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准确把握传媒在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着力培养掌握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学跨学科人才。学院以“勤政为公、学术并举“为院训，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本科即实施了学术导师制度。在科研方面，着力推行基础研究、社会实践和政策研究并重。
适应现代化发展
探索传媒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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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统合到多元协同：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模式——比较“非典”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
研究缘起与简介
本文研究源起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思。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暴发，疫情的不确定性导致谣言大量产生与传播，对舆论引导提出重大挑战。2003年的“非典”也是一次有相似破坏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在非典之后，中国开始重视起对舆论引导的研究和实践。17年之后，当与“非典”具有相似破坏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再次发生时，有必要回头看，以对比的视角回溯这17年间中国的舆论引导发生了哪些变化，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回溯、反思，也能够对未来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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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非典时期，舆论引导模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形成了多元协同模式。多元协同模式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变在舆论引导中的体现。在这个网络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及时、准确、充分地公开信息，把握舆论引导方向，构建开放的公共服务领域，积极将媒体、市场与社会纳入到舆论体系中。媒体则是中坚力量，一方面与政府充分合作，以议程设置配合政府处置行动、提供舆情监测线索、创新传播形式等方式与政府形成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媒体则充分融合市场与社会中的舆论引导力量，与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市场与社会则参与到舆论引导中，发挥其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贴近性优势，与政府和媒体形成有益配合。这一舆论引导协同网络初步具有一致的利益追求、功能和结构的耦合以及沟通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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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工智能政策目标研究——以北上杭合为例
研究缘起与简介
我国多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人工智能，科技部复函11地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各地出台相应政策来推动战略实施，未来“智能＋”将成为资源和利益的集中地和竞技场。通过对城市人工智能政策目标的研究，旨在探讨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重点发展方向与主题关注情况。新一代试验区建设政策方案各有千秋，未来的成败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多方面高水平的建设启示。
人工智能是我国蓬勃发展的新兴领域。各城市自身该发展怎么样的人工智能，对城市未来至关重要。以北京、上海、杭州、合肥四个城市人工智能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政策目标视角出发，探讨城市的人工智能政策目标关注特征及其差异并发现其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人工智能政策目标重点关注智能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对其他领域尚有欠缺。各城市应当依托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制定目标。同时也存在部分目标缺乏全面性、注意力分布失衡、部分目标偏自利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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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城市的政策目标在上杭合的深度应用多于基础建设，北京的深度应用少于基础建设，但是差距不大。与整体趋势吻合，四座城市政策目标首要关注智能经济，科技创新紧随其后，可见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对这一领域重要性。经济水平相对低的杭州合肥在智能经济目标的占比更高，杭州市更是占比接近一半。四座城市之间关注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国防安全、人文教育、智能治理方面。合肥在国防安全方面关注多于其他城市，北京在人文教育方面拔得头筹，上海在智能治理方面的关注度是其他市的几倍。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早在2017年明确发布《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纲要》，北京教育委员会2019年印发《北京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行动计划》。这些文件出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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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门户网站回应能力评估指标研究
研究缘起与简介
偶然对“首都之窗”的了解让我开始关注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对比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可以看到发展状况良莠不齐。而政府门户网站是政府回应的重要窗口渠道。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比较国内外政府门户网站的评估指标体系现状与我国当前政府回应特点和对政府回应能力的要求，构建回应能力评估指标。
本研究基于政治系统论和服务型政府理论，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从主动回应和被动回应两方面构建政府门户网站回应能力评估指标并确定权重。
研究主要结论：信息公开作为回应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对回应能力而言最为重要；回应过程民主有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主动及时等要求的重要性，在回应能力评估指标权重中得以体现。针对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政府门户网站回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从提高对回应能力评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特点构建评估指标、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搭建评估信息支持平台、建立面向多元主体的评估指标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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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评估主体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与个体差异，仅单一主体进行评估可能得到片面结果，缺乏客观与公正性。因此需要选择多元评估主体以避免评估结果与现实情况脱节。本研究在构建基本指标的基础上，提出将公民意见纳入评估体系，完善公民对政府回应行为的满意度评价机制，利用功能系数法分别赋予基本指标得分与公民满意度得分权重，从而构建多元评估主体参与的评估机制。目前的满意度评估局限于形式化问卷调查、走访。网络问政平台部分采用非强制性的“满意-不满意”评估或者电话随机回访，存在公众参与度低及一些网民恶意评估的情况且未形成机制，难以提供有效参考。当前，政府可以通过在全媒体平台发放问卷，构建政府网站和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的网上满意度评估系统；举办听证会、座谈会、进行网上评议等增加公众参与形式，构建政府回应满意度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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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国家层面智慧城市政策分析
研究缘起与简介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我国要想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充分把握工业发展机遇、开展现代化城市建设必须要走智慧城市建设之路。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尚无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始终受益于政策推动，面对这一新型城市建设模式，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的政策引导往往存在着不足，政府的城市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我国迫切需要转变城市管理方式，提供更加便捷化的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政府政策的出台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为此，有必要对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文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研究分析政策制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优化路径，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推动智慧城市高质量建设发展。
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从政策工具维度和智慧城市产业链维度对我国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利用MAXQDA软件对选取的213份文件进行信息编码，通过频率统计分析，了解现有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探究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策优化路径，针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结果，分别从政策工具X 维度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从智慧城市产业链Y维度提出完善智慧城市产业链过程，促进智慧城市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应用，更好地发挥政策工具对智慧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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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AXQDA编码之后，对所有的编码点进行内容分析，将XY两个维度的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可得如表6 所示的二维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智慧城市产业链“顶层设计”阶段“目标规划”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比较高，有141次，对“鼓励创新”、“基础设施”等也有涉及，但是与“目标规划”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相差比较大；在“建设投入”阶段，对“基础设施”、“信息支持”、“技术支持”等工具使用频率比较高，集中在供给型政策工具层面；“运营管理”阶段“法规管制”、“鼓励创新”、“目标规划”等使用比较频繁，主要集中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在“服务应用”阶段“示范应用”的使用比较多，其他工具使用较少。可以看出智慧城市政策在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差异比较明显，虽然两个维度具有交叉重叠的情况，但是不同的智慧城市产业链阶段对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不同，不同的智慧城市产业链阶段所对应的政策工具类型还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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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研究
研究缘起与简介
文化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长足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资文明的骈行并进的逻辑终点是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文化需求作为重要的民生需要，正在倒逼行政改革，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意在以改革为工具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实现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供给效能最大化，灵活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公共文化的需要。
本研究应用SSP研究范式，将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划分为决策回应层、精益生产层、监督控制层。在梳理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动因的基础上，从这三个层次审视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
随后，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性，分析在这三个层次上的困境。最后，提出突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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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要素是结构要素的依据，所以对居民的个体特性包括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素质等的了解是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前提。根据特殊利益集团理论，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居民集体与政府进行博弈的结果。
将居住区域、收入和年龄与“不满程度”进行回归分析，经逐步回归分析，居住区域、年龄移除，可见收入水平是影响北京市居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不满程度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