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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大关系深度领悟百年大党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刊载于《学术界》2021年第12期）一文从两个“确立”之间的关系、三个《决议》之间的历史传承与现实超越的关系、长时段历史的纵向推论与重大成就经验的横面剖析的关系等“八大关系”对《决议》进行深度理论阐释。
作者简介：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
《学术界》2021年第12期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也是一部政党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的教科书，值得我们深度解读和领悟。一是两个“确立”之间的关系：这是把个人主体与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确立一个政党的领导核心；二是三个《决议》之间的历史传承与现实超越的关系：从时间的一维性上三个《决议》无缝对接，从空间布局三个《决议》对党的生命实践过程无缝覆盖，且依次递进；三是长时段历史的纵向推论与重大成就经验的横面剖析的关系：这次的第三个《决议》完美地实现了二者的结合；四是全面剖析问题的论断式呈现与正面总结经验的决断式铺陈的关系：第一个《决议》与第二个《决议》基本采取了全面剖析问题的论断式呈现，第三个《决议》采用了正面总结经验的决断式铺陈；五是百年奋斗史中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关系：重大成就基于坚实的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我党对自己历史的清醒认知和理论自觉；六是“伟大飞跃”中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的关系：“飞跃”“新的飞跃”“伟大飞跃”是用来解释百年历史的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两条线的；七是“十大历史经验”排列顺序的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系统完整、相互贯通，谓之守正，“坚持党的领导”列为“首出”、首提“坚持敢于斗争”、坚持改革开放不再单列但其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谓之创新八是《决议》蕴涵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在很大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风向标，中国共产党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范式，要创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范式。
关键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政治宣言；八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理性审视自己百年的奋斗历程，在第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决议》）。这个《决议》不是一般的政治文献，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1]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上，不乏各类各样的政治宣言，但像《决议》这样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政治宣言，到目前为止，仅此一部。《决议》几近一部政党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的教科书，值得我们从各种角度和视野深刻解读和领悟。本文选取“八大关系”思考之轴，呈现学习体会。
一、两个“确立”之间的关系
这次《决议》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
两个确立，其思想和提法并不是这次全会才提出的，5年前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已明确了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两者写入党章。但是，须知，写进《党章》与写进党的重大《决议》，其意义是不一样的。从写进《党章》到写进《决议》，期间经历了9年的政治实践的检验，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升华到理论的飞跃过程，即是说，“两个确立”有了更为坚实的实践依据，体现了一种时代期盼和民心所向。
如果说，“两个确立”写进《决议》具有历史和实践发展的必然性，其具有重大意义但并无任何惊奇。但是，把这两个“确立”结合在一起，正式写入党的《决议》这样的文献中，恐怕是首次。因此，这里有一个需要深度领悟和理解的问题：即两个“确立”本身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个“确立”是针对“政治领导人”个人的确立；第二个“确立”是对集体智慧的理论体系的确立。这是把个人主体与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确立一个政党的领导核心。理论上讲，在人类政治的发展史上，成功的政党领导的成功的政治，个人主体与思想体系二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这样做，第一，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每一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和智慧。但同时也认为，必须承认个人的历史作用。人类历史的进程，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运动的必然产物。但“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5]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能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体现人民群众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坚决地领导人民群众的伟大政治人物，必然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人民的拥戴。时代的发展，实践的需要，决定了确立政治人物个人核心地位的必然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一直是在政治领导人领导有力、指导思想高度自觉的状态中砥砺前行，百年奋斗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政治文明进步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6]因而，这次的“两个确立”，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自信。
二、三个《决议》之间的历史传承与现实超越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中，通过并发布了三个重大《决议》。第一个《决议》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决议》，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河。这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个《决议》公开申明：“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7]第一个《决议》第一次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开创了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这为我们党形成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个《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决议》相比第一个《决议》，首先在标题中加了“建国以来”和“党的”这样的限制和规范，一来说明我们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二来是从模糊的“历史”限制为“建国以来”，三是并不是对国家所有的问题而是仅对“党的”问题进行决议。
从历史背景来看，经过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几十年，第二个《决议》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经历的重大事件更多，党内思想认识分歧更为严重，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突出。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教训”需要总结、定论和反思的问题更多。第二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行评述。它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总体上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并对各方面的成就作了概括；但同时直面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要求认真汲取教训。它既对这段历史作了总体评价，也对几个阶段的历史和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具体臧否，“成为后来编纂新中国党史的根本准绳”[8]。
