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专访16000多字，将分三部分呈现。
本期人物：
董关鹏，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他是2001以来我国官方举办国家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与应急管理实务系列培训骨干专家和主讲教师，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处置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和传染病疫情等现场和前方咨询专家团队重要成员。
身为国新办新闻发布专家组成员的董关鹏教授，于1月下旬应邀成为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处置专家组成员，参与指导和支持每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等工作。2月12日，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作为中央指导组随行新闻发布专家前往武汉，并承担湖北前方新闻发布指导工作。
6月7日，全景记录中国抗疫历程白皮书对外发布，这份3.7万字白皮书的背后，是14亿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这份“战疫”烙印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董关鹏来说，更是亲历见证了中国疫情发布机制发展。
此次白皮书专门提及，中国建立的疫情发布机制在发布权威信息方面，速度、密度、力度前所未有。
作为曾经在武汉45天，亲历44场武汉发布会的中央指导组随行新闻发布会专家，董关鹏在武汉一线见证了新闻发布的台前幕后。
对于此次疫情发布机制，“有效”是董关鹏对新闻发布制度直截了当的评价，“不仅当时有效，而且长期有效。”董关鹏说。
过去十余年，他一直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的“老师”和“教练”，而这次在前线的45天里，他与国家和湖北省新闻发布团队一起促公开、保透明，甚至把帮助发布人精准发布信息的“实务工作坊”开到疫情发布的阵前、会前。
董关鹏前往湖北武汉一线指导新闻发布工作。本人供图
在他看来，再难也要坚持每日发布，再累也要充分准备。海量信息时代的新闻发布不应该只求一日一时的成效。只要坚持直面问题、回应关切的每日发布，最终会获得理解。
谈及这40多天的感受时，董关鹏告诉南都记者，最大的体会就是，新闻发布是个好制度。无论是开发布会、接受采访、还是发布白皮书，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制度要推广、要扎根、要坚持。
“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既要做好、也要说好，让人民安心。”董关鹏说，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一线领导干部，再忙、再累也要每天拿出专门时间向公众发布；再难、再苦也要直面问题、充分准备的开好每场发布会。
此次疫情新闻发布机制有哪些经验值得今后借鉴？董关鹏专门提及“九个字”，即“时间轴、逻辑塔、证据链”，并希望能获得最多采纳与应用。他认为，6月7日发布的白皮书，是此次发布经验的集大成者，也是对以上“九个字”的再次拓展与升华，让事实与科学脱颖而出。
以下为董关鹏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全文（一）：
南都：作为学者专家，您为什么选择亲赴战疫一线？
董关鹏：专家随行处置突发事件并非是偶然，而是多年来制度建设和相关实践的常态安排。多年来国新办和很多部委、省区市党委政府的应急新闻发布工作一直很欢迎新闻发布专家的参与。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很多同事，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和经验。当然，这次我在前方工作了45天，作为专家到前方且超长时间的深度参与新闻发布工作，这是第一次。其实要是说到专家，同去前方的国新办新闻局局、处两级领导都是多年一线实践历练出来的实践高手。与他们共同组成的工作专班同行且并肩作战，我更是学到很多。
突发事件有很多不确定性，只用常规的人员配备和常态经验，完成新闻发布任务绝不是轻松的事。在本次抗疫初期，阻隔传染源的工作艰辛、救治感染者的过程艰难，连日的高强度工作，使广大防控和救治干部与专家已经相继达到他们生理、心理可以承受的极限，而他们恐怕也必须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既要做好，也得说好。所以，越是在这样最危险的地方、这样最危急的时刻，我们新闻发布专家越应该陪伴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疫情总有舆情相伴，舆情也会影响到抗击疫情的大局，所以我们要协助他们，共同做好包括新闻发布在内的应急处置工作。
南都：去之前对前方情况了解吗？
董关鹏：我是大年初一接到电话返京参与抗疫专家工作的。作为新闻发布专家，我主要是参与支持在京每日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等公开与回应工作。一月下旬，湖北省人民政府也开始每天召开疫情处置的发布会，但是屡出状况，效果不理想，屡次遭到质疑，当地同志因此而面临很大压力。根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无论有多难，前方的发布会是必须开的，这是要求，更是使命。
当时核实后，我确实了解到，疫情初期的前方有个别干部曾经出现了消极心态。他们认为，说什么都会被质疑，讲什么都要被人骂，还不如“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甚至萌生放弃或暂停每日发布的想法。
要知道，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领导干部也都是普通人，抗疫工作本身已经压力很大，再加上舆论的压力，正面迎接“疫情”加“舆情”的双重挑战，确实不易。
有曾经被我培训过的湖北干部在微信里跟我说，“累也累死了，骂也骂死了，先把事情做好吧，累死也心甘情愿，但求无愧于心。少说少骂、不说不骂……” 听到这些，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帮助的。后来了解到，也有一些新闻传播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一次或者几次发布都没有马上起到释疑解惑作用、或者整体传播效果不理想就并不要再开发布会了，甚至说开新闻发布会是浪费救治等核心工作的人员、精力和时间。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听到之后还是非常着急的。
