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作为微观政治传播的典型景观，社交媒体中的性别权力交锋值得研究者的关注。相较于不断收缩的传统二元性别权力，以社交媒体为阵地的新型性别权力始终处于动态的运作之中，不断建构性别秩序，并实现自身的媒介化进程。新型性别权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宏观权力的断裂，而是与宏观权力共存，为其提供支撑和补充。同时，看似日常的性别权力还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本文不仅有益于读者对当下充斥互联网的性别议题进行一次有力的反思，也为考察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的共生、微观政治传播的逻辑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简介：
李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
《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摘 要：基于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和普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品貌。社交媒体衬映着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它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边缘被落寞的微观政治生活，形成了微观政治传播的独特景观。新型性别权力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性别权力是考察微观政治权力的重要场域，其中，宏大的、否定性的传统性别权力逐渐收缩，表现为公私领域的性别融合、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和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微观的、建构性的新型性别权力逐渐崛起，表现为超越身体的性别规训、多维扩散的性别凝视和日常生活的性别渗透。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化不是断裂的，而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异化共生。新型性别权力从特定的角度，反衬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对新型性别权力问题客观观察、理性分析和前瞻引导，对于宏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观政治传播；新型性别权力
进入互联网时代，基于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和普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品貌。从政治学理论上讲，社交媒体的普及，也意味着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它的巨大效应，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边缘被落寞的微观政治生活，形成了基于现代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①的独特景观。其中，新型性别权力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崛起彰显格外引人注目。本文就此话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大方。
一、微观政治传播概念的学术之源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向来存在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两条进路。宏观与微观之间有时相互阻碍，有时相互促进，并且始终呈现出不可分离的态势。20世纪以来，微观政治学、微观经济学、微观史学和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将这种微观研究范式逐渐析出。以往基于社会历史性质而再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宏大领域，逐渐被围绕性别、知识、欲望等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领域所填补。毋庸讳言，宏观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占据着研究的主导地位，尤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陷入“极度不确定”的时代，人类愈发需要从突发的、偶然的、多样的现象中把握深层次的规律。但在实践中，这种把握却往往效果不佳，说明了宏大研究范式在面对具体对象时所表现出的乏力。任何研究都逐渐需要关注差异性、个体性与多样性，这是“适应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所做出的积极的调整和理论创新”。[1]
传播学似乎难以下沉到这种微观视域，或者说，传播学似乎从未脱离过这种微观视域。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传播生成社会”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讯息”的维度上，“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连接社会的“微力量”，并不需要依托于庞大的组织机器。近代传播学科的建制反而将这种弥散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活动，限定在以效果研究为主的传播科学里。所谓依托于微博、微信的“微传播”与其说是基于个体的新型传播，不如说是技术跃迁下对传播本源的再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微传播”即“传播”。
