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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的出现可谓人类政治传播变迁的“技术关键节点”，驱动政治传播进入到了自媒体时代，新的政治传播活动呈现井喷之势，超出了原有制度所形成的结构、规则、程序和边界。文章创造性地用“去制度化”概念解释了中国政治传播遭遇的这一困境，并认为去制度化的根源在于既有制度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基于此，文章在经验分析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中国政治传播是如何通过积极吸纳新技术因素、加强党对政治传播的制度化领导、促进政治传播交流机制的常态化、推进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组织化、实现网络政治传播的依法治理等方式，予以回应的。这一过程被文章概念化为“再制度化”。再制度化使中国政治传播相关的组织和程序重新获得了稳定性和价值。“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这两个过程在理论上相互呼应，在现实中交错前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特点。文章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制度化使政治传播更有序、更可控，但在政治传播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各种现代价值之间实现平衡，仍然是建设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制度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文章提出的“去制度化”概念，拓展了技术与制度实现勾连的理论路径，为深入理解自媒体政治传播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对“再制度化”的总结，亦为理解中国政治传播经验现实的诸多举措提供了理论解释。
作者简介：
于淑婧，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师资博士后
摘要：数字媒体的出现成为人类政治传播变迁的“技术关键节点”。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传播遭遇“去制度化”的困境，并开启了“再制度化”的进程。这一过程既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也伴随着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积极吸纳和有效驾驭，以及对政治传播各方面的制度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具体体现为：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政治传播交流机制的常态化和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组织化等。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是一种渐进性变革，体现出依法治理的特点。制度化使得政治传播更有序、更可控，但在建设政治传播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与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自媒体；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法治；治理
文章目录：
一、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去制度化”冲击
二、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再制度化”的路径
三、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特点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政治传播基于传统媒体和传统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使政治传播一度陷入“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困局。保罗·曼奇尼指出，“去制度化”意味着一种运动，即从确立了程序和管理、有稳定的层级结构和规则的制度走向个体和分化的公民赋权，使业余个体参与到新闻生产和公共辩论中。“去制度化”为传统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带来挑战，破坏了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政党和新闻机构等组织的原有角色[1]。“自媒体”(We Media)及其同义词“参与性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等，形象地体现了这种“去制度化”的特点。可以说，在自媒体时代，各国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政治传播“再制度化”的难题。
近年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互联网+政府”“网络强国”等目标和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学界也从政治传播的制度结构、新闻发布的制度化、现代化视域下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数字化政府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分析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遭遇的“去制度化”冲击，以及中国政治传播“再制度化”的主要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特点。
一、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去制度化”冲击
“数字媒体”的出现成为人类政治传播发展变迁的“技术关键节点”(Technology Critical Juncture),改变了以往政治传播的形态。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已形成稳定的媒介体制和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运作模式[2],相关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已足以对大部分政治传播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这些规则是稳定的、被认可的，因而对政治传播的管理和规制实现了常态化。政治传播活动在这一规则体系所设定的程序、范围和空间内开展，相关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固定，整个传播系统的运行处于高度制度化的稳定状态。然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体大量涌现并作为活跃变量嵌入政治传播的初期，超出原有结构、规则、程序和边界的新的政治传播活动呈现“井喷”之势，既有的法律、文化和道德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制度予以规范，政治传播遭遇“去制度化”危机。
1.自媒体的普及使传统媒体时代稳定的政治信息环境[3]受到冲击，政治信息供给流突破了原有制度框架的控制。一方面，在传统媒体时代处于政治传播发声边缘的民众，在新媒介技术的赋权和赋能下可以进行更多的政治表达，借助舆论的力量，众多隐匿的政治信息裹挟着纷繁复杂的政治诉求在媒介上获得可见性。另一方面，算法等新机制参与到议程设置中，使传统媒体时代被政治逻辑、制度体系控制的政治信息供给，受到技术、情感、道德和媒介逻辑等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全球化的发展也为政治信息突破地区的隔离和限制提供了条件，国内外政治信息环境联动则使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国内政治信息传播，愈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情形改变了原本处于“供求”平稳状态的政治信息环境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一元化的信息环境被重构，信息供给呈现多元化趋势。过去供给主导的政治信息供求关系在信息充裕的自媒体时代转变为对需求的迫切满足，信息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面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信息需求，政治信息供应不足、原有的新闻传播媒介不能适应新形势、政治知识(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性等问题凸显，政治信息环境趋于碎片化，政治传播的随意性、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加剧。
