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内嵌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之中，以其特质和功能不断助力党完成历史和时代的使命。紧密围绕历史任务确立的政治传播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传播逐渐形成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超越了较长时期以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认知境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适时客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政治传播经验，无论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革新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还是激发中国政治传播的治理效能均具有重大意义。
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该文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始基、主轴、内容、机制、渠道与效应六大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整体样态与发展趋势，以此正面回答中国是否存在政治传播以及中国政治传播与西方政治传播存在何种根本性区别这一理论之问。期待学界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亦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发展史。发展至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经验可总结为：一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理想是决定中国政治传播存在和发展的始基，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价值取向、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和效能发挥。二是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被贯彻在政治传播中作为主轴而存在，它不仅规制着现阶段中国政治传播的运转，还影响着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方向。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的内容以正向清晰的信息和正面积极的叙事为特色，具体体现在新闻传播、政府信息公开、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文学创作等各类政治传播活动中。四是政治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强有力的机制，有效补充了依凭科层组织展开的信息流通的薄弱环节，在传递国家意志、激发群众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具有密实完善的建制，主要由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与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制度与机构，以及信息监管和信息安全制度和机构所组成，囊括人际交往、组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等多类媒介。六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从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强化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政治传播；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亦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发展史。在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政治传播是一把领导和执政的秘钥。一路走来，政治传播也随着党的历史任务和阶段目标的转变不断调整、变化和发展，至今形成了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
当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从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经验出发，超越较长时期以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认知境界，客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政治传播经验，对于进一步激发中国政治传播的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政治传播自身的革新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始基：坚如磐石的政治理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使命”而生，并且因“使命”而存，其所开展的一切政治活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旨在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在初心使命和宏伟愿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形态得以内生而成。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形成的使命型政党，实现其最初的宏伟目标是她存在的最大意义，那么对于其政治传播而言，坚定的政治理想就是决定它存在和发展的始基。始基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与西方媒介操弄下竞争政权的政治传播“天然”品质的不同。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理想，决定了其政治传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不具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1]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所展开的各项活动，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所服务的原则。政治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同样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即不断满足人民对于政治信息和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传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亦不断丰富。一方面，体现为积极培育民众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促使民众成为真正的政治传播主体，即民众在作为政治传播对象的同时，也作为政治传播主体更加主动、自觉地展开政治传播活动；另一方面，表现在党和国家立足民众愈来愈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采用新兴的信息技术和叙事方式，不断创新政治传播内容和形式，以更好服务、教育和引导民众。如果说，是否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那么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区别于西方政治传播的根本标志。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理想，形成了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形态”[2]，塑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即她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承载着共产主义政治理想，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使命激励和责任担当，是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体系的理论依据。[3]党的这一内在品质，决定了其政治传播形成了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在政治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党的先进性和使命担当，注定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中国的政治传播中，党和政府是最主要的政治传播主体：既作为具有强烈自觉性的传播主体，主动展开具有明确目的的信息输出活动，不断引导和教育民众，又对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各类媒介机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流程实行领导和管理，形成党媒姓党、党管媒体的传统与原则。其二，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十分注重思想和理论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意识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描绘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阐释，具体表现为宏大高远的政治议题、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典型和政治象征，正面的传播基调和叙事框架等。虽然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推展政治理想、传播意识形态始终没变。其三，为了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完成这些目标，不仅需要获得民众在思想上的认可，更需要他们真正投身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就要求政治传播不仅发挥信息输出的作用，还应激发民众干事创业的行为。因此，旨在快速获取行为和资源支持的政治动员与潜移默化的政治宣传一体两翼，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强有力的实现机制。