纵向比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中出现的三个重大《决议》，其中蕴藏着历史传承与现实超越的关系。
第一，三个《决议》的血脉贯通的历史传承关系。从时间的一维性看，三个《决议》对党的百年历史的总结，是无缝对接没有“间断”；从空间布局上看，三个《决议》对党的生命实践过程是无缝隙覆盖，这种覆盖，是随着党的产生发展壮大的动态过程全方位辐射；更为根本的是，从思想骨脉角度看，三个《决议》一脉相承，“初心”永驻不变！比如，第二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最后坚强有力地声明：“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9]
而这次的第三个《决议》一开始就声明：“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10]可以看出，三个《决议》的传承赓续在理论血脉中都是以“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来连接的。
第二，三个《决议》的现实超越关系。应该说，三个《决议》依次递进，在历史赓续的基础和前提上，更加着力和彰显了现实超越的品貌。关注和学习《决议》精神，大家应该特别注意到：第二个《决议》虽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却首先声明“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11]，并在第一部分重新论述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按理说，第一个《决议》就是关于这一段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决议》是关于“建国以来”的问题的决议，为什么要“重复”决议？这样做又说明了什么？答案很显然：这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也不是说要“修改”第一个《决议》，而是在第一个《决议》的基础上，作了更具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提炼和总结，它充分展示了对第一个《决议》的超越和升华。比如，其中第一部分总结完“二十八年历史”后所作的五条“充分说明”的结论，填补了第一个《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不能达到的理论总结的高度。
至于第三个《决议》对前两个《决议》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表示得更加清楚，他说：“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了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12]因而，“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13]“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14]“新鲜经验”“聚焦现在”“昂扬姿态”“建功新时代”等，就是这种超越升华的雄壮政治表达。
三、长时段历史的纵向推论与重大成就经验的横面剖析的关系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鲜有一个政党对自己长达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的政治文献。毫无疑问，这次《决议》既是总结百年历史的政治文献，更是一个现代政党的新时代政治宣言。既要讲清“历史”，又要宣示“时代”。“历史”长达百年，“时代”浓缩精华，所以，这次《决议》深度蕴藏着长时段历史纵向推论与重大成就经验横面剖析的关系。
在研究历史的学术理论中，“长时段”史学方法已然是古典的、经典的、难以取代的研究方法。只有“长时段”历史，才能“走向历史深处”，对历史作出富有详实史料支撑、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批判和解释。只有“长时段”历史，才能“确定一种不变的、决定性的和连续性的结构和力量”。著名学者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特别分析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学方法的重要理论意义。他指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家强调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的背后，揭示一些在较长历史时段中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的现象。只有“长时段”史学才能揭示出“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15]
另一方面，长时段历史研究方法不能孤立独行，它必须与揭示“历史底层和顶层”的“横切面”的静态剖析研究相结合。也是福柯，在历史学最擅长使用的“确定一种不变的、决定性的和连续性的结构和力量”方法的深处，另辟蹊径，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发现各种“断裂”的“横切面”和“沉积层”，奥妙无穷！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16]
可以说，这次的第三个《决议》，完美地实现了长时段历史的纵向推论与重大成就经验的横面剖析的结合。《决议》首先把百年的长时段历史作了宏观定性：“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7]紧接着，为了精准总结，《决议》把百年历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四个历史时期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百年光辉历程。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决议》并没有把四段历史平行呈现，而是浓缩各个历史阶段的精华而又步步超越和升华，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我们正处于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乂新时代”。通过这种理论逻辑的递进和升华，《决议》首先通过“长时段”思考和总结，揭示了福柯所说的“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揭示了在“较长历史时段中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的现象”的本质。
但是，《决议》没有停留于对百年历史的“长时段”思考和总结，而是最后集中在十大“历史经验”的横切面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的剖析。从实践的角度看，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独立自主，中国道路，胸怀天下，开拓创新，敢于斗争，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些做法我们一点也不陌生，但是，在理论上被冠以“坚持”，这是理论对实践的提炼和再现，这是首次。在有史以来的人类政治文献中，没有过对这种“历史经验”进行如此的基因细胞式的解读。
说到此，我们可以把《决议》与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勾连一下。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的同时，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作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这样批判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8]这说明，第三个《决议》本身对于历史的总结，基于坚实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
四、全面剖析问题的论断式呈现与正面总结经验的决断式铺陈的关系
与上面所讲的第三个关系紧密相连，放在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中纵向比较三个《决议》，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关系问题，即第一个《决议》与第二个《决议》基本采取了全面剖析问题的论断式（议论加辩论）呈现，而第三个《决议》则一展新的姿态和面貌，采用了正面总结经验的决断式铺陈。
不妨回顾一下第一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叙事风格，采取了“说故事讲道理以明辨是非”的“劝说”式的历史故事讲述方式，多少带有“议论”色彩，即便是最坚定的地方也是采用了“论断”式的表达。另外，通篇引用了比较多的斯大林的具体言论，放眼于大历史视野，也是为了理论支持的权宜之计。比如，《决议》声明：“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19]“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20]“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21] 这里可见，以上表达中，语气缓和、用词中性、划分琐碎、议论细致，是一份辩论式的《决议》。
