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春丨逆全球化趋向下的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

       孙英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传播专家

摘要：逆全球化使全球文化融合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进程面临重大挑战，决定了文化安全诉求的紧迫性，以及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议题之间更密切的关联。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和霸权国家之外的一些西方国家而言，有必要确立“多层文化治理”的系统性认知框架和实践定位，用以审视、把握本土、区城和全球社会各层次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以及各层次文化事务的勾连互动，发挥全球文化的整体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复杂互动的“系统效应”，借助全球、区域治理推进本土文化治理，依托本土、区城治理深化全球文化治理。基于“多层文化治理”框架，各国应积极发展走向“多层善治”的治理观念、策略、机制和能力，协同配置各层次的文化资源和使用方式，携手重建能够在各层次上协调彼此权益的竞争合作关系，通过集体努力使全球化归入正轨

关键词：逆全球化；文化安全；文化治理；多层文化治理；“多层善治”

       一个时期以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趋向改变了人们所熟悉的世界面貌，也挑战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和不同国家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逆全球化趋向更为显著，与疫情引发的新一轮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一起，使不同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面临广泛的分歧和不确定性。

       目前知识界对逆全球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基于文化视角的思考尚有不足，亟待结合全球文化领域的新近变动，做出相对全面的观察思考。研究者有关文化安全和文化治理的讨论，也应结合逆全球化对各领域的整体影响，追踪不同文化之间等级、边界和权力关系的变动，设置有益于介入本土、区域和全球文化实践的学术议程，为促进当代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共同体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

一、逆全球化趋向对全球文化领域的影响

逆全球化的内涵颇为复杂，概括地说，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国家边界限定全球化进程的战略调整，以及为应对全球化利益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等问题而在“主导性执政理念和政策”方面发生的变动趋向，使推动、维持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制度规则乃至意识形态发生“逆转”，进而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渐渐萎缩”，包括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流动的减弱，产品和要素跨境流动面临更多障碍，以及相关政治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频频出现，并持续地“削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是不同的概念，逆全球化作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力图解构、重组全球共同市场以及竞争规则的行为与后果，体现的是这些国家重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意志和战略趋向；反全球化主要指包括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对全球化的负面评价、社会情绪以及抗议行动等，体现的是“为弱者和边缘者利益而抵御富有者权力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侵蚀、全球化造成的分化以及“民主赤字”等全球性问题，其中主张环境和人权保护的一些反全球化运动，还带有鲜明的后现代和世界主义色彩。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也有交结之处，二者同样根源于全球化的土壤，同为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竞争和文化角力的后果，以及全球化种种负面效应的周期性外溢。

一个时期以来，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在资本、技术方面占据强势地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内部面临持续性的经济衰退、社会分化，外部忧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挑战自身利益和国际主导权。而种种全球性问题的接踵而至，也不符合这些国家的优先事项，故而主动选择了保守、孤立甚至于胶柱鼓瑟的经济战略和政治立场。首先，对内主动采取收缩战略，通过国家干预、管制措施，控制资本、企业流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求增加本土就业，并通过移民、监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措施排斥移民、难民，以缓解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冲突，以及民众面对全球化后果的普遍不安、焦虑、被遗弃感等情绪。其次，对外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力求改变乃至“倒转”国际合作进程，重建国际贸易、金融秩序以及国际分利机制。再次，承担国际义务、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乃至维护、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大幅度减退，尤以美国为代表，由于认定“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其他经济体获取国际经济合作利益的保护伞”，要求“世界补偿过去的损失，同时又要建立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新秩序”，一再掀起市场保护、贸易壁垒以及在科技竞争领域的遏制排外浪潮。

研究者就此指出，逆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民主缺乏保障，政治民主向权贵政治倒退。而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民主同时缺乏动力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恶果”，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之间因发展不均衡所积累的矛盾凸显的结果，实质是“经济全球化利益受损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面采取的各种反全球化措施”。近年来的欧洲民粹主义泛滥、英国脱欧、美国发动贸易争端，还有疫情以来美国空前规模的族群冲突、大选争议等，皆为逆全球化的表征和后果，其影响也已跨越投资、贸易、移民、福利等议题，导致了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动摇着全球化所建构的文化传播体制以及不同社会的文化实践。

