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外记者百年历程的政治叙事》以新闻传播业中极具代表性的“驻外记者”为切入口，通过梳理中国驻外记者发展历史构建起驻外记者的“独特政治叙事”。文章超越“叙事”本身的狭义含义，从更具延展性的角度，关涉“写作者和读者赋予历史的意义”。“无论是新闻媒体机构，还是驻外记者个人，它们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叙事——即事件、文本背后的政治属性，或者直接成为政治叙事的元素。”
作者简介
赵雪波，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松松，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专业2019级硕士生。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一部分，而驻外记者又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驻外记者历史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叙事，从这种叙事角度既可以了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隅，也可以窥探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还可以场景式地回顾中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
关键词：
中国驻外记者；百年历程；政治叙事
一
世界观叙事：“开眼看世界”与早期报纸和驻外记者
二
民族解放叙事：驻外记者是“新闻救国”的主力
三
国家叙事：社会主义时期驻外记者的国家使命
四
国际叙事：在复杂环境中扩大驻外记者的职责
“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传播可以公开带有政治性质，也可以隐含有政治色彩，或者只是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国际传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因为政治因素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1]驻外记者是由某个媒体长期或短期派驻国外进行新闻采访报道的记者，是国际传播领域中传播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国际传播的一环，驻外记者总是被动或者主动地参与到他们所报道的政治事件中去，成为各种国际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甚至成为国际交往、国际斗争等国际政治活动的角色之一。他们所报道的对象、内容、价值取向，他们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和他们所发挥出来的政治作用，都构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独特的政治叙事——特别是国际性政治叙事的一部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借用的“叙事”一词不是它本身的含义：对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2]而是有着延展性的意义，是说既然叙事是关涉时间序列的，那么一切历史都有其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和叙事意义，其中结构、内容是历史自身所固有的，而意义则是写作者和读者共同赋予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可以从历史深处挖掘出属于自己意义的成分。这即是本文标题中“叙事”一词的内涵。
近代中国最早的驻外记者是随着近代中国的报刊、新闻的诞生而诞生。彼时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一次次地打开，中国被迫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报刊这种媒体作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精神武器也在这前后时期随之进入中国。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被称作“外报”，意即由外国人创办，这成为他们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工具，但是这些“外报”以及它们的驻外记者同时也成为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之后国人兴起办报潮以后，报纸杂志又成为“新闻救国”的武器。在这期间，驻外记者扮演了独特的角色，承担了独特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职责的变化，驻外记者的政治叙事不断地进行调适和转变，跨越到“国家叙事”“国际叙事”等不同的时代模式。
无论是客观报道，还是主观评论；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莫谈国事”；无论是救国救民，还是放眼世界；无论是新闻媒体机构，还是驻外记者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叙事——即事件、文本背后的政治属性，或者直接成为政治叙事的元素。
一、世界观叙事：“开眼看世界”与早期报纸和驻外记者
近代中国开始了“开眼看世界”的进程，而中国最早的报纸也发端于这个时期，这种历史的进程和报纸的发端出现于同一时期绝非巧合，而是真正的历史逻辑。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一些官员们意识到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主的改革派们积极向国内引荐国外的著述，也搜集汇总外国的各类信息。林则徐意识到报章上信息的即时性、重要性之后，召集翻译人员从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上翻译《澳门新闻纸》的相关内容,按类别编辑成《澳门月报》，供他本人参阅。林则徐因此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也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一大批中国的仁人志士看重报刊、以报刊为工具开展救亡图存的事业，决定了报刊与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关系。魏源根据林则徐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新闻传播领域，它的意义就在于用西方人发明的近代报刊去“看世界”，然后改变世界，同时拯救自己。
其实，早期的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外报”已经在“开眼看世界”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职业的驻外记者，报纸或者临时派出人员采访紧急事件，或者在国外延聘访员。有人把这个时期的“驻外记者”称为“旧式驻外记者”[3]，以区别于后来真正的驻外记者。在几乎所有外国信息皆来自于转译外国报纸内容的当下，即使是聘请外国访员，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看世界”方式。
现有资料显示，最早的“旧式驻外记者”是1854年广东人罗森。他以美国舰队翻译的身份前往日本，就自己的见闻写成《日本日记》并刊发于香港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主办的《遐迩贯珍》上。此后不久，1876年6月，《申报》约请上海海关职员李圭在赴美国参加美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进行有关采写报道，李圭遂以“环游地球客”的笔名为《申报》撰写了长篇旅行通讯《东行日记》。这被认为是中国报纸上最早的旅行通讯。[4]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申报》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其驻日本横滨的一名记者和驻山东烟台的一名记者前往朝鲜进行了采访报道，报道在《申报》上连续刊载。[5]1884年3月中法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后，《申报》再次向发生战事的各地派出记者，除香港、广州、淡水之外，特别向当时的藩属国越南派出了记者。只不过被派出的记者在越南海防住了3天后被法军驱离，只是返回报馆后，根据记忆撰写了军事通讯报道，发表在《申报》上。这位记者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随军记者。[6]此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已经有了向国外派出记者的意识了，而且已经开始实践。这可以看作是职业驻外记者即将出现的演练。
