线并进的演进格局。
文字语言是具有特定能指与所指关系，可保存、可复制、可携带的符号系统。它第一次让人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借助身体之外的语言符号克服时空障碍。它与有声语言互为补充，共同完成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文字语言相对独立，拥有自己的生成能力和演化规律，形塑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它第一次让人类掌握了记录和保存信息的传播技能，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相对有声语言的主体伴随性和视频语言的高度融合性而言，作为一种独立体系的文字语言将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存在。
文字语言具有文化差异性、传播地域性和时间偏向性。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借助手写技艺还是依托印刷机械和电子通讯技术，文字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主导性的语言体系，扮演着交流、阐释、书写和记忆的功能性角色，进而借助不同的时空倾向参与形塑着不同的文明形态。②借助不同的物质载体和交通工具，文字语言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远距离传播，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空间规模的区域性文字语言传播秩序。这一秩序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古文明帝国阶段，借助文字语言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圈，比如基于汉字的中华文化圈和以朝贡体系为代表的礼仪秩序；第二，现代国际传播秩序阶段，即依托迅速发展的印刷、航海和电信等技术，借助报纸、杂志、通讯社、电报和广播等具体媒介，宣告了一个传播大众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以殖民帝国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传播秩序的形成。比如，领先完成以蒸汽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就因掌握通信技术和拥有交通网络，在全球构建起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殖民时代国际传播秩序。
虽然文字语言借助多种媒介技术有效促进了跨时空交往，但其也呈现出书写传播或印刷传播的局限。限于对知识素养和传播载体的要求，文字语言在提升人类社会交往的逻辑性和组织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压缩人类传播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倾向。文字借助可移动的媒介载体虽然空前地拓展了传播的物理疆域，在打破口语阐释权威体系的同时，扩大了社会的知识阶层，但却创造了新的信息栅栏和知识垄断，尤其是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多样化、多向度、立体式的传播需求。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虽然从审美的角度将文字也视为一种视觉形态③，但这一二维平面的视觉语言显然打破了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平衡的感官生态，尤其是将视听分离、将视觉压缩，进而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口语与书写的二元论，也为后来的更具感官整合性的影视语言，以及更具身体立体性的视频语言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如今，文字语言已经经历了从篆刻到软笔到硬笔再到键盘的多个书写或输入阶段。如果说在电影与电视主导的电子视听时代，文字语言还借助印刷媒介呈现出某种分庭抗礼之势，那么，在人类传播向无障碍移动互联和智能VR转型的当下，文字语言则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将可能成为视频语言的附庸。回顾历史，从键盘敲出第一个文字起，文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而是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视觉符号；展望未来，文字的功能将慢慢转换，退出主导地位，进而融入一个立体和智能的视频语言体系。
二、从影视语言到视频语言：国际传播的转型
（一）影视语言与工业时代的垄断秩序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基于电子技术发明更新而诞生的影视语言（又称“视听语言”），使人类拥有了更加多样化的体外语言符号系统。影视语言是人体视觉和听觉能力的电子化延伸，打破了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割裂的时空偏向，呈现出跨语言融合的初步尝试，也为更具整合性和融合性的视频语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一个面向大众传播的时代，影视语言的崛起驱动着一个国际传播垄断秩序的生成。
顾名思义，影视语言根据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可主要分为电影语言和电视语言。作为人体视觉、听觉以及空间感觉的整体化延伸，电影语言是一种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以直观、具体、鲜明的形象，以及声音和文字等综合符号传达含义的艺术语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电视语言主要延伸了人体的视觉和听觉，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是以声音、影像、文字等多种符号作用于观众视听器官的另一种综合性语言系统，拥有广泛的传播力、影响力、渗透力和引导力。影视语言很快被应用于国际传播实践，也因其高度封闭的专业性和高度复杂的技术体系等特征驱动着国际传播走向垄断秩序。