2.政治信息输入[4]的“去制度化”使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转受到冲击，给系统“输出”带来压力。首先，来自政治系统外部的“输入”增加。信息输入是政治系统进行“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依据和源泉。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信息输入往往来自政治系统内部，即社会中多元的利益诉求是通过政府主动体认和考察输入政治系统当中的，这形成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内输入”模式[5]。然而，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则使来自政治系统外的信息“输入”大量增加，使政治系统在权威性获取、价值界定、价值分配等问题上，面临如何吸纳多样性信息“输入”、如何平衡来自系统内外部“输入”背后的利益冲突等难题。其次，“离散型输入”增加。“离散型输入”指政治表达和各种意见是分散的，没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和整合。这样的信息很难真正进入政治系统，且其所表达的情绪和诉求由于不能被制度化地吸纳，往往有导致失序的风险。再次，政治信息输入的浪潮化。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输入往往与特定问题或议题密切相关，当某一议题受到关注时，可能引发舆论浪潮。而当出现新的议题，或者一些旧的、隐藏的、未解决的问题由于某个事件被聚焦时，又会出现新的信息输入浪潮。也就是说，总会有新的舆论潮淹没旧的议题，但这种舆论潮的变化又无明确规律可言。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增加了政治系统的输出压力。最后，信息输入的极端化引发输出悖论。就中国政治传播来说，有研究者指出，为了减少社会风险，政府不得不输出一定的信息或行为对相关言论或诉求予以回应[6];但这种回应又可能对极端化信息的输入形成反向激励，导致输入—输出陷入所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恶性循环[7]。
3.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政治信息管理受到冲击，传统媒体时代的制度体系难以囊括和规范新的政治传播活动，难以为相关管理活动提供充分依据。一方面，传统媒体时代规制政治传播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一些理念和原则在自媒体时代受到挑战，迫切需要予以革新。例如，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精英是政治传播的主导者，以其为核心，形成了群众的逆向政治参与，而在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中，政—民关系则从主—从关系转变为主—主关系，精英—民众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不仅如此，由“党管媒体”“党性原则”“党媒姓党”等原则和理念所规定的“党—媒”关系，在自媒体时代也面临适用性和操作化难题。面对新媒体传播形成的“混合媒体系统”[8],“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一功能定位很难对其予以规范和引导。同时，自媒体时代的政—媒关系也不再是执政党/政府—主流媒体的单一模式。媒体的复杂性要求执政党/政府的管理必须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以规范不同类型的媒体运行，即需要建立多线的、多种逻辑的政—媒关系。
另一方面，对政治传播进行管理的压力倍增，但又缺乏适用于新媒体的有效规则和管理依据。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数量、类型有限，媒体管理相对较为容易，媒体对政治的依附性也使媒体逻辑受到政治逻辑的控制和影响。然而，在自媒体时代，“人人皆为信源”大大增加了媒体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传统媒体时代的制度规范很多难以适用于自媒体，这使政治传播在自媒体时代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也因为缺乏有效制约，出现了谣言和假新闻、传播内容低俗化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概言之，“去制度化”使中国政治传播在自媒体普及之初呈现出随意性、弱组织化、无规则等不稳定状态。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制度不再发挥相应功能时便会出现“去制度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去制度化”的根源在于既有制度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我们急需依据信息传播的新发展、新变化，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规则，对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和运行予以规范和引导。
二、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再制度化”的路径
面对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去制度化”的冲击，中国积极推进相关制度建设，中国政治传播“再制度化”的进程既表现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是在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积极吸纳和有效驾驭的基础上，对政治传播的领导、管理、组织、机构、机制等的优化。
（一）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
面对政治传播“去制度化”带来的舆论引导困境、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等，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领导，并使之制度化，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传播发展的核心逻辑。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就是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9]。
首先，通过组织机构改革和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传播整体运行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得到加强和规范。近年来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从“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集中领导”两个维度[10],明确了党的领导的内涵，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在政治传播领域通过“纵横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设置得到了充分体现。具体来说，“纵横三位一体”的政治传播组织机构在纵向上体现为顶层的领导小组和委员会、中层的职能管理机构和基层的政治传播执行机构三个层面，在横向上包括议事协调机构、宣传机构、协同—会同机构三个部分[11]。这些机构有机结合，形成了政治信息纵横扩散传播网络的基本框架。2018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并组建了中共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12]。这是对顶层议事协调机构的升级和扩充，是中国政治运行中“小组政治”和“顶层设计”的特点在中国政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加强了党中央对政治传播整体运行的集中领导，并使这种领导常规化、综合化。
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明确了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宣传部成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能部门，并明确规定了各级党委和党委宣传部承担的主要宣传工作职责。这标志着地方各级宣传部门职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是党领导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实践中，各级宣传部门与诸多协同—会同机构共同开展宣传工作，这些机构分布于“党”“政”“媒”三个领域，由此，党对政治传播一些关键领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例如，根据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不再加挂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而成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牌子。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政治传播中的监管“盲点”以及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高度重视，通过重组和调整相关组织机构，加强和规范了党对这些领域的领导和管理。