最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理想，恒定了其政治传播的效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指引下，其政治传播，不像西方政治传播重点着力于短期的政治竞选，而是在实现长远理想的征途中不断引领、鼓动和感召人民。在革命岁月中，通过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描绘革命的宏伟蓝图和未来的美好生活，政治传播助力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最广泛地动员工人和农民参加革命和加入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定民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激励与号召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在改革开放时代，政务公开、新闻发布等新的政治传播形式，不仅助力党和国家持续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同时又不断解放思想、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与民众沟通，积极创新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实现宏大政治传播与微观政治传播相互配合，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世界传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未来的一百年。”[4]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以贯之地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和效能发挥。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轴：始终如一的党管媒体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就一直是其政治传播的重要环节。新闻媒体作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要执行者，扮演着党的喉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着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传播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重要作用。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贯彻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中，是中国政治传播的主轴。
（一）党管媒体原则的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确立和发展了党管媒体的原则。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曾对党的新闻出版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即“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5]，这为党对媒体的管理指明了方向。在革命过程中，党通过对党报属性和文风进行改造，着重强调报刊的党性问题，将党报党刊定位为“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机关”。[6]新中国成立后，党一边清理和改造西方国家和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新闻媒体；一边建立和完善以通讯社、报纸、广播所组成的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系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等机构主管新闻传播事业及各类媒体，完善了党对媒体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改革开放之后，党管媒体的原则更加强化，1980年和1981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和《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等文件，强调“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7]，“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则要认真进行关于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8]。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管媒体的原则更是高度重视，他指出：“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特别强调：“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9]可见，百年征程中，党管媒体、党媒姓党、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媒体、坚持新闻传播媒介的党性和人民性等原则不仅始终被遵循，而且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丰富和完善。当然，党管媒体，并不意味着不尊重新闻舆论工作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代表反对新闻舆论内容的多样化、不等于忽略媒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相反，党管媒体原则是在尊重新闻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行的。
（二）作为中国政治传播主轴的党管媒体
党管媒体原则，看似只涉及党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其实关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规制了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的运转状态，而且还彰显出中国政治传播的特色，规限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方向。
首先，党管媒体规制着现阶段中国政治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从传播主体来看，党管媒体原则，将中国政治传播主体分为统筹管理者和直接执行者两类，其中，党和国家作为领导与统筹的角色存在，而媒体是具体的执行者，后者在政治属性、价值取向、内容选择、人员培育以及具体的建设发展方面都受前者的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媒体始终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无论媒体属性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节目类型是新闻报道、专题节目还是广告宣传；内容是时政新闻、娱乐和社会新闻或国际新闻，都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都需要坚持正确导向。[10]在此基础上，党、政府、媒体以及民众之间的传播关系也得以确立，党和政府通过新闻媒体传达意志与发布政策，而民众通过新闻媒体表达意见和诉求。从传播过程来看，党管媒体，是党对媒体运转等各项规则的设定，即党和政府不仅作为直接的政治传播主体展开信息输出活动，而且也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约媒体，比如，对媒体资格准入的考察、信息发布流程的规定、具体内容的审核以及新闻事业改革发展政策的制定等。这意味着我国新闻媒体工作的展开是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从传播功能来看，党管媒体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即新闻媒体要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和方针政策的发布服务，同时也作为连接党和人民沟通的桥梁，承载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其次，党管媒体彰显出中国政治传播的特色。在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中，新闻媒体是所谓的独立于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第四权力”而存在的。但事实上，在西方现实政治传播中，媒介既不会完全独立于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彻底摆脱资本的控制，而是始终与政治经济权力相互博弈或互相合谋。在中国，政治传播事业是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必须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管理，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作为党的喉舌，发挥着阐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公共舆论和反映民众需求等重要作用。这种党媒关系，超越了西方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传播范式，向世界展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它丰富了全球传播景观，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光辉。