在第二个《决议》中，依然是对许多“重大问题”“条文式”的决议。因“问题重大”，因而采用了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式表达。“辩证式表达”的特质，是比较注意对所表达事物判断正反两个方面的适度张力，即反对“绝对真理”，留有余地。比如，第二个《决议》说道：“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2]这里可见，第二个《决议》，极大地发挥了我党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辨析、辩证、表达我党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的判断、看法和态度，在此基础上形成论断，即整体上仍属于论断式的结论。
而第三个《决议》，虽然从表面上看，它的“叙事方式”“叙事框架”“叙事风格”“叙述逻辑”甚至“叙事布局”，都类似或“回归”到了第一个《决议》上，但是，实质上，“它突破了对历史决议认知的传统观念，没有像前两个决议那样去专门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这说明它的政治站位高远，格局宏阔”。[23]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充分体现党牢记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党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24]因而，因正面聚焦于无可争议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通篇彰显了我党气吞山河磅礴如虹的“决断式”政治表达，不犹豫、不蹒跚、不啰嗦、不纠缠，给人类政治发展史、政治文明进步史呈现了一部崭新面貌的新时代政治宣言。
《决议》有底气有气度，不断地采用诸如“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25]等等这样的决断式语气的表达。
从政治传播理论上讲，政治话语的背后，折射的是时代的政治发展的事实。就是说，从论断式表达到决断式表达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政治话语变迁的问题，而是一个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而带来的政治品质及相应的政治自信问题，进而带来的是我们有无必要和能否继续坚守政治初心、坚定政治信仰、锚定政治理想的问题。
五、百年奋斗史中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关系
大家应该关注到，这次《决议》，直接冠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这个冠名中，突出地把“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并列在一起。“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是并列屹立，而不是“偏正结构”或“逻辑递进”。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度辩证思考的问题：“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又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分别认识“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怎样把握“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作为“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握”的第一条，就是“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他说：“我们党已先后制定了两个历史决议。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26]
请在此细细品读总书记的说明：这就是说，百年历史，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没有教训，而只是“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那么“改革开放之初”之后有没有问题呢？总书记说，是有的，即“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那么，为什么只谈成就和经验而不谈问题？这么做的意义又是什么？《决议》明确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
从学理上剖析，重大成就，是一种对历史上发生的事实的总结，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应该是可以检验、可以追溯、甚至可以体验的事实，不应有争议和分歧。这次《决议》以坚不可摧的雄壮事实，详尽展现了我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对这种成就的认可，基于坚实的全党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广大民众的高度共识，不存在任何争议。
“历史经验”，是要把“百年重大成就”经过理论抽象，上升为“经验”，作为“经验”，它的基本特质是能够传承、能够传播、能够推广、能够共享。不同于“成就”作为一种事实不能有争议分歧，“经验”作为一种理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认知甚至分歧。所以，我们认为，之后的进一步学习《决议》精神，就是要对十条“历史经验”作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逐条论证。这次《决议》对于“重大成就”的认定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的清醒认知和理论自觉。
六、“伟大飞跃”中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的关系
这次的第三个《决议》中，七次出现了一个“政治高度词”：飞跃。在政治话语及其传播中，“飞跃”一词是居于高位的概念，一般是用来说明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中，具有“质变”或者“阶段性及时代性”标志和特质的政治现象。“飞”与“跃”，像一座桥梁，架起了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的无缝结合。就是说，“飞跃”一词，一般用来表示理论对实践的升华。那么，第三个《决议》中，七次使用“飞跃”，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弄准确第三个《决议》在哪里使用了“飞跃”一词。
第一次出现，是在总结百年奋斗中的前二十八年的成就时使用：“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28]
第二次出现，是在总结毛泽东思想时使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9]
第三次出现，是表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成就时使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30]
第四次出现，是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理论时使用：“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31]
第五次出现，是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就时使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32]
第六次出现，是在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33]
第七次出现，是在结论性的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就时使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4]
说明一下，第一个《决议》和第二个《决议》中几乎没有使用“飞跃”这个词的。第二个《决议》在说到毛泽东思想时，使用的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35]我们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产生这两个《决议》的时候，无论从实践进程还是从理论升华的角度，我们党还不足于用“飞跃”来说明。而这次的第三个《决议》，较高频率地使用了“飞跃”“新的飞跃”“伟大飞跃”来论证。
对此，我们需要仔细领悟弄清楚以下几点。
第一，“飞跃”“新的飞跃”“伟大飞跃”是在两条线上使用的。具体说，是用来解释百年历史的“实践进程”与“理论升华”两条线的。“实践进程”用了四次：第一次是表达二十八年的奋斗：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次表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第三次表达改革开放四十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第四次是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四次“伟大飞跃”的使用是与对于百年奋斗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相匹配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进程的四次伟大飞跃论”。