全球文化领域的实践与经济、政治领域始终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生产体系，在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各种文化超越国界的交汇、融合以及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全球化进程。这里要强调的是，与经济领域一样，全球化在文化领域也具有加剧不平等和促进发展的双重性，以及力图构建开放的、“一体化世界”的发展逻辑。首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主导性力量，并推动了“文化同质化”的全球趋势，使一些文化因“西方化”或“美国化”而部分丧失本土特性，一些文化则遭到全面破坏甚而不得不面对消亡的命运，故此，针对“文化同质化”的焦虑和反抗也是“全球化”的。其次，与“文化同质化”相伴而行的，是全球化为全球文化的丰富性、差异性提供了全新的自由生长空间，导致一些国家本土文化出现“复兴”局面，同时消解了内部由来已久的文化激进主义，并为一些族群和亚文化群体展示自身多样性创造着条件。换言之，全球化在遏制“差异”的同时，也在生产、扩大“差异”，并创造着不同文化并存的“增量空间”——借由这个“空间”，很多文化都可能获得“扩张”自身影响的机遇。其三，与西方社会相似，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地理、时空观念和全球意识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不同国家与外部文化日益深入的互动已呈现“互利和共同发展”的总体趋势，正如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描述：“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或杂交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多重化（multiplication）和多样化（diversification）”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关系形式”。

由于逆全球化在经济、政治领域种种效应的滋生蔓延，全球文化领域经过长期努力才得以推进的融合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进程，也不得不面临“被动刹车”至“深度调整”的压力。

第一，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战略调整遏制全球化，直接导致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社会思潮，政治运动的蔓延，全球化建构的多元文化主义“风光难现”，尊重文化多样性、捍卫群体公正的价值观和公共政策也难以得到广泛支持，而民粹主义等孤立闭锁的思想观念则拥有了更大空间，成为主导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和文化思考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后果就是：既有的文化合作机制将逐一遭到冲击甚而解构，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疏离、敌视持续加深，而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则在国际交往中愈加霸道任性，进一步挤占非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分享全球化利益的空间，不仅强化着全球文化格局中既有的权力支配关系，也在打破各国文化之间彼此得以包容的既有关联，使文化领域经过长期努力才得以维系的对话关系与合作机制转向停滞。

第二，逆全球化正在走向“全球化”，其负面效应不仅在西方内部扩散，还从西方社会蔓延到非西方社会，使后者集体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的不确定性，继续承受权力与资源的极度失衡带来的贫困、冲突、分配不公等，特别是由于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加上技术进步对全球产业链冲击而导致的对劳动的替代，使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恶化，更使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失去相对比较优势，“最终可能酿成经济或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动乱、文化无序等困境。不仅如此，因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思潮“杂糅”的影响，极易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激发封闭、保守的社会思潮，使后者在面对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时，无意在“欣然接受”和“拼力抵制”之间维持某种“中间立场”，而是倾向于通过强硬的对抗策略去捍卫自身特性，由此产生的文化和政治效应也可能被放大并外溢为全球影响。

虽然逆全球化不能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使全球文化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全球文化格局多重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动摇、改变。倘长此以往，还可能造成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内部新的分化，更多国家和社会群体将走向更为封闭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更为偏狭的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在加剧内部思想对立、群体分裂的同时，积累针对外部文化和国家的偏见、仇恨，从而使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以种种形式展现，最终使所有文化和国家都面临冲突以至断裂性分化的局面。

二、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

就当前情势判断，在中短期内逆全球化不仅不会减缓，甚至可能继续扩散、放大。随着这一趋向的层次、内容和力度的变动，非西方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面向本土和国际社会的文化安全观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都不得不做出调整，以审慎应对种种新的紧张关系，把握各自“攻守进退”的时机。

近年来国内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主要来自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扩张性实践的思考，以及对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互动事实的理解。以知识界的讨论为基础，本文使用的文化安全概念，主要关涉主权国家整体文化体系的运行和发展安全，特别是本土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产业以及公共文化实践等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侵蚀，操控和破坏，以及文化领域的立法权、管理权是否完整且不易撼动，进而有效维护国家的合法性、统一性和连续性。与之相关，探索本土文化多样性的传承模式，守护本土价值、伦理体系之于民众的正当性和神圣性，调节主流文化与外部文化和内部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培育全体国民对自己所属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期待和情感等，皆为维护文化安全的应有之义。