影视语言的垄断性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复杂互动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高度专业的语言体系，以构图和光效等为要素的电视画面语言和作为综合艺术语言的电影语言，均需要专业训练才能掌握，并以此来构造复杂的视觉形象，因而影视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区隔了传播者与接收者；第二，高度集中的技术体系，主要表现在制播系统和传输系统（包括电影院线和广电网络）的集中化管理和垄断化运行，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国家授权的公共媒体机构或拥有强大资本能力的私营媒体机构或电影公司才能够建设和运营这一庞大的技术体系；第三，高度复杂的技术手段，突出表现在影视制作技术的高度专业性，从技术的设计、制造和维护，到设备的系统性运用，再到行业标准的建立，都需要系统性的专业培训和长期实践；第四，高度科层化的组织手段，集中体现在影视机构内复杂化的部门分工和层级化的管理权责，以及影视管理机构在频谱分配、标准设计、内容审核、效果评估上的垄断性权威；第五，高度统一的传受关系，特别是专业、复杂且封闭的内容生产体系，结合中心化的传输体系和同质化的接收体系，往往给予广大受众较少的参与空间和解码权力，甚至将受众仅仅作为或转化为广电传播效果或电影票房评价中的结构性数据④。简言之，与影视产业崛起相伴随的是高度专业、垄断化的语言体系，以及强大的资本投入能力、技术保障能力、内容生产能力、受众控制能力和文化同构能力。
在此基础上，工业时代的影视垄断秩序突出地表现在国际影视传播的美国中心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英国依凭殖民时代的帝国传播秩序，在国际传播方面几乎可以与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平分秋色。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由英国转移至美国，美国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依托已经成熟并广泛运用的影视技术，逐渐建构起具有全球垄断性的影视产业。以三大电视网为代表的电视重工业、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重工业，都曾是美国主导全球影视产业的支柱性力量。这一主导权的建立，一方面依托冷战时期美国协助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利用发展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知识涵化机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化战略；另一方面通过美式流行文化产业的高技术水准和本土化策略，绑定和拓展全球娱乐内容市场，打造着符合文化消费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化视听产品链，并驱动着更多本土化的地方性影视中心的崛起，比如印度的宝莱坞和尼日利亚的诺莱坞。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源自美国的影视工业在培育全球受众标准化的内容品味的同时，也系统性地传递着美式价值观，塑造着跨越文化差异的不同代际受众，尤其是每个时代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倾向，因而带有同化全球媒体文化的潜在效力，在历史上也导致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文化保护主义为原则，对美式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批评和抵制。因此，在工业时代，上述本土化和全球化逻辑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全球市场和一个稳固的美国霸权。
用电影传递价值观、用电视输出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也是这一垄断秩序下视听传播的语言格局。美国借此设定着影视传播的行业标准乃至准入规则，向外输出着媒体制度、运营模式、专业知识体系和文化消费习惯，并借此牢牢掌控着国际话语权。在新一轮语言革命进程中，美国不仅继续捍卫既有的传播秩序，更在努力争取新的主导权。
（二）视频语言与信息时代的开放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兴起，上述垄断秩序出现松动的趋势。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影视语言的使用变得愈加开放且多元，一种将语言使用权从剥离到归还的统合性、综合性语言正在诞生并普及，那就是视频语言。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并兼具综合感官效应，视频语言呈现出显著的符号综合性、形态融合性、场景多样性和意义共享性等特征。在这个语言革命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也逐渐走出固定已久、积习已深的垄断传播格局，在本土和国际层面朝着一个开放传播秩序进行着历史性转型。
这一转型包含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影视语言从垄断走向开放，视频语言从泛化走向独立。
1.影视语言从垄断走向开放
第一，视频语言的创造和使用不再囿于传统的影视门类，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趋向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的扁平化。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为视频语言的多样化尤其是二次元转向提供了平台。视频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也因此进入一个PGC、UGC、PUGC，以及更具整合性的AGC⑤等共生的新生态。第二，在数字压缩技术的支持下，传统影视在生产和传输领域的物理局限被打破，有限的频谱空间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资源，数字化存储和解码的载体变得更加多元和便携，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影视生产更多的自主权，并挑战着垄断性的传输渠道，形成了众多横向的传播网络，以及离散的、群集化的影视消费文化。第三，从接收端而言，随着可移动的、可存储的、网络化的终端的流行，依托于电视网络的线性产消机制和依托于院线网络的集中化消费模式遭遇增长瓶颈，如何有效回应群体化乃至个性化的信息消费需求成为一个广大而立体的视频产业面临的崭新课题。