第二，“理论升华”用了三次，是说明我党百年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的，而且是放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基础上动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上来使用的。第一次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是说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第三次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请务必注意：很多学者使用了我党指导理论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第三次飞跃”这样的表达，应该说是不准确的。《决议》中没有这样排序，只是使用了“飞跃”、“新的飞跃”的递进关系，而且，没有使用“伟大飞跃”一词。“伟大飞跃”只用在对实践进程的表达上。
七、“十大历史经验”排列顺序的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这次的第三个《决议》，正面铺陈了决断式的十大历史经验，气势如虹。当人们关注到十大历史经验的深处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十大经验是怎样排列顺序的？有人会想：这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可以随意组合。当然不是这样的。话语逻辑的背后，既折射着时代特征的变迁，也反映着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着力点的变革，再往深里讲，折射着政治主体对所处时代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的程度。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关于这一点从特定的角度还是有说明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6]这里可见，根本保证、力量源泉、根本原因、根本途径，表明了“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毫无疑问，这十条经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意识形态等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一种无缝隙覆盖、全方位辐射。这种系统完整、相互贯通是其“守正”的一面。
但是，这次十条历史经验的提炼与排列，又特别体现了我党对百年历史经验总结创新的一面，最为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最为突出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独立出来，排在“首出”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辉煌成就，首先得益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比较于过去，也谈党的领导，但都没有置放于如此主要的地位。
第二，新提出“坚持敢于斗争”。因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遥想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37] 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冷战、苏东剧变、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等，哪个不是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甚至腥风血雨的重大斗争！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时起，就处在各种敌对势力的谩骂、敌视、反对、围剿之中，就是在各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在“坚持敢于斗争”中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赢得了江山，赢得了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岂能不是一种成功的经验！
第三，深度领悟这次《决议》中关于历史经验总结守正与创新关系，还有一个在民众认知中比较困惑的问题，这就是：这次对“历史经验”的概括中，为什么没有“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条呢？许多人“嘀咕”：难道我们党过去没有坚持改革开放吗？难道我们党以后不再坚持改革开放了吗？在此必须说明：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
我们看到，这次《决议》，百年历史划分为四大历史阶段，而其中后两大历史阶段被冠名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阶段都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据此，《决议》中把“改革开放”独立列为一个部分即“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38]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也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发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这说明，大家应该认识到：《决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来叙述了，而不再只是一种“经验”之一。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我们认为，比单列为“一条经验”来说，“坚持改革开放”在《决议》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这也恰恰是《决议》中对于历史经验总结的创新之处。
八、《决议》蕴涵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的关系
第三个《决议》，作为我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总结的新时代政治宣言，看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事情，但是，大家看到，全世界对这次六中全会和《决议》内容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国内。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中国的政治在很大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风向标；说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一举一动都有世界联动效应。国际政治界比我们更加关注我们党是怎么看待和说明自己的百年历史的，更加关注我们党下一步是怎么来领导中华民族的，关注我们党会继续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
关于这一点，这次《决议》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39]
《决议》首次把“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十大经验之一单独论证，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40]
在我们看来，世界上也有百年大党，但是百年中的多数时间处于执政党地位且创造辉煌、屹立不败地位的，目前却只有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实践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论，中国革命从来都是世界各国人民求得解放的整体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达致善治、谋求幸福的整体建设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决议》的重大世界意义在于：前一个一百年的巨大成就所奠基的坚强的政治自信，决定了下一个一百年，中国共产党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范式，要创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范式。为全世界树立政治善治的榜样和示范。
参考文献：
[1][12][13][14][24][2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6][10][17][25][27][28][29][30][31][32][33][34][36][38][39][4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3]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5]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7][19][20][2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8][23]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及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12月3日网络首发论文。
[9][11][22][3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16][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3年，第1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