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波 赵思超｜阴谋论：国际传播现象及心理学分析

摘 要：

阴谋论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本质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真相被遮蔽，或人为制造的结果。从传播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阴谋论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逆反心理、“使用与满足”的大众心理以及小集团思维是导致阴谋论在国际传播领域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阴谋论；国际传播；心理学分析

一、阴谋论及其研究回顾

二、国际传播中的阴谋论及其本质

（一）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

（二）真相被遮蔽

（三）被制造的阴谋论

三、国际传播领域阴谋论的心理学分析

（一）逆反心理

（二）“使用与满足”的大众心理

（三）小集团思维

四、结语

阴谋论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而较之前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社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传播领域之所以出现各种阴谋论，既有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环境原因，也有其产生的主观心理来源。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特别是传播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对此类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牛津英语词典》把阴谋论定义为“将已发生的事或现象视为因既得利益者在背后密谋而导致的一套理论，特别是认为某种隐蔽但有影响力的机构要对不明原因的事件负责”[1]。阴谋论的雏形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隐约可见其踪影，各民族流传的神话故事其实已经具备了阴谋论的核心要素：用自己能够理解的知识积累，去解释未知的领域，最终得到一个逻辑似乎能够自洽的故事。美国报纸中最早使用阴谋论一词是在1874年针对比彻·蒂尔顿丑闻案的报道。传播学意义上的阴谋论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6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解释和回击关于肯尼迪遇刺案衍生出的种种猜忌而颁布的1035-906号文件。史密斯认为，CIA的文件和《纽约时报》的五篇报道使得阴谋论一词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用语。[2]

西方学界关于阴谋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德国社会学家塔尔曼认为，早期针对阴谋论的学术兴趣的出现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崛起所带来的影响。[3]美国学者邦泽尔等将阴谋论视作极端主义的症状，并担心它对多元文化国家造成威胁。[4]此后病理学的研究范式在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提出妄想症候（paranoia style）后开始出现，他认为阴谋论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小群体内的现象，威胁到了民众对于自由和民主的共识。他还将阴谋论定义为对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作出的未经证实的、不太合乎情理的说法，该说法宣称事件是权力群体秘密联合策划的行动。[5]霍夫施塔特的理论为相关学者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和把握的范式，并被应用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在第二阶段，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涌现出对阴谋论的极大兴趣，学者开始对之前的病理学范式进行谨慎的质疑和讨论。心理学界对阴谋论的兴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而政治学则更晚一些。早期对于阴谋论的研究将有缺陷的性格视为阴谋论者的特征，并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后续有学者提出偏执、精神分裂、多疑、愤世嫉俗等被损坏的心智以及五大人格差异（Big Five personality differences，主要是神经质、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尽责性）来解释阴谋论者的性格特征。[6]美国学者桑斯坦等认为阴谋论是某种残缺的认识论（crippled epistemology）的结果，一般出现在人们缺乏充足的信息或是没有对信息进行适当处理的情况下。[7]《个性及个体差异》期刊的一篇论文表明，在松散的家庭结构中长大，且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关系淡漠的人往往更易于支持阴谋论。[8]另一方面，关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种种阴谋论刺激了政治学者对于此话题的研究。有相关学者认为个人的政治信仰以及其特定的处境决定了人们会相信哪种阴谋论，而阴谋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广泛传播。政治学者反对在心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将阴谋论归因于性格缺陷的观点，他们认为错误的信息作为阴谋论的成因是可以被修正的。[9]英国社会学家内菲斯强调了阴谋论的政治性质，认为阴谋论主要是为了尝试揭露社会群体中“真实而隐蔽”的权力关系。[10]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则更加关心社会事件和流行文化在阴谋论的制造和消费中所起到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论的视角。美国社会学家高柏发现阴谋论已经深刻融入美国电影、电视媒体和互联网中，并研究了阴谋论是如何使得更多人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11]文化研究学者反对霍夫施塔特所谓病理学范式的研究，他们认为对于政客和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权利、身份认同的迷茫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原因。[12]英国学者伯查尔认为，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官方和民间的知识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模糊；且由于“9·11事件”的发生，阴谋论被更广泛地接受。[13]