那段时间，有关部门安排我为湖北以及全国出现疫情的省份紧急录制了四集“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实务”微课程，供相关省份的应急领导干部参考学习。我在开篇就强调了“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充分准备、坦诚沟通”的十六字原则，而通篇我则是在讲授工作方法与技巧的同时，反复强调了需要坚持发布的定力、耐力和毅力的问题。那几天，我接到了几位湖北同志的电话，他们说我讲得很好，至少给他们坚持发布以极大的鼓励。他们说，只要讲得都是对得起良心的事实和真相，即使因为语言不流畅、现场有错漏被网民骂也要坚持每天讲、不停讲。我听到了，有些欣慰，更萌生与他们共同战斗一线的想法。
说起来很巧，2月11日晚，我就接到上级通知，我将以唯一随行新闻发布专家身份加入国新办前方发布工作专班驰援湖北。12日傍晚，我们已经在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了，作为国新办工作专班随行专家指导湖北新闻发布就从这个晚上开始。
南都：到了武汉当地发现什么问题？
董关鹏：到了前方以后，围绕坚持公开和开好每天的新闻发布会这一核心任务，我们认真调研、细心观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当时的湖北存在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视不够。与平日的重视不够不同，我们知道，党委宣传系统以外的很多领导干部长期都是存在对新闻发布工作重视不足的问题。而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很多干部即便想重视，也是精力体力透支严重，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初到武汉接触到的湖北干部，几乎百分之百的力量都用在做事，也就是在抗疫核心的“阻隔”和“救治”工作中了。
通宵达旦、日复一日的高强度抗疫工作，让他们几乎没有精力再专门花时间想想怎么同步开好新闻发布会了。在疫情早期大肆蔓延的情况下，由于阻隔和救治是核心工作，对因重视不够而开不好新闻发布会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去批评他们，看他们那么辛苦，还真是有些张不开嘴。毕竟这些年参加应急发布工作而经历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我当时并不觉得突然，但我还是很替他们着急。
因为这次，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武汉、湖北和全国的公众，国内一时误解和质疑都终将会过去，但是这次还有国际的受众，特别是还有一些一贯仇华、辱华、排华的西方政客及其媒体附庸组织，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煽动仇恨等，千千万万个“锅”悬在半空，等着甩给中国，国际舆论挑战十分严峻。
第二个问题是应急新闻发布准备不足。我们一到就发现，湖北省承担每日新闻发布相关任务的工作队伍恰好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配备力量严重不足。必须说明，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新闻发布部门和人员配备数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已有的人员素质都很不错，或许可以以一顶十。短跑或许可以用他们体力和能力的爆发力，但是抗疫新闻发布从一启动，就不会再停下来了，这是一场既要数量、更要质量的“马拉松”。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调整得很快，省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由最开始两三个人，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有了六七个人。而武汉市委宣传部也紧急协调了其它处室有经验的干部对本市一级的新闻发布工作予以支持，文艺处和理论处的几位同志也都加入了新闻发布筹备工作。很快，完成策划、协调、管理和服务等一系列的人员都基本上到位了。
在工作交流中，两级宣传部门的干部们认为，平时常态发布会本来开得就不多，突发事件发布会就更是已经太久没有开了，突如其来的疫情要求湖北省的各级宣传部门的新闻发布策划、协调、管理和服务水平都需要一个全面升级和加速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是部分干部观念陈旧。四十多天的交流中，很多非宣传业务岗位的领导依然觉得“做”比“说”重要，有些业务部门的干部一再和我讲，先不必着急说，做的方面一旦忙了，就更是可以先不说。以新闻发布稿的撰写和准备为例，我们要求所有发布人要根据前一日媒体预提供的问题提前准备发布内容。十多年来，受资深发布官员和本领域专家前辈十余年的耳濡目染，我作为专家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所有发布稿在开会前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事实务必准确、数字务必精确、表达务必客观、细节务必严谨。但是总还是有一些很忙而且很累的领导无法做到。
据了解，在我们的工作专班到来之前，这种情况很普遍，之后明显的少了。有些发布人的稿子有可能是几个小时前才写的，甚至是最后一个小时用内部汇报材料临时汇总、拼凑的，不仅毫无发布的对象感，甚至在逻辑上都不能够顺理成章、自圆其说。他们知道实事求是的底线，但是流利、顺畅、易懂、生动这些要求，他们实在是顾不上了。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领导安排大家共同撰写发布稿，稿子还可以，但是领导会忙到在到达会议现场之前没有时间看稿子，一路上也都是电话会议、汇报和请示的紧急处理。一直到发布会的直播数分钟前到会场了，才是他们第一遍完整和认真的看稿子。我对他们是不满意的，但是很难不近人情的对他们说狠话。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就先要理解他们。既不能纵容任何不想公开透明的念头和想法，也不要初来乍到就全面否定这些干部之前的努力。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才是最大的变量。我最近距离的持续观察告诉我们，在湖北的四十余个日日夜夜，我接触的每一位官员都希望并支持持续的公开与透明，只是很多的官员敏于行而讷于言，或者即便想发布，也在精力上、体力上顾不上了。所以只要他们坚持了每日发布这个基本要求，我不会再苛求他们语言的精致和表达的完美。有时候，看着疲惫的抗疫干部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工作，很真实、很真切，我也会动容。有一位参加发布会的领导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口罩后边的嘴角有大水泡、眼镜和口罩遮掩下的眼角有脓肿，上场前疲惫不堪，我用一位女处长提供的湿粉帮他稍稍遮盖了一下红肿。会议开始了，在台上他认真讲解、逐题回应、娓娓道来，在他上车离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乐观和专业，想起他秘书偷偷告诉我他忙于工作几天没怎么休息而上火，我的眼角湿润了。