当国人自己办报成为可能的时候，报刊“开眼看世界”的诉求更加强烈了。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决定于次年1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会议。得到消息后，《大公报》决定派自己的记者胡政之专程前往法国对“和平会议”进行采访报道。胡政之、梁启超、张君劢、周太玄和蒋百里等人对巴黎和会的采访报道，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这是中国报人们的“世界观”的一次彻底扭转。“这一次采访活动的意义在于使国内的媒体，在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国际会议的报道上，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视野和自己的声音。”[7]《大公报》在派人采访过巴黎和会之后，又相继派人采访报道了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正如戈公振所言：“自山东问题起，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8]
二、民族解放叙事：驻外记者是“新闻救国”的主力
国人办报的第一刻起就有着清晰的政治意图。首先是“去塞求通”“开眼看世界”，其次是“明定国是”“救亡图存”。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纵跨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汇聚起一种强大的“新闻救国”的政治抱负。驻外记者作为报纸的延伸，自然也会肩负起“新闻救国”的责任。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发生在1919年。
客观地讲，巴黎和会期间由陆徵祥、顾维钧等人组成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维护国家权益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在最后关头，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却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妥协、交易，最终无视中国主权，强行通过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权益的和约，并要求中国代表签字认可。在这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紧要关头，正在欧洲访游的梁启超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的进展。当他得知几个战胜国准备牺牲中国利益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电国内，提醒北洋政府不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梁启超来电旋即被《申报》转载，引起全国民情的沸腾。在梁启超的督促下，张謇、林长民等人在国内自发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声援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团。几天后，梁启超再给刚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电，督请他们要警告政府和国民在此事上不能屈服。林长民接电后立即在5月2日的《晨报》上发布消息，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新闻传播后迅速激起了国内爱国学生的爱国热情，两天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很显然，梁启超作为“旧式驻外记者”[9]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有著述所言，“梁启超及时发回国内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0]梁启超“欧游”的目的本来是“开眼看世界”，不承想变成了“新闻救中国”。
这期间作为职业驻外记者的胡政之同样也在“新闻救国”。他积极给国内报送有关和会的消息，前后给《大公报》发回十多篇“巴黎专电”和“巴黎特约通讯”等新闻稿件。他也力主拒绝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和约上签字。他和法语搭档主动把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和约的“宣言书”压缩翻译成法文，送达法国通讯社和报社公开发表，解释中国不签字的原因，取得法国报界的同情和支持，有力地策应了国内外的爱国力量。[11]
报刊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使国内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了派出驻外记者的重要性。1920年秋天，在梁启超的推动下，北京《晨报》联合上海《时事新报》向美、英、法、德、俄5国派出7名特派员（即驻外记者，以区别于在留学生或当地人中聘请的特约通讯员）。[12]但实际上，《晨报》并不仅仅向以上五国派出驻外记者，派出人员也不止7名。根据有关统计，“《共同启示》（指《晨报》征集并派出驻外记者的告示）所刊登的特派员与特约通讯员，仅仅是当时‘已派定出发的记者’，且不包含欧美以外地区的通讯员。在《共同启示》前后发布的几年间，陆续有更多的人尤其是赴国外留学的留学生兼职为两报撰写通讯……1920年至1928年间，曾为《晨报》提供过稿件，且有署名的人员至少有80人”。[13]这些驻外记者发回国内的报道内容包含所在国的政治、社会、外交、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事件、状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3人被派驻俄国，填补了此前驻外记者无人派驻俄国的空白。他们向国内发回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令国内读者耳目一新，让国人第一次较直观和深入地了解到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瞿秋白等人的报道不仅仅单纯地介绍俄国新闻，也不仅仅介绍他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挽救中国指明了一条道路。
在后来的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驻外记者的规模或大或小，但都在国家救亡和民族解放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作用。正如有的人所言，报刊对民族主义相关议题的介绍与探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人的态度，诱发了五卅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为反帝运动做好了民族情绪的准备，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14]这即是“新闻救国”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一些报纸派自己的驻外记者前往欧洲战场进行采访报道，主要有《大公报》的肖乾、《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乐恕人、《新民报》的丁垂远、《中国之声》亦称中国广播电台的陆铿以及中央通讯社的余捷元。[15]这一行动从新闻视野中把中国的抗日救国行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党地位，但仍在驻外记者事业中注入了红色基因。早在二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也派遣自己的记者参加了对欧洲战场的报道。[16]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对新华社在香港、伦敦、布拉格等地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在他的安排下，新华社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驻外机构并派遣驻外记者。1948年，新华社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一个国外分社，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国际社会、开展民族解放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有效辅助手段。