但政治学不同，在宏观视域下，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政治即传播”已有论断。[2]这种政治源自人类社会对秩序的追求，随着社会逐渐扩大和秩序日趋复杂，“国家”作为政治主体出现，加速政治与个人的分离。但这往往会产生两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其一，宏大的国家政治如何对个体产生影响？其二，个体的生活是否具有不同于宏大政治的政治性？这一困惑，必须下沉到微观政治领域予以解释。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与控制，微观政治凸显的是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3]福柯(Michel Foucault)关注医院、监狱与学校等场所，和性、话语与知识等场域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即关系。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注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指出，微观政治聚焦于躯体、话语、性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实践，以此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4]可见，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从权力中心向边缘地区的扩展，要全面地了解这种权力的性质，就要充分考虑从中心到边缘的权力结构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呈现出近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性质与特征，实现微观与宏观的差异化补充。[5]
微观政治传播正是基于这种弥散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的微观政治的传播，关注权力在传播中的传递、转移与变革，这种权力不是“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而是一种持久运作的机制，与国家的宏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却正在侵蚀那些重大的形式。[6]在这个维度上，权力不是排斥的、压迫的，它能够生产——不仅生产现实，也生产新的关系与结构，故而“权力如何运作”比“谁持有权力”更加重要。借于“政治即传播”的论断，微观政治即一种权力关系网络，在传播中形成，没有脱离传播的微观政治，也没有不存在微观政治的传播。微观政治传播所之所以逐渐凸显，正是由于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交媒体的普及，扩充了传播的自由度，这种传播不同于宏大政治的“宣传”，更多地依托于网络空间中以社交型传播为主导的新媒体，传播的逻辑更加需要受到重视，这也是对传播学界近年来所提出的“媒介化”的回应。
新型性别权力是考察微观政治传播的重要场域，意味着政治传播回归到生活内在的机理、价值与意义中，回归到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甚至娱乐八卦等具体活动中。在这一视域下，权力的支配效应并非源自“占有”，而是源自技术、策略和运作，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7]性别权力在这种网络中传播，并在传播中产生、变异或消亡。这种权力是始终被行使的，而不能够被占有，在人反抗、顺从这种权力的过程中对人施加压力，从而体现出微妙的政治性。这些关系虽然与宏大的政治不同，但它能够借助日新月异的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渗入社会深层，展现宏大政治的具体过程，演示其构成细节，聚焦其核心诉求，放大其影响效果，最终引发宏观政治层面的发酵和延伸，形成一种强大的反作用于国家政治的社会影响[8]，实现微观与宏观的连接。我们既可以在其中发现日常生活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抵御宏观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之道。
二、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传统性别权力的收缩
传统性别权力与男性的权利同源，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过程。利益的排他性决定了这种权力天然地是一种否定的、宰制的权力力量，而非一种灵活的权力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传统社会的生存、生活方式日益解构，逐渐侵蚀这种权力的基点。
（一）否定性的传统性别权力何以存在
人类社会伊始，个体依托亲缘关系自发形成初级群体，但因为生存资源有限，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需求不一，所以冲突时常发生。为最大限度获取资源，人类开始自觉建构不同的次级群体，产生社会关系。由此，个人生存性的“需求”变为发展性的“利益”。随着近代国家的产生，这种利益被合法化为“权利”，代表一种对利益分配关系的处置，“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基于这样一种权利基础。但人性对权利的追求永无止境，为了维持秩序，权力产生了，起到限制、协调或剥夺权利的作用。[9]可以说，“需求—权利—权力”是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根本框架。因此，权力产生之初就含有“限制”的否定性意蕴，不论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国家为主体分析权力、康德(Immanuel Kant)以个人为主体分析权力，还是马克思(Karl Marx)以阶级为主体分析权力，其逻辑都是“支配的”“管制的”甚至“压迫的”。性别权力就是将男性与女性视作两个相异的社会群体，用这种压迫、支配、管制的逻辑来描述两性之间的关系，如男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带来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支配。
基于这一框架，传统性别权力的能指与所指与男性的权利同源。权利必为对一定利益、资源的占有与支配，故而性别权力不仅为男性权利作用，并且以男性权利为依托。没有性别权力，男性权利无法在社会中充分实现，没有男性权利，性别权力也无法起到支配作用。而男性的权利基于男性所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维存在的。首先是生物学支点，指涉一种对非生物性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可。比如男性的肌肉更发达，体力更充沛，故而男性的地位更崇高。其次是社会学支点。女性的社会分工局限在以家庭为轴心的半私人场域，她们的劳动无法直接与国家权力相连，因此男性更能够为自身撰取政治权利。最后是经济学支点，女性的家庭劳动无法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即便是在现代资本运作中，她们的产品（服务）依然具有较低的市场价值。女性的权力常常带给她的是她无权实质性享有的东西，比如生育价值、审美价值与性价直，并不能够使她得以确保自己的权利。[10]因此，男性一直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相对优先的地位，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双循环。