南都：针对这些问题，您做了哪些工作？
董关鹏：2月12日抵达当日，我就随着国新办的发布工作专班来到了发布会现场。会后专班与湖北方面连夜开了非常务实的碰头会。我们很快就原则性问题和第一阶段的工作安排达成共识，那就是再难、再累、再不容易，湖北都要坚持每天开好发布会，且要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充分准备、坦诚沟通。直面问题就是不回避热点、难点和焦点，就是要释疑解惑、就是要迎难而上。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底线，事实准确、数字精确、表达客观、细节严谨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大话、空话、满话、假话一个字都不能有。充分准备，是我作为专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要提前准备、要科学准备。而坦诚沟通，就是尽最大努力为记者参加发布会提供便利，真诚的服务好每一位报道疫情且在发布会中提问的记者。
根据发布专班的工作安排，作为唯一的随行专家，除了每周和阶段性的策划、提前一天就发布稿提出建议以外，我在每天发布会前会给提前到场的发布人进行短暂的“技术辅导”。一些之前被我培训过的发布人说，与疫情前在党校、行政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密集学习课堂相比，这是“阵前小课堂”，令他们印象更加深刻。每天，专班领导和我都会在现场提前等候，只要发布人到场，我们就都会珍惜发布会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直播前的一切准备。这里包括反复确认发布的事实与数字、反复推敲发布的字句与措辞。诚实而正直、精准且负责是这个过程的写照，这个“阵前小课堂”其实是非常互动的，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彼此在讨论中完成对发布的最充分准备。力求政策得到最清晰的解读、关切得到最及时的回应，并把被误解、错解的一切可能性调整到最小。国新办和湖北省宣的很多领导都有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的专家意见与他们的实践指导和建议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每一场的发布人和发布会。
有同行在专业的评估报告中说，2月12日之后的湖北发布会未再出现失误，这是对我们共同努力的肯定，十分感谢同行的详细观察与客观评价。实际上，有这样的结果，真的十分不易。因为，也有网友说，不失误的发布会“不好看了”。好像有些人就是希望发布会都出事似的。其实，这些意见很容易给湖北和武汉同志们坚持发布、坚持公开的内心带来波动。考虑到我们从北京来，我从学界来，在这些时候，我既要不断给予技术性的专家意见，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我一直给他们打气，鼓励每一个坚持公开、坚持发布的人，鼓励无论多忙多累都认认真真的坚持讲事实、讲科学的人。在此基础上，我再协助他们把发布会开得更流畅，最大程度减少技术性误差，让事实更突出，让媒体和政府之间减少误解，达到最高效率的沟通。偶尔，也会有一些精心准备的发布内容，没有马上制止住谣言，我们发布的事实甚至还被继续质疑和炒作。我们也会相互鼓励，因为我们发现，海量信息时代的新闻发布实在是不应该只求一日一时的成效，成功不容易，失败也没那么简单。只要坚持直面问题、回应关切的每日发布，人民群众就会看到你的心，你也就会最终获得理解。
有人问我新闻发布专家是不是跑到前方教人怎么穿衣、看镜头、举手投足，我想说也会吧，毕竟我们要顾及每个观众和网民方方面面的感受，说是多鼓励而不苛刻，其实那四十多天，我还是越来越苛刻、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严格。从态度，到内容，专家的挑剔随着实践而提升。但是穿衣、看镜头和举手投足这些真的不是我们在前方专家核心工作的内容。因为，成功发布的制胜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心里得时时刻刻放着人民，不是自己，而人民更关心的还是内容，回答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把复杂的问题说明白、讲透彻，才是专家配合发布人共同努力、集中用力的地方。
南都：作为一线新闻发布亲历者，这40多天你有哪些体会？
董关鹏：最大的体会就是，新闻发布是个好制度。无论是开发布会、接受采访、还是出版白皮书，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制度要推广、要扎根、要坚持。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既要做好、也要说好，让人民放心、安心、满意。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一线领导干部，再忙、再累也要每天拿出专门时间向公众发布；再难、再苦也要直面问题、充分准备的开好每场发布会。
某次有一位领导在跟我交流期间，说着说就睡着了，我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忍心唤醒他，听说他之前已经两三个晚上没睡几个小时了，我们那天让他睡了半个小时，他自己突然醒来还埋怨我们为什么不叫醒他。那一夜的准备持续到很晚，后来的发布会也很成功。其实，很多关于第二天新闻发布会的交流是在当日凌晨展开的，有些干部忙了一整天，突然就睡着了，这也很正常，他们醒的也很快，夜以继日地工作，就为了让事实公开、让科学传播、让人民放心。想起那些天家常便饭般的熬夜甚至通宵，也真的是艰难，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一起熬过来了。
这次疫情，很多无名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并不在医疗表彰范围之内。媒体和群众大多认为把人从死亡边缘给救回来的一线医护人员最伟大，我完全同意。同时我也想说，疾控工作一线和社区一线等岗位也是一样重要的，毕竟预防胜于治疗，不能够有效的阻隔，就会使感染者源源不断，甚至重症患者源源不断，到那个时候四万乃至四十万医护工作者支援当地救治工作也是不够的。国家后来也专门表彰了疾控和社区的同志们。