第四，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信息产业兴起为新的经济门类和社会范畴，传统的影视产业需要在新兴技术架构下，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上，重新定位自身的行业属性和功能范围，主要表现在运用网络技术拓展视听传播的接收边界，孵化内容产业服务新兴的网络视听需求，以及战略应对快速崛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后者将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扮演重组整个视频生态的新兴垄断者角色。换言之，在开放秩序下，传统影视产业与网络视频产业并驾齐驱，也为后来的资本化和平台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视频产业呈现出更加深度的互联与融合，一方面表现在各国视频产业依然在全球市场延续着美式垄断格局，借助新兴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主义对视频语言和视频传播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孵化出区域性的新传播主体，以及更加具有自主性的产业发展政策，欧洲发达经济体，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等都展现出充满内生增长力和区域影响力的视频发展新动能，推动构建了一个多中心、开放式的全球视频产业新格局。与此同时，来自互联网的视频传播新动能也正在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解构和重组着曾经的垄断秩序。
其中，中国以其庞大的内部市场、快速的技术革新和稳定的发展政策，塑造出一个自给自足、守正创新、普遍服务的影视产业，也激励着互联网企业不断进入和升级网络视听服务，从而造就了覆盖大屏小屏、打通网上网下的大视频生态。与此同时，在文化走出去和媒体走出去政策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影视产业也不断借助政府之力或市场之手，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着技术方案和内容产品，在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繁荣、推动国际市场多元化进程、提升中国视频产业认知度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国家化或民族性的表述并不是在一个开放秩序下重建或返回一个垄断格局，而是凸显出孵化自中国市场的一种视频产业的新式而多元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以普遍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为主要特征。恰恰是内化了对工业时代影视格局垄断性的反思和超越的中国经验，为一个视频天下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认知论基础和实践性根基。
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传播全面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平台社交化、传播语言视频化的三大转向。原先由特定专业机构乃至特定国家垄断使用的影视语言，成为各国共享的资源和人人共享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一个视频天下的新秩序逐渐拉开帷幕。
2.视频语言从泛化走向独立
视频语言是身体全部感官的系统性延伸，是融合了有声语言、文字语言和影视语言的综合性语言系统，并将在未来发展成为一种支撑虚拟与现实同构进程的融合性语言体系。
在视频天下时代，有声语言因其建基于人体内在发音器官而具有主体伴随性，将继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并与视频语言融为一体。文字语言将被整合进这一新的语言体系，逐渐退出主导性的语言地位。影视语言因其使用者的垄断性和中介性被不断解构，整体将日渐式微，但其传播主体依然拥有专业的生产力，并被特定群体和组织所需要。当即时视频通信无处不在时，鸿雁传书将走进故纸堆；当视频化信息可以海量存储时，纸质文档的价值将逐渐弱化；当视频语言培育的具象立体思维已成定势时，文字语言培育的抽象线性思维则可能式微。随着视频语言日渐流行，未来，人类将面临文字语言何为、价值何在的困扰。今天我们经常出现的提笔忘字、欲说忘言的窘境，也许是视频语言时代中文字语言即将遭遇窘境的隐喻。视频语言因其立体性重新激活了人类借助以视觉为主的综合感官系统进行传播的天性，但却以强大的连接力、计算力和环境的构造力，突破了人类之初视觉传播的身体边界和时空局限。
对国际传播而言，这一融合时代的视频天下秩序是对信息时代开放秩序的延伸和超越。如果说开放秩序的本质是多样化和互联性，那么天下秩序的本质则是共生性和互构性，塑造这一天下秩序的是一个基于全面互联、立体融合、万众创新的智能化视频传播环境。未来，当无障碍高速移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智能制作、传输和呈现系统成为传播平台，智能VR将成为无缝连接虚拟与现实的界面环境。在这套立体视频技术的支撑下，人类将进入一个今天被称为“元宇宙”的虚拟与现实同构的新时代。届时，身处不同时空场景的群体或个人，将可借助智能化和立体化的视频传播场景，突破时空障碍和语言隔阂，进而推动全方位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塑造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新式全球化认同。
智能视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实时互联所构造的物理意义上的高度连接性和精神意义上的高度相关感，以智能VR为代表的元宇宙环境，将在全时空场域打造一个没有疆域和文化边界的内容景观和关系生态；其次是数据计算所搭建的所有人服务所有人的智能产消平台，数据化的需求被计算化的产制所满足，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回声室，却显著地突破了过往影视传播目标的模糊性和服务的单向性；再次，智能环境下的视频语态表现出丰富的、有机的多模态性，这既是对垄断时代中标准化影视产业的否定和颠覆，也是对后来基于互联网的多元但混杂的视听产业的修正和超越。在上述意义上，视频天下秩序就是一个基于视频这一智能时代的最强流量池、最大数据库和最立体场景所构造的一种服务最广泛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需求，同时也借助计算科学而尊重群体和个体差异的新式全球传播体系。