三、国家叙事：社会主义时期驻外记者的国家使命
近代中国最早的报刊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被称为“外报”，他们的属性是教会的、殖民者的、外国资本家的，这些报刊肯定是为基督教、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统治中国服务的，这决定了“外报”的叙事是西方叙事、侵略者叙事、资本家叙事。国人自己开始办报以后，报刊作为“开眼看世界”和“新闻救国”的工具，一般都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变革力量，如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由于政治立场大相径庭，它们所属的报刊的政治诉求也不同，这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分散叙事、党派叙事，尽管我们在前文概括报刊整体上在一定时期内体现出一种特点，但仅是就主体而言。报刊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固然符合某些人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要求，但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分散叙事和党派叙事只能更进一步地加深国家力量的涣散，而无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有些报人单纯地寄希望于“新闻救国”的理想和抱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是一种空想。国民党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其统治在抗战胜利后一度获得国内外的承认，但这一政府对内缺乏公正性并发动内战，权威很快被破坏；对外则因为缺乏独立性，而始终得不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国民党政府自己的报刊、电台的叙事也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一家之言。以上所述及驻外记者具有他们所属媒体的属性和叙事框架。
改变中国必须寄希望于一个既有抱负又能团结一切力量的政治主体，然后辅之以统一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叙事。驻外记者只有在这样的叙事空间内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对全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调整、改造、充实，建立起一个涵盖报纸、杂志、广播、通讯社等媒体形式，自上而下分级设置管理机构，中央集中归口管理的全国性新闻传播系统，媒体成为党的喉舌、人民的阵地、国家的公器。驻外记者则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者，记者个人、媒体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结构的一部分。新中国的驻外记者工作从个体走向集体，从零散走向集中，从业余走向专业，从派系走向国家。驻外记者的身份、其笔下的新闻报道叙事主体和内容以及功能等，都从旧的媒体叙事、个体叙事、派系叙事彻底地转变为国家叙事。
新华社自1931年创立（其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以来，一直是中国红色政权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宣布新华社由中央宣传机关转变为国家通讯社，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主流媒体的政党属性和国家属性的统一，也标志着以新华社为开端的新中国驻外记者的叙事主体、内容、功能全部转变为国家叙事。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对于中国外交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前者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因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的失利而不得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后者则让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能维护广大亚非拉国家权益的国际政治力量。新中国因这两次会议也对自己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和决心大大增强，并认为应从外交、新闻报道两方面同时发力。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新华社派驻国外的记者太少，要尽快向世界各国派出自己的记者，进而豪迈地指示新华社应该“把地球管起来”。[17]新华社由此开始制定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规划,经过10年的努力，1965年,新华社国外分社达50多个，每天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发行新闻稿总量达8000多份。[18]
新中国的驻外记者不仅仅是一名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同时也是肩负国家重要使命的使者。著名的驻外记者王殊即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结束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地记者生涯回国不久，就被派驻国外，从此开始了驻外记者生涯。他先后在亚、非、拉、欧四大洲做常驻记者，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为祖国“冲锋陷阵”，完成了从驻外记者到高级外交官的华丽转身，书写了驻外记者历史上最惊艳的一章。[19]
当然，在新华社驻外记者史上，许许多多的驻外记者都为新中国的外交、国际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驻开罗分社的杨翊作为第一个进入索马里的中国记者，积极促成了中国与索马里的建交；驻利马分社记者沈家松主动进入厄瓜多尔采访政要，穿针引线帮助中厄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驻雅加达分社记者沈定一在印尼国内掀起反华排华浪潮的时候，沉着应对，及时沟通，缓解了苏加诺政权的反华倾向。[20]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新中国的驻外记者在新的国家体制之下，发挥了远超一名驻外记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一点恐怕他们的前人———那些“旧式驻外记者”们想都不敢想。