这种传统的性别权力与人类社会同在，伴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变换表现形式，始终实现着“限制”“管理”“压抑”的否定性作用。虽然，其并非是经由社会集体协商后所让渡的“公权力”，而是从社会文化习俗中沿袭的“习得性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却又切实存在的权力宰制关系。但它能够与宏大的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相连，实现权力的具象化。这种否定性的权力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单向性，男性因享有这种权力而变为“上层”，女性因缺失这些权力而变为“下层”，上层对下层的支配并不以下层的意志为转移。其二是机械性，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否定”，忽视了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所能起到的建构作用。这也导致传统的性别权力是一种始终存在却又十分脆弱的权力。
（二）传统性别权力收缩的三重逻辑
当下，技术对私人领域的入侵破坏了社会学支点，话语平权催化的女性文化和女性审美消解了生物学支点，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支点。虽然性别权力在今天仍然是以男性为基点的对女性的支配，但其似乎逐渐在收缩，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下，可以鲜明地观测到这一趋势。
1、公私领域的性别融合
借助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家庭—公共领域—国家政治”的划分，公共领域最初即为对抗宏大政治而提出的一种关于公共空间的构想，可追溯到19世纪盛行的英格兰咖啡馆和法兰西沙龙等公共对话空间。公共领域发展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父权意识，女性始终被局限在以家庭为轴心的活动场域。但家庭更加远离国家政治的权力资源，女性的家庭优势无法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优势。即便20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逐渐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但女性依然游离在政治空间的边缘，成为“在场的缺席者”，诸如“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等现象始终是制约女性施展政治、经济抱负的坚硬壁垒。
媒介技术将传统的公共领域引入炉边灶台， 美妆、时尚、亲子等在传统社会中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转向前台，为女性赋权，激活女性参政议政的空间，公私领域的性别区隔被打破。不仅如此，网络能够轻而易举地重塑性别，比如用户在媒体平台上注册账号时，可以自主进行性别选择，导致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的分离。这种性别区隔的破除直接造就了经济、文化和审美的变革，尤其近些年来，军队逐步为女性开放军事岗位；饭圈中兴起“又A又飒”“小姐姐好帅”的中性风审美。在女性逐渐被赋予“勇敢”“强势”等男性气质的同时，“小鲜肉审美”“小奶狗文化”等现象也在各大社交平台中兴起，代表男性特质在女性审美中的妥协。女性的诉求走向公共领域，形成一种与之对抗的权力力量。
2、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
性别包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包容首先体现在一定时期的性别话语中，比如建国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取向话语，改革开放后“男主外，女主内”的市场取向话语，其由带有强烈革命意志的政治取向转化到带有鲜明市场诉求的经济取向。这种转向最突出的特点是性别理念从“自上而下”的灌输走向“自下而上”的渗透。“自上而下”的话语灌输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妇女动员，以集体主义的逻辑发动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宏观的政治宣传。这种跃进式的灌输刻意抹杀了两性的客观差异，难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真正的性别包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反映。
经济基础是这种结构的基石。市场经济后，资本逻辑逐渐侵蚀宏大的政治逻辑，资本以逐利为根本导向，即马克思所言，资本是“普照的光”，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11]资本能够吸纳一切具有经济价值和利润空间的事物。尤其在微观政治传播中，女性的话语、身体与行动能够作为生产要素为传播者赚取利润。最鲜明的表现即身体传播的兴起，比如口红、高跟鞋与性感的连接，美容、健身与丈夫性忠诚的连接，以及女艺人的形体、年龄与事业的连接。其实质上是将女性的身体异化为消费品，纳入进以男性审美为基准的权力关系中，以此生产产品与服务，实现传播效果的扩大化。在这种对女性的吸纳中，女性既作为产品被“售卖”，又作为消费者，享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因此，资本对女性的物化反而客观导致了女性在消费市场中话语权的提升，为女性赋予经济能力与地位。
3、 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
媒体营销追求传播效果，尤其在以社交型传播为主导的现代媒体体系中，媒体会自觉追求事物的可传播性，着重体现为“效果为王”“用户即内容”等理念。正如《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John Bogart)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媒体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挖掘事件的可传播性，走向对传播效果的精心策划与营销。其中，性别营销是当下的热点，具体体现在房车彩礼、处女情结、婆媳关系、职场歧视和育儿理念等话题中。这些领域极易催化鲜明的男权阵营与女权阵营，比如微博舆论场上被讽喻的“田园女权主义”和被调侃的“知乎精英男”“虎扑直男”之间的尖锐对立。
这种营销既煽动了网民的情绪，又打开了性别对话的空间，使性别话题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显性议题，在传播中实现两性抗争。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营销号与“十万加”不断贩卖当代社会的焦虑，将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在性别差异上，比如“当代中国女人有多难”“好男人的十条标准”“每一个女孩都是公主”等。传统的男性权威体系被以讽喻、隐喻、调侃的方式解构，沦为媒体热点中的一场场性别狂欢。父权制所内蕴的“容忍”“奉献”“顺从”等理念愈发不具有“卖点”，传统的性别话语、性别规范甚至性别道德逐渐解构。女性话语体系在每一个互联网热点事件中不断聚积，最终形成鲜明的群体风格，反击父权社会的传统理念。