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集体面临全面的文化安全威胁。西方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扩张与文化霸权，造就了全球文化的不平等格局，也使西方文化作为普遍性力量主导着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持续解构着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多样性，并使之默认、服从西方所确立的国际文化秩序。尤其是，凭借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西方文化产业长期主宰全球范围的文化消费，非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精神信仰等则被不同程度地稀释、消解，本土传统主导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也持续失效，甚至普遍面临过度世俗化和道德衰败的困境。对其中多数国家而言，在权力结构和相互依存态势的变动中，是否能够在本土的地理和政治空间保持自身文化的同源性和影响力，以保证“在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不存在能与国家进行真正竞争的跨国意识形态”，已成为共同诉求。

逆全球化是非西方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新一轮挑战。首先，逆全球化会动摇国际文化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但不能全然改变文化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以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支配与抵抗、“中心”与“边缘”的固有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文化的全球扩散不会“终结”，西方文化产业对全球文化市场实施全面控制的意志不会改变，全球文化领域仍可能存在“绝对的支配者”，文化领域固有的全球性问题也将继续存在。其次，随着逆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多重权力意志甚至可能经由“重新部署”而加强。就西方文化整体而言，虽然会面临较大的内部分化压力，但仍将继续充当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非西方国家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则将日趋复杂，尤其是那些新兴国家之外的无力与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国家，很可能被推向更为边缘的位置，不仅导致其内部新的分裂和封闭，甚至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即“未曾参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上升，就已经加入了它的衰落”。

需要强调，因文化安全关乎一国政府的合法性、文化认同的基础以及国家的完整性，霸权国家之外的一些西方国家，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同样具备文化安全议题上的普遍自觉，视之为影响本土文化权益的核心因素，以及关乎国家安全的根本性诉求。事实上，在当代大众文化及其携带的消费主义观念的冲击下，西方社会内部的裂痕一直在扩大，一些西方国家与广大非西方国家面临相似的文化处境，同样承受着本土传统的断裂，以及作为后果的道德沉沦、社会衰败等。故此，在抵制当代文化对本土传统的侵蚀、约束文化领域的消费主义逻辑以及“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等方面，这些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程度上的相似立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的调整，使“治理”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的流行词汇。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的治理定义，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通过协调、合作处理共同事务的持续互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基于这一定义和知识界的阐释，本文使用的文化治理概念，是指由政府、公共部门，私营机构、非营利团体以及个人等作为治理主体，为应对主流文化、公共文化、大众文化以及日常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实践，以及传统文化管理体制难以应对的文化认同危机等，通过治理主体之间的开放互动和观念竞逐，发展配置和运用文化资源的策略、机制和能力，逐步调节文化生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构性问题，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中的某些不足。

当前全球各领域的急遽变动趋势，决定了文化安全诉求的紧迫性，以及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议题之间更为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文化安全诉求已成为理解文化治理并对文化治理效用做出评估的主要依据，形形色色的文化安全议题不仅涉及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权，以及国家和民族文化事务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也关乎政治、经济与文化事务的协调、均衡等，皆与文化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文化治理提供了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机制。尤其是，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都导致了各个国家本土文化安全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风险，并促使以本土安全为核心目标的本土安全治理不得不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直面本土、区域和全球社会各个层次中文化事务和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关联性，从中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第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霸权过程以及全球文化市场对传统文化管理机制的挑战，已经给广大非西方国家乃至霸权国家之外的一些西方国家积累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安全危机，在内部难以维护本土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主权的完整性，在外部难以协调与强势文化之间支配与抵抗关系的冲突。相关的矛盾、压力汇集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则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文化治理迟滞”，体现为“经济格局与文化格局的大错位、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大迟滞”。第二，逆全球化正在给全球社会带来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强度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分歧，更使文化安全的主要威胁及其引发的种种文化权益的争夺、碰撞，不仅存在于一些国家的本土社会，也不断地从一个空间“溢出”到另一个空间，遍布于各个区域乃至全球社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多元、多向度的分歧和冲突叠压在一起，成为超越单一国家治理能力的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在文化领域不得不共同而对的重大挑战。