其次，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成为主导政治传播内容的基本框架。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如何在话语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合理、规范表述，是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主流政治传播的关键内容。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逐渐生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其能够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13],因此，中国政治传播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建构需关注党和国家、党与政府、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各界各阶层之间的多重关系。在官方话语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被放在首位[14]。实际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政党主导”构成了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15]。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建构不仅要从话语层面对这一事实进行阐释，还要通过更为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为执政党的制度权威及其领导的制度化提供知识资源和合理性证成。
当前，党领导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正在将党的领导的基本要素嵌入到政治传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之中，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与程序有规律地、常规化地、有依据地对政治传播进行规范与管理。这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不再是通过政治宣传对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进行强制推广，而是按照制度、规则和程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服务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传播活动。
（二）政治传播交流机制的常态化
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形成了两条回路：一是宣传/发布——监测——反馈——新的宣传/发布，二是表达/输入——监测(收集/分析)——回应/吸纳——反馈——新的表达/输入[16]。这两条回路正在逐渐制度化，从而使下行和上行的政治信息获得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有助于缓和公共空间舆论的对立和极端化倾向。
第一，党的宣传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内设机构的调整和相关职能的确定，宣传管理工作更加精细化、专门化；同时，各级党委和党委宣传部的职责也日益规范化、制度化。
第二，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规范新闻发布的文件、法规不断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2013)、《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2016)等，为新闻发布的制度化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新闻发布在发布形态和类型、工作程序、功能定位、发言人制度、发言人的专业培训、发布频率与内容、发布理念和导向等方面也日益规范化、专业化。
第三，舆情回应的常规化和规范化。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17]。在制度安排方面，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8月发布《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指出做好政务舆情回应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并要求加强和改善政府对政务舆情的回应制度和回应机制；同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对回应实效问题做出详细部署[18]。这些措施不仅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重心从“宣传工作”向“舆情工作”的转向，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正在着力于从制度上保障和规范民意回应的常态化与程序化。
第四，网络舆情收集与分析的技术化、专业化和常态化。近年来，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使网络空间舆情收集与分析走向数据化、自动化和智能化[19],而新技术的应用依赖于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这又进一步带来舆情监测、收集与分析业务的产业化[20]。
第五，官方政治信息网络输入渠道的拓展及其制度化。在自媒体时代，政府开辟制度化的网络输入渠道是对传统“内输入”模式的有效补充。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拓展网络空间政治信息传播渠道，比如政务微博/微信、政府网站、网络问政平台、电子政务、在线邮箱等。另一方面，官方媒体也推出了一些有助于政府与公民沟通的版块。以人民网为例，其在2006年创办“地方领导留言板”,2019年9月，“地方领导留言板”升级更名为“领导留言板”,正式开放国家部委领导留言板功能。网络输入渠道的拓展及其制度化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交流渠道，也成为政治信息收集、综合、引导的新途径。
总的来说，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机制的重构和再制度化，使政治传播活动更加深度地嵌入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政治过程之中。中国政治传播正在从过去侧重于运用政治宣传建构“权力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转变为注重通过信息交流提高“权力运用”(治理)的有效性。
（三）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组织化
面对自媒体时代的多元传播者和多样信源，中国通过制度化建设将新的传播者及其政治传播活动吸纳到既有的组织管理中，这使自媒体政治传播者从虚拟、离散、非制度化状态转为组织化状态。这种组织化主要通过传播者的实体化、明确媒体平台的直接管理责任、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深度融合三种途径来实现。
首先，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实体化。实名制的实施使自媒体政治传播者不再是缺乏责任和义务约束的虚拟传播者；对转发者责任的法律规定[21]在网络人际传播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滤屏障；平台对账号注册的严格管理和限制，也使自媒体用户将线下的身份限制，或者其所属组织对个人或机构发布信息的严格要求等，沿用到线上。这些措施的结合使自媒体政治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受到组织纪律、组织文化等外部环境的约束，大大降低了其在表达和传播上的随意性、离散性。可以说，这种组织化建构使自媒体传播者成为受到制度规制的、能够进行自我约束的“组织”中的一员。
其次，自媒体政治传播活动的平台化。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公司主导的平台凭借其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以及与政治的黏性关系，在政治传播甚至在国家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平台化时代”的概念[22]。一方面，这些平台垄断着自媒体的传播渠道，对自媒体的政治信息发布起到筛选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且因其凭借算法等技术的强力控制进行议程设置，角色扮演更加隐蔽、更具策略性。不仅如此，平台的这些行为往往以官方的信息管理规则为依据，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政治传播的数据化转向也使得平台成为自媒体政治信息的收集者、汇聚者，平台通过各种复杂的技术将自媒体中的政治信息转化为统计数据、信息产品或者与治理相关的舆情，实现了对离散型政治信息的重新整合，进而将自媒体政治传播的信息输入纳入制度化的系统控制和循环之中。
最后，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深度融合。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此后，一系列指导性文件陆续发布[23]。从实践来看，从中央、省级媒体到大型传媒集团，再到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融合在我国已得到广泛、深入推进。这种媒体融合，一方面使官方媒体的政治传播在形态上拥有了“自媒体”属性，实现与自媒体政治信息环境的对接。由此，官方媒体通过主动供给信息对原有的自媒体政治信息环境施加影响，其自身的“四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得到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媒体融合强调的是一种深度融合和有机融合，从组织层面来说，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融合也促进官方政治传播者将传统媒体中的组织管理思维延伸到自媒体中，进而实现对自媒体传播者及传播行为的组织化管理。