我在想，有机会的话也表彰一下这些连续出席发布会，哪怕被网民批评、质疑、甚至被国外政客谩骂也在坚持讲述英雄的武汉人民抗疫全过程的发布人，他们有的是领导干部，也有医护专业工作者。我觉得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真相，了解了彼此，建立了信任，加强了合作，并最终共同战胜了疫情。他们甚至从未期待被褒奖，却也在坚守，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的。
当然，我并不想过度夸大这些发布人和发布会的作用，毕竟做得好才能说得好。
有一件事，我还想强调，那就是在武汉参加了这么多场发布会，会前会后、场上场下，没有一个领导说咱们要隐瞒或者造假什么的。会场内外都是正气十足、真诚满满、阳光遍地。四十五个日子，他们没有让我这个挑剔的专家失望。尽管表达层面的小瑕疵依然存在，其实在我们发布专班接手指导后，也有发布人在讲话期间掉了口罩、乱了头发或者失了声音，但是都没有被网民再次判断为“失误”。我相信是群众看到了他们的真诚，他们的务实，他们的内心。所以，我也觉得，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是最有判断力的。他们在了解真相与科学之后，珍惜我们的团结、珍惜我们的胜利，并自豪的相信这一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英雄的武汉人民在全国的支持下打赢了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
我也不想过度夸大新闻发布的作用，但我也要替新闻发布说话：业务部门没做好的事不要期待我们宣传部门替大家说好，但是业务部门做好的事一定要留出来时间、认真准备的把它说好。这次疫情前方新闻发布从被动到主动，我认为后来的每位发布人都很棒。既然每时每刻都在为人民用心的做事情，不说真的好可惜，甚至将来会后悔，我觉得我们要始终尊重他们带给我们的诚意，并因此而放心。
南都：这次疫情期间前方发布会有哪些创新之处？
董关鹏：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前所未来的挑战。前方的新闻发布工作，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而是当创新成为了攻坚克难的必由之路，我们就毫不犹豫从此走过。为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和理念，为了克服诸多困难，我们必须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把“国字号”发布平台搭在武汉，也就是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国家级新闻发布会开到了疫情的一线。完成这一实践，来自于中央领导的高瞻远瞩，是中央对湖北和武汉人民的深厚感情的表现。作为实现这一创新的专班成员，我倍感光荣与欣慰。它给予人民信心、给湖北官员鞭策。
第二个创新是5G技术在新闻发布当中的应用。由于防疫要求，发布人与提问记者面对面的发布会被叫停。如果没有替代机制，我们的透明公开实践很可能就要被中断，而创新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这个创新就是利用长江云的5G技术和团队，把物理条件上发布人和记者压根不能见面的、本来不能再开的发布会给开出来了，而且一直连续开到现在，这是非常伟大的。5G发布会是通过“长江云”为所有媒体提供公用信号，它给各级各类媒体平等的提供发布会全程相同的高质量直播信号资源，无形之中也拉平了媒体之间的地位，让更多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共同报道，让新闻发布的到达率空前提升。今年五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也采取了这种模式。湖北一线发布的创新经验，已经在被推广和使用。
第三个创新是坚持向全世界进行透明公开的传播与分享。国新办两次邀请在华的境外媒体朋友们，在北京的国新办新闻发布大厅提问，然后组织一线救治骨干专家在武汉用英文举行新闻发布会，即时发布并即时回答。记者们在第一场发布会后纷纷打电话予以肯定，所以后来又开了第二场。我很高兴能够协助国新办工作专班和发布人们完成了这次国际创新。
第四个创新是把普通人请到了新闻发布大厅。国新办把医生、护士、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和快递小哥请到国新办发布会直播现场讲述他们各自在疫情中的努力。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还请了各界妇女代表讲述他们的坚守家园与抗疫斗争。作为专家，我特别乐见官方发布会上人民讲述亲身经历真实抗疫过程的氛围和局面，这些都是我由衷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南都：您此行为新闻发布总结了哪些经验？
董关鹏：我觉得要说经验真的很多。很多都是非典之后十七年来不断总结和沉淀下来的。这次的特别之处在于新冠疫情与5G舆情交织、国内国外舆论共振，在这样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挑战下，我觉得至少有“势、道、术”三个方面的经验：
一是宏观大“势”，要充分认识全媒体时代的特点，要用全媒体的高度、广度和格局去解读舆论、引导舆论。比如新闻发布会要每天坚持开，才能满足全媒体海量信息的需求，会中不分彼此的共享直播信号、会后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二次传播等，都是对全媒体时代高速舆情、百变舆论等特点的最好回应。
二是中观之“道”，要充分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闻发布会不是开给上级看的，是开给人民看的。不是完成任务的，是履行使命的。人民关心什么、担心什么，就去发布什么、解读什么。在合适的时候，还要请人民的代表走上发布台，讲述人民战争中的人民抗疫故事。发布会成功与否，只有人民说了算，人民满意就是成功了。
三是微观之“术”，要充分准备每场发布会的技术环节，力求流畅、可信的召开每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逐渐归纳并趋于成熟的“时间轴+逻辑塔+证据链”经验也希望获得最多的采纳与应用。
首先是“时间轴”，也有人称其为“纪事”。每日的新闻发布有大量的信息碎片组成，极易被一些西方政客及其附属媒体力量断章取义的使用并用来攻击我们。而将大量事实碎片有机整合的最好办法就是梳理时间轴。国家和卫生健康部门处置疫情的时间轴一发出来，很多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权威的时间轴也会替代更多媒体和民间自发整理的不完整、不准确时间轴。
其次是“逻辑塔”。整个抗疫过程中有很多逻辑，比如“应收应收，应治尽治”，没有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导致来再多全国一流的医生护士也救不过来，因为还在产生新的患者。由这个逻辑引出来为什么要建方舱医院，呼吁轻症去方舱，重症的去ICU，不要轻的重的都跑大医院，容易把医疗机构第一时间挤到瘫痪等等。逻辑也是道理，道理明白了，碎片的事实也就组合到一起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既要发布碎片，也要把碎片精细的搭建成为逻辑塔，引领大家的共识。