三、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权力的崛起
权力产生于不平等，均衡的权力始终只是一种理论构想。性别差异决定了性别权力，这种权力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以另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方式所存在，逐渐转化为建构性的权力。
（一）建构性的新型性别权力何以崛起
性别权力并非只能是宏大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其也是一种“文化权力”。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权力在宏观的社会建制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往往埋没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甚至教育权力、医疗权力等具体的领域之下。这些权力并不直接指向鲜活的个人，而是指向国家机器与社会空间中的某一层级与结构。比如女性的教育如何得到保障，女性的就业率是否提高等问题。实质上，这是将女性权力具体为“女性的某种权力”，性别权力即成为了“对女性具体权力的剥夺”。但是，技术的发展直接凸显了现代性与个体性，日常社会诸领域在互联网空间中实现了“再一体化”，性别权力能够并逐渐成为了渗透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未经分化的文化机制和文化领导权。[12]在这种微观视域下，权力并非是一元的，也并不遵照二元逻辑行使，而是一种渗透到社会生活角落里的复合网络。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无所不在，它不是某种机构或人具有的力量，而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13]它比法律、国家机器更复杂，渗透在人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中，是一个通过反复的博弈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的过程。
因此，性别权力不是独立存在的宰制性力量，更不能被男性所单独拥有，它存在于性别关系之中，是一种始终运作着的网络。基于性别的异质性，这一网络有时体现为男性对女性的作用，有时也体现为女性对男性的作用，甚至女性对女性的作用。没有人能够位于这种权力关系之外，甚至对权力的反抗和抵制也在权力的内部。与传统的性别权力对照，男性不是权力实施的主体，而是权力运载的工具。有鉴于此，性别权力不可能通过宏大的斗争图式而一劳永逸的被“消除”“废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历史上任何时间与空间里都存在性别权力，以及各个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均呈现出局部性与连贯性并存的情况）。可以说，这种斗争虽然是零散的，但却不是孤立的，这些斗争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性别权力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具体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其呈现出三种鲜明的特点。首先，这种权力借助于互联网实现，其不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能够连接、煽动和激发，建构性别秩序，催化性别经济。其次，这种权力井非被哪一方固定地拥有，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中。最后，这种权力的运作不仅取决于男性，也取决于女性，通过两性之间结成的关系而运作。它不仅是宏大权力对个体的映射，更是统治权力存在的基石。在这个维度上，性别权力具有极强的传播性，或者说，性别权力自身就是传播。因此，建构性的性别权力不是一种操纵性的权力关系或政治策略，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在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这种权力网络逐渐与传播同构，实现了自身的“媒介化”进程。
（二）新型性别权力崛起的三维向度
新型性别权力始终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权力被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下，无法在前台得到呈现。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中，传播技术将这种隐蔽的权力网络凸显出来，形成了一种超越否定性的“权力技术”，并在传播中流转、变化与加强。
1、超越身体的性别规训
对身体的规训是实现微观权力的重要方式。在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理路中，任何人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将自己至于一种能动状态下，但人却无法意识到：主观的行动并不意味自己身体的“主动”状态，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人的身体只不过是“物体之中的另一个物体”(object among objects)。人的能动性被包裹在自身作为一个物体的“被动性”之中，时刻被周围社会所凝视、矫正和评价。但是,在现代人自身的视角中，个人是会思考、会评论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在这种能动性与被动性双重压迫下，人整体处在一种“身体失调”的状态。在这种失调中，人扮演双重角色，把权力关系内化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为征服自己的本源），因此，权力逐渐趋向非肉体性，透过这种失调直接操纵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对身体的超越。
这种超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在性别权力的历史上，权力最初在于对生命的剥夺，即权力直接对女性的身体施加暴力。比如对“不贞”“不洁”的女性采取“浸猪笼”、火刑等带有展示效应的绝对身体惩罚。近代以来，权力的剥夺性转为了管理性，权力不再直接对身体施加暴力，而是对身体以外的东西施加惩罚。比如裹脚、束胸、剃发等，女性的身体不再是惩罚的目的，而是达成惩罚的途径与工具，通过对身体的惩罚来剥夺一种类似于个人财产的自由。现代社会权力的惩罚能力转移给了国家机器，性别权力所能够进行的控制不再是具有破坏能力的“强制”，而是具有建构能力的“监视”和“纪律”，比如风靡一时的“女子学校”“女德班”等。尤其在网络空间中，传统的“这男人好娘”“女孩就要有女孩的样子”等攻击性话术失语了，取而代之的是“又A又飒”“小鲜肉”等亚文化审美，身体逐渐作为一个器具承载着审美需求，最终丧失了本身的主动性，成为精神和文化空间的展示平台。最终，身体逐渐不再是权力控制的目的，而是权力实施的载体和权力传播的媒介。