除去影响因素，西方对阴谋论的测量和影响的研究也发展出较为完整的体系。中国心理学者白洁总结了2010年以来西方不同学者编制的阴谋论测量问卷，其中，布鲁德尔等编制的阴谋心态量表通过单因素的结构设置和一般性的表述策略相较于其他学者的量表更为客观准确，结构效度和重测信度被认为良好。[14]英国学者布鲁德尔等提出的阴谋思维问卷调查将问题数量缩短至五道，并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地进行跨文化式的应用。[15]这种实证的方法给我们未来深入探讨国际传播领域的阴谋论及其效果测量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

在阴谋论的影响方面，健康、政治和环保被普遍认为是阴谋论最容易施加影响的三个领域。英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等认为阴谋论对健康、人际关系和安全等个体生命维度的要素具有重要的影响。[16]但阴谋论的影响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例如，德国心理学家伊姆霍夫等就发现，阴谋论也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助推器，例如它可以推动一场抗议活动的组织和开展。[17]

国际传播是一个极易产生阴谋论的领域。互联网将世界聚合为地球村，阴谋论也借由信息的传输将其自身延展至国际传播场，刺激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情感。阴谋论往往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伴相生，有的阴谋论可以绵延数十年而仍然拥有受众市场。以公共卫生事件为例，历史上14世纪的欧洲鼠疫、20世纪西班牙流感，以及21世纪的新冠肺炎疫情，针对这些疾病的起源和传播渠道都有大量的阴谋论产生，也因之导致了群体性恐慌和非理性行为。分析每一种主要的阴谋论会发现，阴谋论的本质或是信息的不对称、不充分，或是真相的被遮蔽，或是被制造的阴谋论。

（一）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

互联网的普及并未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家发达程度、个人受教育程度、性别、城乡差异都影响着信息的可及度，而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长期运用也在改变着群体接收信息的结构和质量。政治心理学家杰维斯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社会中，人们由于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信息的不充分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产生错误知觉，[18]而阴谋论就是常见的错误知觉的一种。在面对解释外部事件的需要时，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常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失控感和不确定感，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能则要求人尽可能去理解周围的环境而避免突发状况带来的危险，这两者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当阴谋论以全知视角提供一种看似有理有据且易于把握的解释时，缺乏信息的人群就更倾向于通过相信阴谋论而满足他们“控制”外部世界的需求。巴尔昆指出，阴谋论的诱人处之一就在于，它宣称能够解释制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事，它们让这个原本混乱无序的世界看上去十分合理。[19]据统计，在有关MH370失联事件的信息中，有43%的内容为“阴谋论”。[20]部分原因在于，对普通民众来说，“远程接管说”和“美军击落说”等“阴谋论”相较于复杂的客机通信原理、海洋搜救等专业知识更易于把握和理解，也更容易化解其内心因信息缺口所造成的失序感。

（二）真相被遮蔽

阴谋论的本质有时表现为真相被遮蔽。这种遮蔽往往由权力的一方施加，常伴随有一定的政治意图或谋划。遮蔽掉的信息使得整个事件的原貌支离破碎，但也无意中建构出权力方试图掩盖真相的新的传播图像，这更加深了民众对于掌权者的不信任感。而当个体的认知闭合需求不断增高时，则会倾向于相信阴谋论所提供的解释。例如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遭遇刺杀身亡后，美国国会通过《肯尼迪遇刺档案记录收藏法案》，要求有关肯尼迪遇刺案的全部500万页机密文档在25年后才能陆续解密，但直到2017年，仍有约3100份的文件被雪藏。美国权力机构对信息和真相长期有意的遮蔽致使此后数十年间关于肯尼迪被刺杀的诸种阴谋论盛行于世界各地。201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有51%的美国民众认为刺杀肯尼迪的是一个巨大的秘密阴谋组织。由此可以看出，当对特定事件有强烈认知闭合需求的人群遭遇真相被故意遮蔽的情况时，阴谋论就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三）被制造的阴谋论

国际传播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竞争，其中也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对话语权高地的争夺。阴谋论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偷窥式的甚至“妖魔化”的知识有时被有意图地制造出来以达到歧视或贬损某个国家的目的，这是国家外交战略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媒介化展现和工具性应用。在阴谋论制造、发展和扩散的一系列动态过程中，不仅会对被攻击的国家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阴谋论制造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政策的理由。[21]例如，美国政府炮制的“武汉实验室泄露阴谋论”，通过“武汉病毒”等极具负面意味的话语选择和毫无现实依据的材料罗列，在各种媒体构成的公共领域中经由美国官方渠道设置议程，大力传播，在模棱两可的非理性氛围中将错误的信息建构入受众的认知，企图通过舆论坐实“病毒从中国起源”的结论，最终引导国际受众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在此过程中，美国利用特定的话语和被生产的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霸权意图实现对中国政府的道德压迫。美国政府制造这一阴谋论的目的还在于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赢取选民支持、迎合民众的仇恨心理，为人们提供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当然也不排除有掩盖疫情真实源头的动机。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客观原因在于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经由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而演化遗留下来的基因所决定的。阴谋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中国一些学者在梳理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时，总结出阴谋论与随和性、开放性、直觉思维、秩序需求等人格、认知、动机因素密切相关。但国际传播领域的阴谋论的产生和存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成因以外，还有传播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成因。指出后两种成因，或从此开展有关信息传播、国际传播的分析，有着更大的学术拓展意义。