简言之，在工业时代，影视的专业制作和大众消费曾经参与塑造了美国的全球垄断格局；在信息时代，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视听传播则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全球开放趋势；在正在到来的智能时代，独立的视频语言和立体的视频传播将助力虚实同构和无界交往，超越文化差异和语言区隔，国际传播将最终走向一个视频天下的新秩序。在智能媒体为环境、虚拟与现实走向同构的未来，以智能VR为代表的视频语言，将超越既往的语言体系、媒介载体和内容业态，成为社会媒介化进程中的信息传播新形态。基于此，视频传播将成为国际传播的流量生产力和秩序转换者，在赋权大众传播创新的同时瓦解着传播大众的工业垄断旧秩序，在下沉信息技术应用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人人共群、共场、共景新秩序的形成。智能化、立体性的视频传播越来越接近人类原始，回归一种自然的信息传播和文明交往状态，使天涯咫尺、意义共生、地球同村、命运与共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伴随着语言的革命，人类社会的传播形态也发生着历史性变迁。语言的革命既超越也重塑了时空，推动着人类社会进行着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到重新部落化⑥，以及未来的虚实同构的新部落化的转型。借助无障碍移动传输和智能VR技术，立体化、沉浸性的视频传播将让人类回归鸿蒙之初，重新激活人类借助视频语言进行传播和交往的天性。诉诸人体全部感官的系统性传播革命，即便滥觞于传统影视的工业化发展历史，却也直到智能VR时代到来时，才彻底发生。
三、中国国际传播的视频化转型
未来已来，现在正处于国际传播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基于已有发展势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高度重视视频语言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中的作用，实现国际传播的视频化战略转型。这一视频化转型植根于中国蓬勃发展的视频产业及其多元创新势能，能否推动这一本土势能向国际传播领域全方位延伸将决定着中国国际传播视频化转型的成败。
截至2021年6月，中国的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占网民整体的93.4％，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6.38亿，均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态势。⑦从长视频到短视频到中视频，再到多样态的流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视频传播在中国呈现出全时空、全领域、智能化、全龄向的发展新势能。全时空指的是视频传播对工作场域和生活场域的系统化渗透；全领域指的是视频传播在主导传统媒体场域的同时，也扮演着社会媒介化和信息化的中介性角色，尤其体现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多功能拓展上；智能化指的是信息计算机制或者说算法中心逻辑对视频传播供需关系的自动化匹配；全龄向指的是视频传播平台将全部年龄层——包括数字原住民和跨代际的数字移民——作为链接和服务的对象，并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参与提供了接口、界面和工具。
基于上述势能，源自中国的视频传播平台体系也依托技术优势、国家战略和市场策略，不断走向全球，向世界各国提供优质的公共信息产品和公共传播平台。比如，基于苹果应用商店和谷歌应用商店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0月，来自中国的腾讯、TikTok和爱奇艺的三款视听产品均进入全球使用量前十位。⑧TikTok的全球月度活跃用户在2021年9月达到10亿，比2020年7月增长45％。⑨尽管依然面临着国际传播固有市场格局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构性困境，源自中国的视频传播平台的国际传播却在坚守伦理高位的前提下，在下沉式、智能化技术服务的加持下，取得了来自国际市场和国际用户的广泛认可。这一方面表现在传统媒体，如新华社和CGTN在海外市场的网络搭建和服务拓展；另一方面表现在新兴数字平台，如TikTok、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在全球市场的区域化创新发展，进而形成了与源自美国的数字平台系统的并驾齐驱之势，甚至导致了有关平台地缘政治⑩的政策和学术争论。
在全民参与国际传播的视频时代，中国可以借助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向视频传播转移的历史契机，发挥数据驱动、算法治理、泛媒功能、大众创新等比较优势，引导国际传播走向视频天下的全球传播时代。
就数据驱动来说，与传统影视产业依托的小规模数据集尤其是来自传统受众调查的数据不同，基于快速普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字应用平台，视频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大数据的重要生产力，成为最具活力的网络化、社交化和智能化生产力。而这一角色的达成与中国本土的两个基本国情存在着深度绑定关系：一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先导，强调信息传播技术在经济信息化和社会媒介化方面的主导性作用，因此给予互联网发展一个宽松的内部政策环境；二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数字化移民的过程中迅速转型为大数据生产力，并借助互联网平台的网络效应打造出规模空前的数据量级，也以其活跃的网络行为滋养和提升着平台的算力。简言之，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庞大的用户规模驱动着视频传播的数据化转型，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算法正在成为视频内容和视频服务的主要生产力和新把关人，智能技术在生产、存储、分发、使用和评价的全流程应用已经或将成为未来视频产业的新的常态。基于此，以视频传播服务为先导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快速实现了跨国拓展和全球经营，运用优秀的算法技术和强大的算力成为智能时代全球数字平台的创新增长点，也服务于世界范围内多元虚拟社群的建设和运行。