其实，像新华社一样，《人民日报》、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前身为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级媒体都在国外有驻外记者站。《人民日报》在20世纪50年代也已经向国外派出了驻外记者。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环境迅速好转，加强中外交流，促进国内外相互了解，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重要任务。在此历史背景下，扩大驻外记者规模成为必然的选择。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向外国派常驻记者的请示》，开启了我国驻外记者工作的新局面。同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日本东京设立了第一个驻外国记者站。[21]1984年中央电视台也在香港设立了第一个驻外记者站。后来还有其他央媒纷纷派出自己的驻外记者队伍。如今这些央媒驻国外的记者站数量和人员规模等都跨越式地获得增长，构成中国驻外记者的第一梯队。
除了中央媒体外，一批地方媒体也纷纷开始走出国门。1996年上海《新民晚报》向美国派出了驻外记者。[22]2009年云南广播电视台在泰国首都曼谷设立首个驻外记者站，此后于2015年又在缅甸仰光开设驻外记者站。[23]它们和中央媒体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驻外记者队伍。驻外记者是国家新闻传播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此之多的驻外记者以及他们的影响力必然自动地成为国家新闻传播实力的一部分。
现代中国驻外记者有着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和荣誉感，这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精神支柱。他们的成败得失和国家荣辱与共，他们的命运也会牵动整个国家的神经。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致使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北约暴行，各地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全国隆重纪念三位牺牲的驻外记者。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和三位驻外记者牺牲一起永远地成为中国的国家记忆。这是一个悲剧式的国家叙事，它将永远地警醒着我们。
四、国际叙事：在复杂环境中扩大驻外记者的职责
驻外记者笔下、镜头下的内容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它打破了国家的界限，让每一个受众都感觉到自己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但前提是驻外记者首先确立了国际意识，把中国的事看作国际的事，把国际的事看作中国的事，把中国新闻传播的“国家叙事”提升到“国际叙事”的高度，以适应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断地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能力。毛泽东一句“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豪气冲天，但是它更多地体现的是新中国的国际视野和责任。这个要求不仅仅是让世界上多一些中国的声音，更是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存在，要让中国全面地参与全球治理。此后的几十年内世人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握手、对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的支持、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能够成为一个承担得起历史重任的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前文所列举的事实，中国的新闻媒体以及驻外记者们在背后默默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扮演了看似普通但实则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驻外记者角度去推动国际交往，是一种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往往能事半功倍，收到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所收不到的效果，但风险也很大，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的甚至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复杂局面。1959年4月古巴革命胜利后3个月，新华社迅速在哈瓦那设立分社。但是这一行动招致了敌对势力的仇视。分社有一天突然遭到炸弹袭击，幸好无人员伤亡。古巴公安部门为记者安全考虑，给分社配备了武器做防卫用，这在驻外记者史上也很罕见。[24]
为打开南美洲局面，继古巴之后，新华社抽调驻越南记者王唯真进入巴西建立新的基地，为中巴建交做前期准备工作。本来在一个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媒体的常驻机构难度就非常大，但最糟糕的事情是1964年3月31日，在美国CIA一手策划下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亲美反共的军人推翻左翼力量后上台。王唯真等9名中国记者随即被政变军人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巴西政变当局还和台湾当局网罗罪名，试图将他们押往台湾。由于王唯真等人的坚决斗争，经中国政府多方努力，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9名中国记者在被监禁1年后最终获救，平安返回中国[25]。他们的历险过程堪比一部惊险刺激的电影，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驻外记者记忆中比比皆是。
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经历了无数的磨难，驻外记者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在新中国尚处弱小时期，驻外记者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在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强国的今天，中国的驻外记者们可能还会遭遇各种打压、迫害的考验。近几年美英等国奉行霸权主义，歇斯底里地围堵打压中国，中国驻外记者的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干扰。2018年12月，美方要求部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美方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对这5家媒体驻美机构采取人数限制措施，变相“驱逐”60名中方媒体记者。6月，美方再次宣布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4家中国媒体增加列管为“外国使团”，要求这些中国媒体向美国国务院提供在美员工的名单及他们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地产清单。在美国政府的粗暴干扰下，中国驻美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26]
中国的驻外记者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见证过各种风霜雨雪，这一次是新一轮的考验。它将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一路披荆斩棘。