最后一个是“证据链”。如果没有证据链，就会不停地被一些声音质疑，比如说西方政客总是质疑病毒所是不是传染源、有没有泄露等，病毒所党委书记接受的采访、P4实验室接受路透社采访以及发布会上领导关于相关问题的回应都成功将大量证据组成有机的链条。证据确凿了、证据链条清晰了，就必然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综上，三个方面的经验其实是我的观察与思考。6月7日发布的白皮书，是上述发布经验的集大成者。新闻发布会伴随着事件本身而成为过去式，而舆论引导的效果一时可能还不一定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复、需要坚持。重复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再次“划重点”“解难点”，而且还要为纷繁复杂的内容“做串讲”。所以白皮书把我上边讲的“时间轴”“逻辑塔”和“证据链”再次拓展与升华，成为让事实与科学脱颖而出的又一次伟大力量。这些做法，当然是很好的经验。我相信国新办工作专班的领导和第三方的学界同仁专家们还会看到或总结出更多其它的经验，我期待与他们互动学习。
以下为董关鹏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全文（二）：
南都：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机制发挥的作用？
董关鹏：新闻发布的作用首先是回应关切。比如新任湖北省委书记上任后不久对外公布的疫情数字大幅度增加，中央指导组翌日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关切、释疑解惑，解读这个增加的原因与诸多细节。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务必还要强调及时两个字。
其次是议题引领，或者叫引导舆论。一场大的疫情来了以后，群众缺乏专业知识，甚至一些该行业的专家也没经历过，但是他们会比群众更早得出一些解决路径，这种时候引领话题能把大家都引领到“科学决策、客观决策、正确决策”的道路上。
第三是解读难点。对焦点、重点、难点问题不仅不能有畏难情绪，还要有必胜信念。一旦决定上发布会，每次要把难点问题尽量说透说到位。比如湖北解封后，一些关卡和管制措施要逐步撤销，最长可能要过渡数日，警方和交通厅当日就这一块重点解读，之后干部群众一次性的就接受和理解相关政策实施期间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
第四是共享事实。要把持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一个媒体和民间优先采信的“海量信息”库，这对抗疫整体新闻舆论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托底功能。放眼世界，现在靠一场发布会或者几场发布会马上结束所有质疑“定乾坤”的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5G时代最大的特点叫“海量信息”，海量信息时代对新闻发布会的效果评估而言，一定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求一时一日成效，只要坚持直面问题、回应关切，最终会获得理解。一些群众和网民会受情绪所左右、被不安全感裹挟，会就官方发布的事实提出有很多版本的质疑，甚至会毫无证据和逻辑的“反智”“反科学”。这种时候需要定力、耐力和毅力，等大海退潮后，岸上到底是贝壳，亦或珍珠，还是泥做的赝品，大家还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第五是影响世界，即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两场全英文国际对话的发布会，开启了中国和国际间密集的信息分享，甚至成为了更多国际分享与对话的孵化器和启动仪式。之后CGTN举办了数十场中国专家与海外连线的事实分享活动。
总的来说，通过这次疫情证明，以透明公开为目标的新闻发布是一个好制度。好制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效，但是要想有效，就必须得坚持。中途不能轻易气馁、放弃和退场，任何的质疑、起哄与喝倒彩，都要成为我们坚持的动力。只要策划到位、准备充分，不仅当时会有效果，关键是它长期也有效，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南都：这一次疫情大考，如果你是考官，怎么给这次新闻发布表现打分？
董关鹏：在学校我会给同学们打分，而这次的抗疫发布大考，我也应该成为被打分评价的团队成员。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才是阅卷人”。这次的难题是“疫情”与“舆情”的混合考试，我想每一位坚持在一线的抗疫者都应该首先获得过关的分数。而接下来的评价，我认为各个单位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打分评价的权力属于人民。
这次抗疫新闻发布工作是一次极限考验定力、耐力和毅力的“马拉松”。如果看全球的疫情，有可能尚未过半，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马拉松”才跑到一半而已。
从我国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湖北的新闻发布工作由弱转强，从回应关切、坚持不懈等关键要素综合评价起来，尤其是我在一线亲身体验、苛刻观察，我建议人民要高度评价他们持续百日的新闻发布努力。在不骄躁、不气馁和坚持发布方面，他们是表现最好的省份。我认为，这得益于他们新闻发布工作的最关键负责人，那就是省委宣传的常委部长、分管副部长和新闻发布处处长这三个关键人。她们从1月底2月初就开始钻研于发布，虽然历经一些波折，但是从2月底开始，根据各方评估报告，他们已成为回应关切和持续发布数量和质量的冠军。和任何一个省份相比，过去数月时间，他们遇到困难挑战最多、压力最大，所以说他们真的是最不容易的、最了不起的。
以部委来看，我觉得国家卫健委的表现排在第一名。虽然有专家讲，“谁家孩子谁抱，谁家问题谁讲”，抗疫的事情就得国家卫健委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以往数年的突发事件中，总还是有些部委没有完成处置中新闻发布的职责与使命。这一次疫情，国家卫健委做好抗疫新闻发布的诚意、行动与效果确实是尤其值得充分肯定的。