就泛媒功能来说，视频传播已经突破了影视或视听行业的身份区隔，成为信息娱乐、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架构，突出表现在“视频＋”的全领域应用中。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在后疫情的背景下，社会的平台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步伐显著加快，但在中国，这一进程更加迅速和广泛，视频产业的多边属性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基于这一平台化潜力，一方面，智能化的视频传播充分融合了传统的影视行业，将有力推动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的大视频格局和大视频战略；另一方面，网络化的视频传播平台携其庞大的流量基础和优异的计算能力，将为多样化的国际交往（比如外交和贸易）提供全方位的视频服务和数据支持。这一泛媒化或中介化（intermediary）的角色转型将有效融入基于视频平台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就大众创新来说，这是定义视频传播国际秩序的最突出特征，也是奠定视频天下时代的最基础原则。从时代变迁的视角而言，如果说属于美国人的工业影视时代是等级制和垄断性的，那么属于中国人的视频天下时代则是扁平化和公平性的，后者所释放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传播与发展潜能是历史空前的。不管是快手的下沉式、地方性拓展，还是抖音的精英式、全球化增长，都依托于传统媒体之外的大众生产力。这一生产力主要依托两种新型的视频传播机制：一个是庞大的自媒体生态及其形成的多元化网络社群；另一个是蓬勃发展的MCN机构，后者扮演了一个介于机构媒体和个体用户之间的流动的生产力组织者角色，是大平台之下的小平台。
基于这一全民视频、人人视频的创新动能和视频语言的文化可通约性，源自中国的视频平台正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着新的人人互联的视频传播景观。以TikTok为例，这一数据化、社交化、本土化的平台不仅快速收获了跨地域、跨文化的庞大用户群，更为熟习工业影视单线传播和网络视听集中接收的全球受众提供了一个开放性、计算性、互动式、定制化的另类视频传播环境，并以其卓越的算力和智能化机制，持续将全球用户转型为视频传播时代的产消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依托数据驱动、算法治理和大众创新等优势，将有可能引导世界构建一个视频天下的新秩序。
因此，蓬勃发展的视频传播平台为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带来了全新的历史性机遇。视频作品的多模态性、视频语言的超文化性、视频传播的跨平台性、视频接受的全场景性、视频处理的大数据性，以及视频文化的多次元性，将驱动一个基于大众创新和全民参与的中国国际传播视频化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视频传播的助力下，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才能有效落地，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也才能更好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进而“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在这个大格局和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视频语言应成为一个核心的战略要素，视频传播应成为未来的战略目标。强化基于视频语言的供给侧设计及结构性改革，必将推动媒体融合持续走向深入，也必将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开辟新蓝海。未来，在视频语言形塑的虚实同构环境中，一个跨越全球的视频传播共同体将会逐渐形成，也将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美］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页。
②张虹：《文字传播与文明：基于两种文字系统的起源、发展和特征》，《新闻战线》，２０１９年１月（下），第４１页。
③陈海：《伊尼斯四大媒介形态的审美趣味》，《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５９页。
④［英］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刘燕南、李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页。
⑤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现代传播》，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４页。
⑥［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２页。
⑦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８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9/P020210915523670981527.pdf,2021年9月15日。
⑧TikTok:Tencent Video Among Top 10 Apps in Lifetime Consumer Spends.https://www.techinasia.com/youtube ahead tiktok consumer spends live steaming apps.2021-10-18.
⑨Statista: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Users (MAU) of TikTok Worldwide from January 2018 to September 2021.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67892/tiktok global mau/.2021-10-13.
⑩Joanne E.Gray.The Geopolitics of “Platforms”:The Tik Tok Challenge.Internet Policy Review,vol.10,no.2,2021.p.16.
⑪Jeroen de Kloet,Thomas Poell,Zeng Guohua & Chow Yiu Fai.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Infrastructure,Governance,and Practice,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3,2019.p.249.
⑫Thomas Poell,David Nieborg & José van Dijck.Platformisation.Internet Policy Review,vol.8,no.4,2019.p.7.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