2、多维扩散的性别凝视
“凝视”②是带有权力意志的观察方式，隐藏着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如丹尼•卡瓦拉罗(Danny Cavallaro)指出的，凝视是与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它能够探查、控制并实现身体的客体化[14]。性别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女性的社会化，成为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权力建构方式。男性作为观看者，在这种机制下自我实现，女性作为被看者，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比如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三从四德”“女为悦己者容”等审美性的道德标尺。这种凝视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名论断“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即人们始终知道权力关系的存在，却无法知道自己是否，以及何时受到权力的作用。因此，凝视能够造成权力“在与不在”的不可确知，使权力不再具体体现在男性或女性的行为上，而是体现在对肉体、听觉、注意力的统一分配上，在虚构的关系中生成真实的征服。
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域下，这种“凝视”逐渐走向多维扩散。首先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嵌入，导致个人生活“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消失，不论男女都能够成为观测主体，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的方式对客体施加影响。其次是传播对效果的自发追求催生了女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甚至男性对男性的凝视，比如当下直播带货中的常用词“斩男色”“海王风”“渣男锡纸烫”“渣女大波浪”等隐喻；还有在互联网空间中迅速去污名化的同性恋群体和“耽美文学”，这些都是对异质性别或同质性别传播价值的利用。可见，这种凝视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张相互凝视的网络，每个人都是这张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将自己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作为标准实现对他人的生产。但由于自异性与他异性的存在，人永远不可能充分认识自己，却也从不会放弃自我认知的努力，因此，这种生产标准是不可抗拒、无法消解的。人始终像库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所言的“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 一样，在彼此的视界中生存,而所谓的男女群体的对立，只是这种视界的群集效应。
3、日常生活的性别渗透
新型的性别权力不是禁止的、限制的，它能够鼓励、煽动并建构性别关系、性别秩序甚至性别道德。人被技术鼓励表达与展示，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但却被权力更以一种更全面、更隐蔽的方式控制起来。比如今天的网络空间中甚少提及显性的性别歧视，但人却对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以为自己活在自由与解放之中。这种“自由中的控制”即一种性别渗透。很多时候，它以一种积极的形式呈现，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凸显性别差异，对两性尤其是女性进行话语、情感和道德的培植，形成不言自明的规范与标准。
首先是基于话语的渗透。比如网络中兴起的“好嫁风”“软妹子”等男性话语，通过抬高、推崇具有某一特质的女性，将其塑造为一种象征符。其中，最隐蔽的是对母性的神化，将女性的“母性”凌驾于“人性”之上，以一种赞许型的权力象征诱导女性按照男性的价值塑造自身。其次是基于情感的渗透。尤其在以家庭为轴心的亲密关系中，劳动被视做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能够让对方义无反顾地付出，直至默默承受一切不公[15]。这种情感是正向的，常与爱情、亲情捆绑，它赋予了女性家庭地位的领导力，却无法使这种领导力转化为社会能力。最后是基于道德的渗透。其将没有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的女性进行丑化，比如百度点击量极高的三类词语“老处女”“三陪女”“女秘书”。分担男性社会角色的女性被污名化，而为女性分担家庭角色的男性则被讽刺为“奶爸”“妻管严”“没出息”。最终，在自由表达的狂欢中，相同的观点自发汇聚，构筑强劲的语义壁垒，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异质群体，鸿沟不断扩大。
四、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权力的社会价值
权力是不可消失的，只要差异存在，权力就永远存在。而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简单的标志，既不是现实主义问题，也不是唯名论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16]。在传播技术为个体赋权、赋能的现代社会中，它不再是一种宏大的政治权力（虽然依然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权利），而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微观的文化权力。但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权力并不是考察性别关系的轴心。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领袖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的政治》中断言，两性关系就是支配与从属的政治关系，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已经成为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代表着权力的控制。[17]自此之后，虽然女性主义运动诉求不一，形态各异，但这种“性别政治”的视域一直以来都限定了“性别权力”，将其视为宏观政治维度下的二元支配、压迫关系。