派驻外国战场的战地记者是一种特殊的驻外记者。这意味着驻外记者有时要面临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境况。前文所述在北约轰炸下牺牲的三位驻外记者即属于此种情况。与他们三位相比，其他的战地记者是幸运的，但是所谓幸运是最后的总结，当他们身处战火纷飞的战场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其实一直陪伴在他们左右，这需要一种刚强的意志才能走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新中国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在境外开展的战争，用军事手段回击了国际上的敌对力量，树立了中国的军事强国形象，这同样是一种国际叙事。作为特殊的驻外记者，战地记者参与见证了那几场战争，也是那一段历史的书写者。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失衡，美国携其军事盟友在中东、西亚和东欧等地多次发动对其他弱小国家的军事攻击，先后挑起和发动了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制造了巨大的国际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随着中国战地记者专业化素质的提高，也出于“把地球管起来”的介入意识，中国的各大媒体都先后向以上战场派出了战地记者。这些派出去的战地记者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仅向国内和国际发出了战场上中国自己的声音，更展现了中国及其新闻媒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表达了中国的国际叙事逻辑和理念。
中国当代驻外记者在国外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况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所在国政策或政局的变化、极端环境对生命安全构成的威胁等物理因素，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日常采访报道中的意识冲突。从新闻报道职责本身看，今天的中国媒体驻外机构和驻外记者的使命不再只是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单向传播，他们其实同时还肩负着如何在国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责。表面看起来驻外记者采访报道新闻是从外向内传播的过程，但是如何采访本来就是一种技术，具有高超技术的采访会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把采访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乘机传播出去，这是一种衍生的对外传播力量，不可浪费。鉴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歪曲、敌视的严重性，驻外记者每一次的采访报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考虑到既要对内传播又要对外传播的双重责任，他们所面临的和要处置的情况的复杂程度就更加不言而喻。
其实，“在场”就是一种态度和叙事，在中国国际威望越来越提高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驻外记者更应该加强全面参与和介入的意识，积极地进入各种国际场景，发出中国的声音，表明中国的态度。为了适应国际国内传媒业出现的新变化，新华社2008年提出国际传播发展的新战略，规划形成以驻外总分社为中心、以大分社为骨干、以次区域重点分社为依托、以其他各分社为前沿的海外阵地总体布局。为此，新华社除了向国外派出综合素质好的自有驻外记者外，还大力推进海外雇员本土化建设。经过此番布局，到2010年底,新华社已经在海外设立的总分社、分社达到了140多个，新闻信息机构用户达22000多家，基本上实现了全球覆盖。[27]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这种战略选择再一次表明中国的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正所谓中国不能远离世界，世界不能没有中国。
如果把1920年《晨报》派出驻外记者看作中国驻外记者元年，或者把1919年胡政之采访报道巴黎和会作为中国驻外记者的开端，中国驻外记者的历史可以说是已经走过了100年。这个时间段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领导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是高度吻合的，这种吻合不是巧合，是历史的必然，是所有立志于救国救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共同选择的表现。回顾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驻外记者经过了从业余到职业、从单打独斗到集体行动，从媒体行为到国家行为，从在个别国家派驻记者到驻外记者遍天下，中国的驻外记者队伍日益壮大，采访报道能力不断加强，采访报道活动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的职业活动不仅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叙事的一部分。这一切使我们深信，在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步步走近国际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中国驻外记者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有关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代表团的表现参阅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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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芸芬.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以1920年代北京《晨报》为中心的讨论》[D]201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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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芸芬.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以1920年代北京《晨报》为中心的讨论[D].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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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芸芬.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以1920年代北京《晨报》为中心的讨论[D].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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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蒋芸芬.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以1920年代北京《晨报》为中心的讨论[D].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2018.
[14]蒋芸芬.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以1920年代北京《晨报》为中心的讨论[D].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2018.
[15] 毛德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肖乾[J].新闻大学,1999(4):61.
[16]毛德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肖乾[J].新闻大学,199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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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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