最后，党管媒体规限着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方向。如上所述，党管媒体不仅是对具体信息输出行为的管理，也包括对媒体制度设定的领导和对媒体从业者素养的培育，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传播的专业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现在，我国的全媒体发展、专业化新闻发布建设等都明显体现出这一点。在主观上，党对媒体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了政治传播在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和社会秩序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使政治传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支撑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内容：正向清晰的政治信息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始，其政治传播就坚守正向清晰的信息、正面积极的叙事及积极向上的基调。
在中国，日常新闻宣传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宣传”“正面报道”“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闻宣传方针。这些方针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内容坚守正向、清晰的特质。早在1958年，胡乔木在北京各新闻机关负责人电话会议上谈新闻宣传的问题时，就多次强调要从正面进行宣传报道。[11]改革开放初，中共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以表扬为主的新闻宣传方针，鼓励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党群团结、军民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思想……”[12]这基本奠定了我国新闻传播的光明、向上的主要内容和总体基调。1989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做了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为题的讲话，对“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进行了比较全面、直接的阐释。他指出，正面宣传是指“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当前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13]这一方针决定了我国新闻传播的内容以正向、健康的信息为主流。
此外，新闻传播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舆论监督。在我国，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报道虽然是以反映问题为主题，但它既注重问题的反映，更注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对策，致力于引人向好向善。例如，1959年，毛泽东就曾要求对灾情要如实报道，但同时也要讲究对策，对于政府的救济、人民生产自救也要大力报道。[14]胡乔木也专门针对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过详细的阐释，指出报纸要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大胆而谨慎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种批评需要是基于服务国家整体建设，要避免在群众中制造令人失望的情绪和黑暗的感觉。[15]198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再次强调对一些恶性事件的宣传报道要“讲究分寸，注意效果，达到以正压邪、增强信心的目的”。[16]可见，即使是对负面事件的报道，其目的也是以健康向上的基调和正面积极的叙事获得正向效果。总之，无论是正面宣传类型的新闻传播，还是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报道，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环节，二者的基调都是正向积极的，并且以正向报道为主，旨在建立平衡、有序的传播秩序。此外，新闻发布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党和政府解读和说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发布党务和政务信息，回应国内外媒体公众关注以及发布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工作，因此，对于信息的及时、准确、客观和全面更是具有高标准、严要求。[17]
除日常新闻传播和新闻发布外，政府信息公开、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文学创作等政治传播活动中的政治信息也均以正向、清晰为主。就政府信息公开而言，无论是政府网站，还是各媒体平台上的官方账号所公开的信息，政府对信息内容的及时性、准确性、清晰性和引导性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当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时，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18]可见，政府信息公开的准则，首先就是内容的真实、清晰与完整，而且应该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为前提。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一直坚持正面、积极的信息基调。“坚持表扬与批判结合，以表扬为主”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要善于发现被教育者的优点和长处”，如果展开批评，则要注重将“消极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因素”，即批评“必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必须是积极的、说理的和讲分寸的，必须把批评的严肃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 [19]。就文学创作而言，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当持“赞扬”的态度；对于人民的缺点则应该“描写他们的改造过程”。[20]很多文艺作品遵循这一原则，通过勾勒英雄、劳动模范和积极向上的普通大众的形象，或者描写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好生活等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
纵观以上几种政治传播活动，其正向、清晰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类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阐释、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展示与解读、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等信息。这一类信息本身就是正面的，它以真善美为主题，旨在通过成就报道和典型引领使民众关注和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发展大计，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舞和启迪民众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自身幸福而奋斗。另一类是对特定事件进行正面解读，这一类信息本身并不具有正向的意义，或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或是对问题的揭露，但是无论何种性质的信息，其传播框架都是积极、肯定的。根据新闻框架理论，特定的框架包含了一整套价值意义，能够通过影响社会事实的构成、因果、意义与评价，进而影响受众对社会事实的主观理解。[21]因此，在正向性的框架下，对特定事件进行解读也是本文所说的正向、清晰信息的题中之义。简言之，两类信息传播的直接效果虽然有弘扬社会正气和揭露社会问题之别，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在内容选择上始终遵循积极向上、正向清晰的原则。“正向”的信息在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氛围、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鼓励民众积极投入国家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晰”的信息则有助于加强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理解，全面真实地展现党的形象。以正向、清晰为内容的政治传播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传播的基本经验。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强力有效的政治动员