这种观点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长期以来，人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来自于强制的法律，或其他以暴力为支撑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阶段，人倾向于否认与他们对等的人的任何关系——对等即敌手，不能发号施令时就只能服从。因此，现有的权力道德主要处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然而，平等的社会才是正常状态。在现代生活中，强制的命令愈发成为例外，“平等的联合”才是常规。[18]因此，回到权力的第一种理路中，会发现现代社会中人所争夺的利益变化了，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这一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代表社会所面临的“平等的联合”的可能性增加，推动了一直以来掩盖在生存需要之外的其他需要与利益。由此，性别权力很难再被视为一种压迫和反抗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即便是“平等的联合”，也依然需要秩序，而微观权力，就是保有秩序的动态平衡机制，所以它现在不再是，未来也不太可能是机械的、强硬的，而是弥散的、网状的。
在这个维度上，当代政治在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的领域中，不再追求对权力的夺取与占有，而是追求批判与反抗的能力。政治传播的目标也就不再是一种宏大的政治宣传或机械的民情上达，而是揭示这种弥散的、微观的权力控制机制，并在传播的理路中凝练这种力量。权力已无需凭借肉体和法律，而是直接凭借具有实质性领导地位的现代技术，穿透躯体，塑造灵魂，形成今天的微观的、建构的“新型性别权力”。
当然，不论是宏大的权力，还是宏大的权力观，都不会因为视界的变换而彻底消失。宏观的、否定的权力与微观的、建构的权力共生，并不存在彼此分离，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不仅仅是权力形态、权力结构或权力运作的问题，更是权力哲学中深层次的现代性问题。
自笛卡尔(Ren é Descartes)开创近代哲学后，权力就始终存在于规范人类历史目标的宏大叙事中，遵循理性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普遍性”价值。在这种视域下，人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性规律，从而征服客体，使客体为人所用。[20]因此，宏观视域下的权力往往是否定性的二元结构。但在权力的建构、发展和制约史上不难发现，人类对宏大权力的抗争最终往往会落入微观权力的陷阱。比如，在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同构中，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国家政权围绕家庭血缘纽带而形成并保持稳定。在微观权力对宏观权力的阻碍中，存在“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妥协。在微观权力对宏观权力的反抗中，则滋生了后现代政治、后马克思主义等对宏观权力的调控理论。[21]权力像空气，即使人们推翻或改变某种制度，权力依然存在，似乎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摄性。但这种统摄无法解释多样的、差异的、个体的现代社会，导致其在实践中往往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即一种“启蒙辩证法”催生非中心化、小叙事、差异化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宏观性自身的某种张力和“二律背反”(antinomies)。
因此，不论是性别权力还是普遍意义上的权力，都是微观和宏观之间博弈与共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往社会中的边缘权力走向前台，为宏大的权力提供细节的支撑，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宏观政治理念转化为生活内在的机理，防止其变为脱离现实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传播”，或所谓整个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正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不可回避的微观性与现代性，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的自觉。
五、结语
性别权力看似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自然现象，但却内蕴着深刻的政治意涵，它从特定的角度反衬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程度。性别权力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不断演化的，那么，客观地观察和深刻地思考弥散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性别权力的表现与演化，对于宏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性别权力借助于社交媒体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以张扬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责任做出理性分析和前瞻引导。
注释：
①“微观政治传播”可以简要地定义为：现代传播技术赋权的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内建基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详细的论证见荆学民：《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年第6期。
②此处的“凝视”，指女性主义理论中“男性凝视”这一核心观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中生活。男性的凝视是一把标尺，不仅丈量女性的身体，也制约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电影评论家Laura Mulvey的文章《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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