例如，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司长宋树立是拥有十余年经验的资深新闻发言人，她从疫情开始就坐镇西直门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厅现场，坚持每日发布。后来她随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团队驰援武汉百余日，在前方组织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把更多院士专家、资深官员和医护工作者策划和组织到聚光灯前，全方位的讲述抗疫斗争的方方面面，她自己反而从台前转到幕后，成为成就卫健委发布大局的幕后英雄。
在委党组和宣传司的策划与安排下，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张伯礼院士等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镜头解读进展，体改司司长兼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和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等坚持几乎每日向媒体解读最新政策。他们的流畅表达，讲科学有理有据、讲数据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有真情实感，很多群众听到看到都流眼泪了。
还有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米锋也很不容易，他与宋树立司长一南一北，各司其职。米司长留守北京，无一日缺席的连续主持了百余场国家卫健委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每日直播新闻发布会。要知道，除了发布会，他还得负责更多服务媒体和回应各方关切的工作。他们都是在挑战极限的人，为了不辱透明公开的使命，他们竭尽全力、毫无保留。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专家们统计，这些部委的主要司局，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司长都到国新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湖北省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了。
除此之外，北京、上海和广东，特别是广州市等也都做到了疫情期间的持续每日发布。北京的发布会稳重、严谨、权威，上海的发布会推出了张文宏等幽默风趣的专家，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发布会也都因钟南山院士的多次出席而备受关注。其中，北京和广州在一些突发事件后的快速反应值得称赞。在自驾车接岳母返京一事后的北京发布会反应非常迅速，直接回应。在涉及非洲籍人士在广州的敏感问题，广州也做到了当天就回应，直面问题。这两者都是值得肯定的。
南都：您怎么看发布会出现的很多“网红”，比如张文宏等人？
董关鹏：我乐见科学范儿、严谨范儿、技术范儿的人成为“网红”，毕竟“网红”代表着流量和关注。让科学与事实的讲述者被更多人追随与喜欢，这是好事。从而实现，我都在重复的目标——“让知识成为常识、事实变成共识”。与此同时，希望大家还是把他们和娱乐“网红”区别开来，因为科学“网红”一旦被娱乐化，很可能会毁掉这些极为珍贵的科普和辟谣快速通道，那就十分遗憾了。
以下为董关鹏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全文（三）：
南都：作为见证和推动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学者，如何看待新闻发布制度这一路发展？
董关鹏：我认为，今天的新闻发布制度是取得了非常大进步的，而且国家队和很多经验丰富的省市队伍是精干的、负责的。白皮书里的说明和很多专家的评价我们都看到了，本次抗疫中，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召开了更多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无一日不发布、无一日不公开，京鄂两地联动的每日发布在数量上、质量上、科学成分的含量和坚持的时间跨度上都是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的。
说来话长，我是从2001年秋开始参与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和推广的过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清华大学工作，我所在的团队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委托开始研究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应急新闻发布机制和对我国应急新闻发布策略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被要求边研究，边举办传授知识、收集反馈、完善方案的高级研讨班。所以我说，2001年到2003年是这个制度近年大发展的“准备期”，当时我们承办了后来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前身，叫“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那两年的研讨班关注了三个焦点，第一是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的常态制度安排，第二是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舆论引导全过程实践，第三是新媒体在新闻发布过程中的应用。
2003年秋，大家熟知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正式启动，一直办到2006年，覆盖全国、深入人心，制度的普遍建立基本上达到了，应该说是局面打开。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各地仅仅依靠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常态和应急舆论引导的实践，不能够满足媒体和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所以在2006年又举办了为发布会后提供纵深采访支持的全国“采访线”工程系列培训班，也就是要求发言人不仅在发布厅里开发布会，还要在发布会前后为记者提供深入采访的便利，带着记者对会上提到的内容进行纵深式了解，由平面和静态转变为立体而动态的发布“线”。 2010年，中央连续举办多个层次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从党到政、到企业、到社会组织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经全面建立。我们欣喜地看到，新闻发布让国家治理的透明公开再进一步。