由此而言，本文认为，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乃至霸权国家之外的一些西方国家而言，需要建立一种“多层文化治理”的系统框架，用以审视，把握本土、区域和全球社会各层次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以及各层次治理主体在文化事务上的勾连互动。这里的“多层文化治理”既是基于全球治理理念的一种系统性认知框架，也是管控、协调国际文化事务的集体实践定位，借用的是一些学者在欧洲治理研究中运用的“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概念，用以强调本土、区域、全球层次的民族国家政府以及不同类型的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在各自治理实践中的复杂关系和密切互动。其中，区域与全球层次文化治理的实践定位，在于区域和全球文化事务及其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关联和冲突，既涉及全球文化体系中不同国家之间支配与抵抗的较量，也关系到种种文化要素在不同“子系统”中不同程度的扩散和延伸；本土层次文化治理的实践定位，虽然在于维护本土文化独立和自我权益的确定性，但作为全球文化体系的“子系统”，与更大系统中的区域和全球文化治理密切关联、不可分隔。

在逆全球化的趋向下，任何一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都不是孤立的事业，与其他行为体之间既是潜在对手，也是利害相关的潜在“盟友”。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国际危机中暗含的危险乃是由相关方的互动所驱动的”，在逆全球化趋向下审视一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与压力，以及确立一国文化治理的策略、机制，离不开“多层文化治理”的系统框架和实践定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文化治理”也应逐步走向“多层文化治理”，探究多层次“文化共治”的可能性，为超出单一行为体能力范围的文化事务建立更可靠的解决机制。首先，借助全球、区域治理推进本土治理，即通过引入全球、区域层次上更为合理、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协调文化权益的制度性机制，发挥全球文化的整体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复杂互动的“系统效应”，抑制、修正同样作为“子系统”的本土文化体系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借助全球系统的整体“视域”，理性辨析本土层次上文化安全所涉权力网络、互动方式等要素的轻重缓急，以及配置资源、利益、能力的权重排序。其次，依托本土、区域治理深化全球治理，即通过各层次权力操作和文化资源最大程度的协同配置，以富有弹性的多样性和多重体制在实践中寻求治理限度的突破，驱动国际体系结构以及行为体身份、利益的再造，逐步改变各层次的治理“迟滞”局面，进而重建各个层次文化领域的相互依赖、合作关系，为相互理解创造更多条件。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内部差异甚大的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竞争、借鉴，积累全球文化治理的经验和共识，努力使文化治理适应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变动，推动文化秩序与政治、经济秩序的协调发展。正如玛丽一克劳德·斯莫茨（Marie-Claude Smouts）对“治理”的理解，是把“大量相互差别、各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统一起来，从而“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

必须强调，鉴于多层治理可能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模糊，以及低效和不确定性，在“多层文化治理”的结构中，政府仍是一定时期内的核心主体，既要承担主要的治理责任，也要为多元主体的“集体力量”提供基本组织体系，以及足够包容、有效的指引、整合和监管，并“把自己当作文化多元共存的托管人和文化多元共存可持续发展的担保人”。这里还需提及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有关治理与政府角色的观点：政府“要高瞻远瞩，超越一个个子系统的立场来思考和行动，避免不良的副作用，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保证协调和效率。”

三、“多层善治”的理想目标

新冠疫情使整个世界面临“心态失调”和新的撕裂，无论非西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应立足于自身的现代化需求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推动“多层文化治理”，从不同层次的治理实践中寻求经验，发展面向“多层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标的观念、策略、机制和能力，协同配置各个层次的文化资源和使用方式，以集体之力探究共存之道，逐步重置全球文化融合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多元善治”指向的是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实现“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治理目标，意味着重视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基于彼此认同、自愿的合作原则，以及基于共同利益的多元而非单一的权力向度。