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机制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在常态情景中，政治信息主要依赖政府和社会组织、媒体展开层层传递。这一信息传递过程是按部就班、节奏平稳的。主要目的在于政策信息的发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培育等。另一类是在非常态的特殊情境中，政治信息借助各类传播渠道得以迅速而大量地传播，这一过程节奏快捷、迅速而高效，具有高强度、高频率和跨越层级等特征。其传播目的不仅在于信息的传播，而且注重情感的唤起和行为的激发。后者即为我们所讨论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政治动员。在东西方国家中，政治动员皆时有发生。但是，在中国，政治动员的实现形式更为多样，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它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贯穿在彼此之中，通过对方实现自我运转。政治动员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步骤：第一步由党和政府发出号召，提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或克服的困难；第二步党和政府借助各类媒体，传播价值理念、树立先进典型，引领社会风潮，最终达致激发民众共鸣、促进群体共同行为和集聚资源的目的。
作为政治传播机制的政治动员，蕴藏着巨大的行动力量和治理效能，有效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组织和整合能力，是党和国家最大化地调动情感和行为的有力手段，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国家和改革发展的利器。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党和政府曾多次运用政治动员发动和整合民众，获取民众思想和行为的支持。在革命时期，政治动员就被党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传播机制，用来号召和鼓舞民众参与革命战争，加入党组织。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22]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党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念和描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不断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鼓舞民众投身于革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民众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革命，而且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获得了革命的主导地位，赢得人民的支持和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动员机制被持续运用至社会主义建设中，用来重新建立政治秩序和塑造社会价值系统。党和国家将长期计划和短期动员相结合，通过宣传阶段目标、不断树立典型、生成动员口号和召开鼓动大会等方式凝聚民众力量，贯彻党的政策，使民众投身于镇压反革命、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活动之中。改革开放后，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历久弥新，仍然是党和政府激发社会参与意识、以举国力量实现阶段目标所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一点，尤其凸显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抗震救灾、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等事项之中。
发展至今，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动员主要是作为常态下政治信息流通的补充和完善。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动员主体，运用于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突发公共事件之中，以快速地号召和凝聚人心，最大化地激发支持和参与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合理地运用政治动员，愈来愈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制度。在常态下的政治传播中，由于行政科层结构潜在的思想保守、行动力低下等痼疾，信息传播很可能遭到延缓、扭曲或遗漏，而政治动员则能够有效弥补常态下信息传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较短时间内保证信息的快速强力传播，满足特殊情境下对民众参与热情、社会力量支持的需求。换言之，政治动员在特殊情境下能够凸显出我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随着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跨越性发展，政治动员在主体、方式、场域和议题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与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相契合，我国以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政治动员也逐渐朝着专业化、技术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在过去，政治动员常常被视为一种非制度化、强随机性的行为过程，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以及政治传播制度化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动员与科层制信息流动相互依赖、配合和制约的关系增强，向有组织、有计划的更加成熟的行为过程方向发展。其次，政治动员的场域得到拓宽，以社会为主体的政治动员活动增加。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目前主要形成以现实生活为场域的政治动员和以网络社会为场域的网络政治动员两种形式。传统的现实政治动员就是上述的主要以党和政府为主体，依据党群网络组织、借助大众新闻媒体展开的激发共同情感、获取思想认同和行为支持的过程。而网络政治动员，则是政治主体通过网络空间对信息的发布和情感的激发，其中，动员主体既可能是权威当局和政治精英，也可能是普通民众；社交媒体以及各大互联网平台则是主要传播媒介。与现实政治动员相比，网络政治动员融合了网络社会与政治动员的特性，不再受限于物质资源和时空条件的束缚，不仅参与主体与动员方式更加多样化，而且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当然，网络政治动员也给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五、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渠道：密实完善的宣传建制
建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横纵贯通的政治传播渠道，形成了密实完善的宣传建制。主要由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与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制度与机构，以及信息监管和信息安全制度与机构所组成。其中内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互联网传播等多样化的传播渠道。现在，这一系统还处于持续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