然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那场发布会暴露出来两个问题，引起了领导、发言人同仁和专家们的普遍重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常规发布强，应急发布弱；二是对新媒体的特点和风险了解不够，方法和技巧掌握不足。这时候，出现一些专家和媒体人认为新媒体技术会颠覆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名无实”。在一定程度上，那一两年，很多一线发言人和专家都在反思，其实也是在默默地向新媒体技术学习、向中外创新前沿借鉴。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根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总体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很快适应了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理论拓展、实践升级。作为一项制度，通过一系列中办、国办文件和条例修订等提出的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全面提升。2013年以来的这些年，国务院新闻办每一年举行新闻发布会数量都在持续攀升，而质量也在大幅度提升。
新闻发布的课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的必修课程，一些创新的高级培训课程也被引入他们中间。比如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分管应急和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被邀请和他们的省安监局（厅）党组书记、局（厅）长和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网宣和外宣的副部长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共同学习一周实践，题目是“如何做好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学员们牢记“通过提供信息的方法引导舆论、通过服务媒体的方法获得媒体的理解和配合”这样的宝贵经验。及时提供信息、真诚服务媒体从此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一线官员们的共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一项工作的长久持续发展，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三十一个省区市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一个新闻发布做的很好的单位，也可能会因为干部新老交替、部门职能调整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制度安排、专家介入、技术支持、法规保障和监督机制等来确保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最小，而新闻发布制度本身的执行最稳健、最高效。
南都：回顾这17年，你认为新闻发布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董关鹏：制度上“从无到有”，实践中“从有到优”。这是我的概括。但是中国之大就决定了发展的不均衡，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在各地也是千差万别。从全国来看，除了国新办和各级党委政府每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且创新不断、质量稳步提升以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新闻发布自觉性、整体性和及时性都大幅提升。比如说非典时候一些官员坚持“只做不说“，哪怕他做得还行也不说，到最后只能让他们“引咎辞职”。而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事故第二天接近深夜才开首场发布会，实际上他们已经全面开战抢险救治工作二十六七个小时了，这是“先做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湖北监利沉船事故开始，我们不仅要求、且真正做到了“边做边说”。那一次，国新办也有工作专班，副部级领导带队亲临一线，敦促相关部委和湖北省发布、也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新闻发布。与723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发言人团队与核心决策与救治团队同行，且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不论第一场发布会后网络舆论如何，坚持天天开、不间断开。不断发出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扭转了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误解退去、共识显现。现在看来，“723动车事故”那次发布会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开完一场准备不够充分、效果不佳的发布会以后，就再也不开了，其实这是遗憾的。如果第二天继续再开，第三天再开，很有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家对整个事故的情绪和怨气就会因更多信息的发布而得到化解，人民群众的共识更多到回到事实和真相本身的理性框架中来。
简单来概括，就是从2003年非典时候的“只做不说”，到后来一些事故灾难处置中的“先做后说”，到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现在全面推行并在很多地方和事件处置中实现的“边做边说”，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南都：下次再遇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我们应如何避免造成恐慌和谣言四起？
董关鹏：我认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必须同步完成。那就是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工程。说到素养，不仅仅是胜任的能力，更多的也包括与之相匹配的道德素质、职业操守和使命履行。