第一，本土文化治理的基本诉求，是基于明确而不妥协的文化安全诉求，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革新本土文化资源的组织方式，建立完善的内部多样性保护机制，扭转外部现代性影响下的社会失序和文化焦虑，以维护民众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以及自身与外部文化之间互动、共存的动态平衡，使自身的文化构成“符合国情但又与国际社会相通”。

文化认同体现的是一国民众对共同文化的知觉、理解和信念，是文化安全的核心诉求。在知识界有关文化安全以及国家治理、社会变迁、全球化等议题的讨论中，都认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文化之于国民的独特性，也提供了文化之于国家生存发展的神圣性，是构建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基础。国际学界也有共识：世界不同区域广泛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大多是在外部大众文化以及现代性的冲击下出现的，实现文化认同有效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抵制“同质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提升”（promotion）方面。就此而言，妥善做出与本土文化资源及其使用方式相关的制度配置，使影响内部文化认同的文化取向和意义流动能够基本限定在自身的政治边界之内，既是本土文化治理的基本目标，也是一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需要强调，文化安全始终与一国内部经济、社会问题关联，包括“迅速成长国家内部的重大差距引发的社会矛盾，国家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在新时代艰难磨合招致的紧张等”。各国经验也表明，改进民众的生活处境、社会福利等，实质上有助于弥合内部分化裂痕，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亦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并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就此而言，本土文化治理的要义还在于：通过制度安排调节文化资源的组织、使用方式，使文化事务的处置、文化政策的抉择等能够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落实、安顿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研究者还有共识，文化产业是谋求一国文化安全最具潜力和可能性的领域，本土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以及一国发展、调控多样化文化市场的能力，始终是文化安全评估的重要指标。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化生产、扩散的手段、途径，同时也可能使全球文化领域的所有市场化力量面临重新起跑的“历史拐点”，对一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文化产业而言，则可能是提供了将其自身经济实力“等比例”置换为对外文化传播空间，进而构建全球文化产业领域“多中心”格局的历史性机遇。承前所述，治理有助于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协调中的不足，但治理不能代替国家和市场去配置大多数资源，“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之上”，故此，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文化产业治理面临两个“突破方向”。首先，建立完善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市场机制，注重运用外部资本、技术和经验，注重激发本土自主性、原创性表达，注重发挥不同传播渠道、平台的协同效应，促动其文化产品从“边缘”流向“中心”，逐步改变全球文化生产消费中固有的权力支配关系，逐步建立新型的文化间竞争合作关系。其次，在遵守国际贸易基本规则、承诺外部市场力量参与本土竞争公平性的前提下，对外部文化产品进入本土市场设立合理限制，同时积极推动符合本土文化权益和市场化目标的国际规范更新，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土产业的权益和赢得发展资源的正当性。

第二，区域层次上的文化治理是全球文化治理的阶段性环节，也是本土文化治理的重要依托，主要涉及区域内部有着共同或相近文化传统的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对话与合作实践。结合已有的区域合作经验，区域文化治理主要有三方面的侧重。首先，探究近邻互信之道，在正视内部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砥砺、冲突的基础上，共同整合、评估共同文化传统的思想框架和当代意义，强化有关共同文化权益的认知，妥善处理各自参与区域文化实践的利益博弈和彼此关系。其次，探究协调发展之道，即基于共同发展目标配置文化资源，使之作为“潜在的力量源泉”，推动建立与区域经济、社会领域相匹配的文化治理机制，协调区域国家共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再次，寻求产业合作之道，即基于区域共同市场，构造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生产与传播“链条”，利用世界各地区域一体化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外溢”的势头，通过以自由竞争为根基的联合生产机制、以配额制为基础的文化产品保护机制等，合作调控区域合作的形式和方向，推动区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传播，逐步使区域文化产业成为全球一体化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逆全球化趋向下，具有特殊“意志”与控制力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仍将保持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势地位，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产业仍将难以抵御这些强大对手的裹挟和碾压。就此而言，非西方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面对的区域文化治理，还存在许多异乎寻常的“难点”，特别是：如何通过区域内公共权力的完善以及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应对区域合作中常见的“搭便车”和“囚徒困境”难题？如何适度发挥区域内“核心国”的引领作用，使之承担起区域文化“中心”的责任，引导改进区域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各行其是，以及文化消费依赖外部供给的惯性？就当前情势而言，突破这些“难点”必定是极其复杂的，亟待基于安全和利益共识而汇聚同道的集体努力，去克服协调、服从困境以及合法性等问题。