（一）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与机构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将这项工作贯穿在党和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主要承担这项职能的机构有各级党组织、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宣部及其加挂机构、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以及各官方媒体、党校及高校等各类学校。具体来看，各级党委主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承担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和宣传群众职责。在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提出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之中。此外，以上所谈及的各领导小组的职能均关涉到政治传播。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1988年，主要负责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研究和掌握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其他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对政治传播几大维度的工作实行总体领导与综合管理。[23]2018年，为加强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部署教育领域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党专门组建了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4]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则主要负责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探索与群众联系的新方法。除了各小组之外，中宣部及其加挂机构是政治传播中的核心领导机构，专门负责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党的宣传工作方针。除了以上与政治传播直接相关的机构以外，负责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教育部、主管文化与艺术的创造和活动的文化和旅游部，也都发挥着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官方媒体、学校等则是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执行者。在这一建制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互联网传播都是重要的传播渠道。
（二）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机构
这一维度的政治传播活动，主要由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各级政府主管政府信息和数据公开与共享的部门，政府网站、政府官方账号等所组成。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功能有所交叉，但也有所区别。
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2003年，国务院为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专门成立了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解读公共政策和回应公众问询。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政府网站体系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政府网站的职能和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5]次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2013年10月1日，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提出要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拓展与公众互动沟通的新渠道。此后，国务院及各省（区、市）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官方网站上均专门开设有政务公开和互动的信息栏，积极打造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热线及省长、书记信箱等，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上也均设有“政务”“互动”等栏目。
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政府新闻发布逐渐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并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2004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对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做出明确规划，要求建立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并加大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力度。2020年，中共中央创立创新新闻发布制度，并召开了首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完善过程，目前党和政府直接作为信息源，不断提高自身议程设置能力，及时准确传递政府消息，拓展和完善政府信息传播渠道。
（三）信息监管和信息安全制度与机构
目前，负责信息监管和信息安全的部门主要包括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等。与上述信息输出类的制度和机构相比，这一类制度和机构更加注重对信息的管理。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信息监管和网络安全成为政治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制度也逐渐建立与完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前身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8年，为加强党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将其升级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时，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调整为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26]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不再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而成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27]从这一系列调整可以看出，党中央将信息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总体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集党政组织传播、新闻传播（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校文化教育、人际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为一体，囊括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新闻发布，以及信息监管和信息安全维护等职责的层层嵌套、纵横交错的传播建制，并且各种传播渠道仍一直处于不断的拓展和完善中。
六、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效应：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在坚如磐石的政治理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逐渐形成了以党管媒体为传播主轴、正向清晰信息为传播内容、政治动员为传播机制和密实建制为传播渠道的整体构架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以此为特质的政治传播实践，在中国发挥了显著的政治效能和治理效能，使民众能够深刻地感知到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心理上的依归；与此同时，政治传播还不断激发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共舆论，使民众更加主动地参与政治，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第一，政治传播通过作用于民众的思维和情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认同。在理论上，民众对于权力的认同有正当性和证成性两个标准。正当性是回溯性质的概念，从“发生的进路”来评价权力，关注权力的来源与谱系。证成性是前瞻性质的概念，从“目的的进路”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关注权力的效用和目的的达成。[28]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活动，囊括了这两种论证逻辑，秉承以正向、清晰为主的信息原则，对党的权力的发生逻辑、效果逻辑和价值逻辑进行描绘和论证，并借助人际交往、组织渠道、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各类政治传播渠道全面展开。