（一）逆反心理

《心理学大词典》将逆反心理定义为“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即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22]由受众逆反心理而导致的阴谋论实质上是信息不对称、不充分或真相被遮蔽导致的，有时也出现在被制造的阴谋论当中。国际传播中导致阴谋论产生的逆反心理不同于人际交往间的逆反心理，其实质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矛盾产物。具体来讲，逆反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有大众的好奇心、对权威的信任缺失、受众个性等。[23]

首先，好奇心理是传播心理学中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意指要求获得有关新奇事物或新奇现象的心理状态。阴谋论同谣言八卦有着相似的风格特质，都是凭借颇具揭秘感的互动仪式吸引受众参与其中，并赋予受众一种由窥私欲和猎奇心理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快感愉悦。当主流信息源对某一事物采取禁止或否定的态度时，大众的好奇心便会得到激发，继而产生逆反心理，不顾一切地寻根究底，试图找到隐藏在表面以下的“深海奥秘”。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人类对于意义和真相寻求的偏执：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是一些几何形状之间的互动，我们都要给出明确而且肯定的回答。[24]

其次，权力机关保密工作的增强和其不法行为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众对权威的信任缺失。在西方，这也使得一些人放弃代表资本和权贵利益的大型媒体转而把目光投向号称掌握“独家消息”和奇闻逸事的通俗小报。阴谋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是基于历史事件而对当前形势作出的模糊解读，这极大程度满足了人们对政府未公开行为的内心想象。在阴谋论的传播中，这种逻辑类似于“你过去做了那件事，那么现在的事情也一定和过去一样”。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对权威的信任缺失与阴谋论流行性之间的关系：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1964年的77%开始直线下滑至2019年的17%[25]，而这段时间正是各种阴谋论不断涌现、学界对阴谋论兴趣不断攀升的阶段。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公信力较弱的政府或机构会将民众的信任消耗殆尽，最终导致群体规模性的逆反心理以及阴谋论的广泛传播。

再次，受众对于个性的追求使得一些人通过否定权威信息的方法来获得一种由标新立异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有研究发现，容易沉迷于阴谋论的人对于保持个人独特个性和与众不同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恋化需求，他们自认为有能力接触到罕见信息，或者知道对特定事件不同的“秘密”解释。英国学者迈克尔·毕利希早在1984年就曾指出：“阴谋论能够提供隐秘、重要且即刻生效的知识，因此笃信者会立刻成为一位专家，拥有即便真正的专家也未掌握的知识。”[26]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所谓知识或“真理”的掌握能赋予阴谋论信众以权力天平上的砝码，尤其对原本受教育程度不高、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来说，阴谋论就像漂浮在空中的权力能指，而对权力的抓取则能够给他们带来暂时性的地位反转和跃迁。在国际传播的话语情境中，这种对个性表达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往往还伴随着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利己主义的渲染和驱使，从而陷入相信或不拒绝阴谋论的思维。