新闻发言人和他的团队要有高水平，而新闻发言人的同事、上级则都要成为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的“必答题”和“必闯关”。
答好题、闯过关，才能真正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在5G全媒体高速舆情、百变舆论、海量信息的环境下，让党的声音最响亮、让政府的信息最可信。新闻发布制度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工程，必须要引起中央和国家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制度要更严更细、赏罚分明，工程要目标明确、推进有力。
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工程需要从党的组织和纪检部门在领导干部选拔、培养和问责方面引起重视。我关注到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从来都不出席新闻发布会，也不与媒体打交道，除了被上一级的宣传部门反复催促以外，这些官员为官一任，只要所在地侥幸风平浪静，就很有可能继续被提拔和重用。有一些单位被公布的新闻发言人甚至从来没发过言，上级宣传部门一旦问及，这些单位新变更的发言人也可能会继续执行“沉默模式”。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新闻办公室被悄悄撤掉了，或者牌子在，人员没有了，多个单位合署办公，新闻发布的职能因“不是权利、只有义务”而被束之高阁。这些“有名称无人员，有职权无考核，有违反无问责”的情况依然存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做得很好、不会这样，湖北省上上下下都在疫情中快速补短板、找差距、快提升，但是还有基层单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不仅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他们过不去，即使将来发生很小的事，也可能会因为在当地制度不完善、干部媒介素养不高而变成网民所说的“车祸现场”。
南都：透过这次疫情，新闻发布工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董关鹏：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第一，完善强制规范。即国家要给新闻发布制度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执行设立更多强制规范，要在突发事件相关的成文里边规定，不仅第一时间公开，还得在突发事件持续过程中做到每日连续公开。以前的实践是，一个单位往往认为，事情发生以后，不管怎样、不管让谁去，我安排人说了一次就可以了，好与不好都说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的新实践，必须要和国新办以及很多国家部委办局、北京、上海等地近年来处置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时正确且高度负责的措施与做法保持一致。以海量信息为特点的新舆情、新舆论环境下， 必须确保锲而不舍的坚持，用我们的定力、耐力和毅力跑赢每一场保卫国家荣誉、党和政府声誉的舆论“马拉松”，不怕重复，坚持发布。用不断的“划重点”“解难点”和“做串讲”来建立共识、巩固共识，让共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第二，提高干部素养。提高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媒介素养和公开意识。让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成为基本能力，用公开透明过程完成治理成为日常习惯。通过这次疫情新闻发布我们发现，好的地方就做的特别好，差的地方就做的特别差，我认为跟地方党委主官有很大关系。目前各地党校都已经配备相关的理论课程了，但实践课程非常匮乏。在党校里，关于媒介、应急和公开的课程，应该人人都演练，人人都过关，极大加强实践课程的比例、提升合格过关的标准。
第三，推进文风改革。一些省市区县和厅局领导的秘书班子和党的宣传部门在准备新闻发布内容的过程要进行科学的整合。我们一线的新闻发布专家在前方亲自上手最多的工作有时候居然是改稿子，我发现很多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班子擅长写文件、写报告，但是就是不擅长也不愿意写让媒体容易懂、让人民容易看的“友好”文字。某些基层机关的文秘班子，动辄就要造个晦涩的概念，且通篇充斥口号一般的“满话、大话、全话”，不仅空洞，且不留余地。我建议由党的宣传部门和党政的综合部门一起来落实以“让人民感到亲近”为目标的文风改革，官员在对人民和对媒体讲话的时候，要俯下身去，最起码得平视，甚至对人民应该保持仰视，由文件文字向发布文字、对话文字、有温度的文字晋级和改变。
第四，重视专家参与。每一个行业都有常年研究、冷静观察、理性思考和善于归纳与总结的专家学者。尽管一线工作变幻莫测，一线官员实践丰富，但是仍然容易当局者迷、局中人乏。在日常组建专家组并与其分享实践数据与信息，就有机会在应急处置中获得专家们更加强有力和颇有成效的支持。在这方面，国新办和国家卫健委都是经验丰富的、格局很大的，我认为应该推广他们的经验，让更多单位的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因集思广益、智慧升级而得到提升。
第五，用好5G新媒体。新闻发布会开好了，并非传播工作完成了。本次前方抗疫新闻发布的一个亮点就是每场发布会后的短视频传播。5G时代是视频的时代，要在会前主动策划会中适合被拍摄短视频的片段和内容，语言要凝练、鲜活和突出。会后的短视频传播可以让发布会的精髓得到源源不断、影响深远的持续传播。与此同时，借助5G技术可以实现的一切便利，都应该得到充分地应用。
本次抗疫发布中，湖北广电的“长江云”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技术稳定、录制专业、转播平稳、分享到位，虽然是临危受命，但真的做到了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大多是九零后，与抗疫中很多九零后、零零后一样，他们因为对前沿技术的娴熟掌握和敏锐前瞻，已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采纳和尊重。我相信，正如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充满动力与活力，新闻发布的理论、制度与实践也是如此，必然会不断进步。
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原文分三篇首发于2020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