第三，全球层次的文化治理主要针对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文化关系，以及各种次国家和超国家主体的文化实践。由于涉及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在文化领域面临的“迟滞”局面，以及国际秩序中固有与新生、潜在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和进程性冲突，全球文化治理不仅要着力于跨国家、超国家的机制构建，顺应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性力量的成长，更要以人类文明的整体高度审视文化事务，最大程度地抑制文化霸权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育有益于调适文化冲突、维护文化间互惠性理解的共同观念。

基于治理理念、规则和目标的整体性、全球性考量，通过多层治理的运行模式与制度设计，同时积极呼应各个行为体护持自身文化安全的迫切诉求，是全球文化治理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整体性而言，意味着通过全球文化的整体系统与各层次“子系统”之间互动的直接、间接的“系统效应”，“给予有效行动以新的可能”，努力在各种文化力量之间谋求最大公约数，使非西方社会得以发挥其文化资源内在的普惠性，与西方文化共同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就全球性而言，意味着通过“超越国家的更广泛、联系更紧密以及更负责任的治理形式”，逐步构建、调整面向全球文化领域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协调各自权益，编织各层次的文化意义网络并推动相应文化内容的更新，重启导向“共识”的对话空间。

运用治理研究者的观点，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是全球社会集体面临的重大挑战，各行为体都应“改革和增强现存的政府间机构体系，并改善其与私有和独立集团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需要表现出建立在“磋商、透明度和负责任”原则上的“集体的精神气质”，从而藉由理性策略对内完善自身行为、对外寻求与他者共存的互动机制。就此而言，全球文化治理的一种“理想图景”是：各方通过最大程度地共同参与、携手努力，在全球文化领域构建权益协调的、可持续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及“多层善治”格局，以集体的智慧、经验和力量去抑制逆全球化以及霸权、强权的负面影响，最大可能地化解国际社会的疏离、压迫和对立，逐步使全球化焕发“全球时代的生命力、富裕性和多样性”。

四、结语

       逆全球化给全球文化领域带来了分裂、倒退的挑战，也提供了整合、重启的可能性。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参与“多层文化治理”并发展相应的治理观念、策略，机制和能力，攸关自身文化与外部经济、政治权力之间的共同存续，也将决定自身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前景，以及应对全球体系不平等格局的成效。当然，在权力与资源都极不均衡的国际格局中，“多层文化治理”要比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面对更多的局限性，其过程必定是艰难的，充满了未知因素。

对知识界而言，面对当前国际格局的复杂局面，相比利益分配、战略角逐和组织机制等议题，围绕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的思考要面临更为复杂的理论、思想磨合，甚至充满了产生偏见的风险和盲目行动的陷阱。为探究逆全球化的复杂缘起及文化后果，把握文化与经济、政治事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本土文化安全形势以及区域和全球文化的长久趋势，研究者尚需运用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测量、分析技术，从经验现实中审慎梳理文化与经济、政治事务以及权力、利益结构的复杂联结，逐步建立能够把文化安全诉求与治理实践较为充分地结合起来的现实自觉和知识框架。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中的“文化大国”，有较强的抵御外部文化影响的综合实力，也有自身文化安全诉求与文化发展战略的特殊性。面对逆全球化趋向，除了继续倡导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包容性”发展，中国还应立足于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目标，积极推动有益于“多层文化治理”的知识生产和观念更新，并由此承担提供全球文化领域公共物品的历史性责任。当前，面对疫情加剧的种种对立和冲突，更应客观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与外部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持续的对话、合作努力，拓展与外部文化和行为体之间共建互惠性关系的可能性。

结合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来看，这些努力的目标，并不在于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替代，而是通过更高站位的文化自觉、更积极有为的全球实践，寻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深度相融的新局面。这无疑是一个自身观念、策略、机制和能力都需要直面外部冲击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能否实现更为广泛的国家安全以及国家成长目标，也必将影响人类文化的整体前景。

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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