（二）“使用与满足”的大众心理

阴谋论得以形成和泛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阴谋论的建构机制与人类在面对媒介时希望获得满足的心理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吻合，其本质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而导致的阴谋论。“使用与满足”理论首先由卡茨提出，其站在受众的立场并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强调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人们接触大众传播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以满足需求为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和信息的行动。当大众面对重要但信息相对模糊的事件时，对于认知的心理需求就自然而然地推动个体转向更广阔的媒介空间以寻求满足。事实上，主流媒体并非掌握全知视角的“上帝”，它更多的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过滤和筛选的“把关人”。在以5G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媒体时代，虽然国际传播场中的信息更迭速度越发加快，但不同国家的主流媒体往往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媒介现实，再加之媒体工作者职业素养的参差不齐、权力机关对媒体机构的政策干预，使得信息在实际的报道中往往存在多个事实和逻辑上的空白，也就给大众认知留下了一定的真空地带。阴谋论在这个薄弱环节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种认知情境来满足受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它宣称在看似普通的事件背后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组织力量和更为隐蔽的权力形态。因此，“信息饥渴”的大众转而接触和使用各种小报、论坛，沉浸在看似有头有尾、有理有据的分析中，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献祭给阴谋论者编织的所谓“真相”之网。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阴谋论根植于现实事件但又不同现实一样复杂，它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简单理解世界的认知图式，而当人们套用阴谋论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时，一切蛛丝马迹又似乎都在佐证着阴谋论本身，使其成为一种内循环自证的机制。这种认知方式也使人们无视、屏蔽、篡改一些与阴谋论相悖的事实。例如，相信新冠疫苗阴谋论的人不会去关注科学实验的结果和疫苗的有效性统计。这毋宁说是“使用与满足”心理与阴谋论结合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亦即个人偏见的加深。

此外，“使用与满足”的心理也常出现在公众对于重大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情况下，情感作为一种感性需求在其中推动着人们寻求特定的媒介和信息进行宣泄。情感社会学有理论认为，情感总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指导决策，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27]例如1997年英国黛安娜王妃的离世引起全世界公众的悲伤，而后尽管法国官方公布了黛安娜的死因，但仍有多个版本的阴谋论广为流传。当主流的信息渠道无法完全弥合这种情感的涌动，群体中也就容易滋生和传播阴谋论的信息来迎合大众使用媒介和满足情感的需求。

（三）小集团思维

“小集团思维”由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意指小范围内的群体为了谋求和谐与一致而作出非理性或有缺陷的决策的一种心理现象。[28]由小集团思维产生的阴谋论，其本质实际上是掌握话语权、决策权的小集团和决策层刻意制造的，通过新闻发言人、主流媒体、政府要员在各种场景中的言论，把小集团的判断、立场和思维强行地灌输、传播给大众，以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开始制造新冠肺炎疫情溯源的阴谋论，动用权力中心人员、媒体，向世卫组织施压，不断要求对中国展开所谓独立的新冠病毒溯源行动。英国学者史蒂芬斯的一项数据研究表明，美国关于“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相关推特转发量的地区份额（location quotient）均在平均值以上，在美国南部的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高份额的指标。[29]进一步讲，疫情溯源阴谋论一来改变了世卫组织关于疫情溯源的方向，转移了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关注；二来表达了美国社会上反华反共的政治意识，确保两党在相关问题上不被对手攻讦。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权力中心在决策时并不关心客观事实如何，而只是谋求小集体的团结和凝聚，哪怕是对真相进行遮蔽，或制造另外一种“真相”。所以说，小集团屏蔽信息、制造阴谋论往往事出有因，不是为制造阴谋论而制造这么简单。屏蔽信息、制造“真相”在传播学意义上对自己有极大的伤害，但如果结果能抵消这种“成本”，或超值于这种“成本”，那自我伤害也是值得的。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小集团实质上也属于奥尔森等所提出的内团体概念。[30]内团体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成员具有归属感、彼此之间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而内团体偏私，即对团体成员的偏袒和信任，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传播领域中阴谋论的成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人们更愿意相信敌对的政治团体较自身而言更有可能进行邪恶的行动，且无时无刻不对自己心怀不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最新民调，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31]。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长期存在丑化现象[32]，美国权力中心小集团和主流媒体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显然强化了美国普通民众对有关中国的阴谋论的信任。从另一方面来讲，阴谋论可以通过将内团体的负面结果如美国抗疫失败归咎于他人，从而维护内团体的凝聚力。在内群意识、从众意识等的驱使下，一些本不相信阴谋论的人群也不得不转向于接受小集团制造的“主流意见”和“主流舆论”。

回到本文开篇的视角，阴谋论是国际传播领域一种长盛不衰的现象，一些阴谋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被人遗忘，但总有新的阴谋论不断产生并且活跃在国际舆论场。“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33]在国际传播领域，阴谋论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受众对某些事件、某些国家的心理认知和事实判断，也在参与对事件、环境和国家的形象建构，有关方面面临着舆论压力，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破除阴谋论最好的办法是掌握更多的信息，用事实提出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结论，并证伪阴谋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散布的各种阴谋论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判断，对我们树立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总结阴谋论的本质以及其传播心理归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摆脱阴谋论对我们的困扰，同时巧妙地用“阴谋论”打击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