首先，从权力的发生逻辑入手，借助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详细描绘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各阶级为实现救亡图存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努力后仍失败的原因，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党领导人民展开革命的必要性和历史贡献，使民众在历史发展的谱系中理解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知和认同。其次，从权力的效果逻辑入手，借助GDP、CPI等具有象征性的经济指标和发展叙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全方位的发展成果予以清晰、明确的展示，进一步加深和强化了民众对社会经济进步的感知，激发了民众对党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治理腐败方面显著成效的认同。最后，从权力的价值逻辑入手，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主流价值塑造来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就前者而言，通过传播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勾勒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特性，来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加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认同；就后者而言，借助政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发扬和传承，民众长期处于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浸染之中，加强了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层面的认同。
第二，政治传播通过作用于民众的政治行为来加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如上文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不仅是思想观念的单向传播，而且还常常运用政治动员激发民众的参与，使民众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政治支持。
从过程来看，政治传播活动的展开使民众在行为上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对公共问题展开讨论。其一，国家与民众之间频繁的政治传播意味着问题或者矛盾可以在既有规则体系下，通过诉诸理性而非冲突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一行为过程表示民众对于国家现有的规则体系是认同的。在此基础之上，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使民众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特定共同体内具有合法权利的一员，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这类交流增加了民众的政治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二，政治动员的秘诀就在于可以通过组织、动员和培育作用于民众的行为方式，进而实现对民众日常政治生活的嵌入和政治观念的影响。换言之，政治动员的作用机制在于，在反复的行为实践中加强民众对某一观念或制度的认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处理各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动员广大民众真正参与其中，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体，以此促进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其三，政治传播不仅可以使民众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更是可以激发社会舆论的生成，在全社会营造出民主协商的氛围。这样，在主观上民众会有更加强烈的意愿基于公共利益而关注政治问题，更加有能力和有素养参与到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中；在客观上也促使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切实保障，强化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党和国家通过不断扩大民主参与、加强舆论监督、促进公共问责，增强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公开化和制度化来巩固执政之基。
从结果来看，借助党和群众之间的双向政治沟通之后问题的解决，民众的政治效能感不断提升。据调查，政治效能感强的人会比政治效能感弱的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政治实践中，在政治活动中有较深的参与程度。[29]此外，较强的政治效能感还可以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30]即便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政治传播的过程也给予政府以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民意和解决问题。况且，民众进行意见表达这一行为本身也是问题处理和情绪排泄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交流中，即使交流并没有使双方达成一致，但是只要双方秉承真诚的态度，并积极回应对方的问题和看法，那么，对方也会报以同样的态度。[31]再者，通过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多回合交流，党和政府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民众的所欲所求，当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决策的科学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便会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国家绩效，增强民众对于执政者、制度和政策的认同。
总之，随着媒介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及其领导下的整体中国的政治传播，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互联网传播相结合，在坚守党管媒体和正面报道的原则下，既对党的理论、政策和成就展开全方位的传播，也有效利用政治动员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还通过与民众之间多回合的双向沟通了解民众所思所想，回应民众意见与需求，以此实现了政治信息的扩散效应，加强了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
七、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结构完善、功能强大的体系，其百年的发展历程，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总结和提炼。政治传播也只是一个特殊的视角而已。在纪念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新闻活动、媒介使用等具体的环节细节和过程有较多的研究，对分阶段的政治传播的历史总结也有所涉及。但放眼于一百年的长时段来宏观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基本经验，似乎还未见到。本文正是选取这一特殊视野和角度来展开分析。
立足于百年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基本经验这一主题，本文选择了始基、主轴、内容、机制、建制、效果的理论逻辑来布局，实际上是一个传播的闭环结构，其目的是试图比较全面地展示百年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基本经验。也许正因如此，可能看起来比较宏观和宽泛。其实，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一篇大文章来书写的，也只能留于之后的深入研究了。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助力了党和国家决策机制的完善，强化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培育了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公民。其中对政治理想的坚定信仰、党管媒体与正面报道的原则、政治动员的合理采用、传播建制的丰富完善等等，完全有资格以“成就和经验”的姿态呈现出来。而且，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之下，这种“中国经验”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中国智慧”让世界各国共享；作为一种“中国共产党智慧”与世界其他政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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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本文版权属于原期刊和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