综上言之，在自媒体时代，面对“去制度化”的困境，中国政治传播正在从党的领导、制度规则、运行机制、组织平台等层面推进“再制度化”。“再制度化”本质上是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对制度的健全、优化和调适。亨廷顿曾将制度化宽泛地界定为“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与稳定的一种进程”[24]。也就是说，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正在促进有关政治传播的组织和程序获得稳定性和价值，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三、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特点
首先，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是一种渐进性变革。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本质上是国家主导的“增量式”的制度演进，即不是将原有的政治传播模式推倒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基本架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增强修补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顶层设计”引领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进程，使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发展受到政治逻辑的制约，而非完全因循媒介逻辑。“去制度化”的外生性挑战与中国政治现代化这一内生性动力的共同作用，驱动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再制度化”。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既体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又体现出某些层面的变革。渐进性的制度化发展使中国政治传播不再仅仅关乎政治宣传、稳定和政策制定，而是升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能力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将政治传播及相关的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日益显现出“依法治理”(Law-Based Governance)的逻辑。一方面，对自媒体时代网络政治传播的治理正在形成一个日益完善的法律规则体系。《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律制度，并强调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的方式，推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而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发布[25]则使相关机构对网络政治传播的治理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权威保障。另一方面，法律基础以及相关制度依据的完善，为公众、媒体、政府/政党的政治传播活动参与国家治理过程提供了相应的制度规则并明确了行为边界，这使自媒体时代新的政治传播活动不再是随意的、缺乏规则约束或仅仅基于非正式规则的行为，而被纳入了依法治理的轨道。
最后，增强合法性和有效性是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从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建设既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又需要满足现代性价值的基本要求。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就是要形成一套巩固的、完善的、自主的政治传播现代制度体系，使政治传播的组织和程序更具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使多元政治传播行动者能够在制度体系塑造的空间中自由平等地行使其法定的政治传播权利，最终形成文明、有序的社会状态。由此来看，中国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着秩序与自由、法治与民主、强国家能力与高社会活力等方面的张力问题。简言之，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不仅在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还在于如何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有机结合，形成更加成熟的中国政治传播新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Paolo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and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0(14).
[2]参见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
[3]政治信息供给是政治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的稳定得益于政治信息的供需平衡。参见Peter Van Aelst, et 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17(1).
[4]参见于淑婧《自主性: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输入的重塑》,载荆学民等编《中国政治传播》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5]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刘伟、吴友全《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内输入模式》,《江汉论坛》2013年第6期。
[6]Jonathan Hassid and Jennifer N. Brass, “Scandals, Media,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China and Keny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15(3).
[7]韩志明:《问题解决的信息机制及其效率——以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为中心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
[8]Andrew Chadwick,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9.
[9]《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中国文明网,2018年8月22日。
[10]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2019年10月31日。
[11]参见苏颖《守土与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2]参见《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1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新华网,2018年3月4日。
[1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9年11月5日。
[15]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16]参见于淑婧、荆学民《政党领导的交流秩序: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运行特质》,《行政论坛》2021年第4期。
[17]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18]例如,《细则》规定,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19]参见荆学民、于淑婧《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输入的变革与挑战》,《现代传播》2019年第1期。
[20]Lianrui Jia, “What Public and Whose Opinion? A Study of Chine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2019(1).
[21]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信息实际的被点击、浏览次数和被转发量等方面,对转发者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22]参见姬德强、应志慧《重思“舆情”:平台化时代的舆论》,《现代传播》2020年第2期。
[23]如《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
[24]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5]具体可参见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的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