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波 刘晓琰｜勒石纪功式军事传播及其意义

摘 要：

勒石纪功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军事传播。勒石纪功从远古的岩画、社、青铜铭文等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一路走来，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勒石纪功不单是中国的礼制，在其它各种文明中它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传播功能。勒石纪功作为一种军事传播的形式具有所有传播和媒介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 键 词：勒石纪功 ；军事传播；历史意义

一、前勒石纪功时代的军事传播

二、勒石纪功式军事传播的奠定

三、勒石纪功军事传播的历史意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与“戎”虽然彼此都是国家最大的“事”，但因此也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战争历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自古以来，军事及战争对一个国家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军事信息在人类传播史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都丰富多样。勒石纪功就是一种以“石”为媒介的传播形式，具有独特的军事传播性质和意义。勒，雕刻也，中外各文明都普遍使用，在中国甚至形成制度。

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在岩壁上描画、刻画图像和原始符号一类的岩画，题材广泛，保留了较多的先民活动的信息，其中不乏刻画战争、记录战功、炫耀武力的内容。内蒙古阴山山脉公元前6000年的岩画中就有部族战争的题材，西班牙黎凡特洞穴壁画中有战场战术的雏形。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史前岩画或壁画。岩画的内容后来逐渐向抽象的画符发展，直至形成文字。而画符、文字的媒介物则向小型化发展，以后陆续出现陶器、甲骨、青铜器、石碑等。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外都有相关的考古物件资证这一军事传播历史，比较典型的有苏美尔时期“乌尔王军旗”、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浮雕、古埃及“纳尔迈石板”等。

商朝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这些甲骨被证实是用于祭祀活动的，而其中的文字内容就有战事记录。武丁的妻子妇好曾作为统帅多次带兵击退外族入侵、征服四围敌人，这些历史在史书中有所记录，但真正得到确认是安阳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上的文字内容。3000多年前的祭祀活动为的是占卜问筮或者谢天谢地、告慰祖先，是当时的一种特殊传播活动，经过时间隧道，来到现代，它又和今人建立了另外一种特殊的跨越时空的传播关系。

到商朝末期，特别是到周朝以后，统治者意识到祭祀传播不仅要面向天地，面向祖先，还要面向全社会，更要面向后人，祭祀信息的载体开始转向更具仪式感、更加庄严、更加坚固、更有时间偏向的青铜器。今天我们去很多大型博物馆都能亲眼见证那些流传千古的青铜器及铭文。青铜铭文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但最能吸引人的那些记录军事行动的文字信息。例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青铜盘，有铭文8行111字，记述了虢季子白受周宣王之命在洛水征伐西北强族玁狁，大获全胜，周王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表褒奖。另外如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的晋侯稣钟乐器一套16件，共刻355字的长篇铭文，记录了西周厉王33年晋侯稣率军参与由厉王亲自指挥的征伐东夷战争，因战功卓著，多次受厉王赏赐，作此编钟纪念。这套乐器上的铭文是凿刻而成，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属首例。类似的记录军事活动的青铜铭文不胜枚举。

远古中国人就开始崇拜土地神“社”，一般会用垒砌的土墩、一棵树、一段木桩，或者竖立的石头，来代表“社”。其中有一种代表军事保护神的“军社”，要用竖立的石块作为象征。移除敌对国家的社石象征着征服那个国家。和“社”相似，周人在献祭、典礼和君王及贵族的葬礼时会用“碑”。许慎认为“碑，竖石也”。但是只有在祠庙和宫殿庭院中才用石碑，葬礼中用的则是木碑，以利于搬运。最初的碑没有铭文，单纯是一种神器，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表征。到秦汉时，青铜器逐渐从礼仪、生活中淡出，但青铜器上的铭文没有消失，作为一种对先人的纪念、对天下和后代的昭告，铭文开始转移到石碑。自此，石碑具备了信息载体的属性，也成为军事传播的重要媒介。[1]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乐于巡游天下，每每进行封禅，派人在高山之巅“立石”颂扬自己的伟业，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勒石纪功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东汉时期，勒石纪功登峰造极，纪功碑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分类作别，不得擅乱，一般分为巡行纪功、开道纪功、封禅纪功和边塞纪功。其中，边塞纪功是军队在边塞灭敌之后，一线军事指挥者代表朝廷封禅，找人把战果刻到石碑上，或者刻到石壁上，昭告天下，颂扬国威。《汉书》记载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后汉书》则记载窦宪击败北匈奴，“登燕然山，去塞三十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这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以汉军取胜而收场，在很多史料中都有所记载。但石碑长久以来未能觅得，让两次“封禅”缺失了很大的历史真实性。让人欣慰的是2017年由中蒙两国组成的考古队破译了蒙古国杭爱山崖壁上的石刻文字，证实是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一大历史公案得以了结。

东汉时期还有两块石碑也是勒石纪功的杰作。其一是《任尚碑》，亦称《汉平戎碑》，发现于新疆哈密。据《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载，永元五年 (公元93年) 匈奴单于於除鞬叛变，朝廷派中郎将任尚出征讨伐於除鞬。其二是《裴岑碑》，亦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清代发现于新疆巴里坤东南山达坂。碑文记述了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率领郡兵三千人征讨北匈奴呼衍王的史实，颂扬了汉室皇威。这块碑的铭文填补了古代史书记载中的一个重大空白。

汉以后历朝历代都继承了勒石纪功的传统，比较有名的纪功碑有《广武将军碑》《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纪功碑》《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王方翼碑》等等。

封禅性质的勒石纪功有专门的封禅体，脱胎于《诗经》中的祭祀颂诗，在秦始皇时期从《泰山刻石》的四字韵文逐渐向散文体过渡，最后形成《任尚碑》和《裴岑碑》一类的叙事体。勒石纪功的仪式感逐渐降低，直至消解，而记事、纪实的功能则极大增强，突出体现它的军事传播功能。

勒石纪功是一种世界性的军事传播手段，在其他文明中也有。古埃及的法老们为了举行祭祀活动，或者为了纪念重大活动，凿刻了大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各种图案和象形文字。其中图特摩斯三世在带兵南征北战取得胜利后，修建了好几座方尖碑，宣扬他的胜利。在波斯，公元前522年，大流士一世为了颂扬自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让人用三种文字把其战绩刻在悬崖上，史称“贝希斯敦铭文”，这一石刻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伊朗克尔曼沙汗省的山崖上。在古罗马，公元2世纪图拉真皇帝为了纪念自己征服西亚后把罗马疆域扩张到历史最大范围，命人修建了“图拉真纪功柱”，近30米高的柱身上缠绕着长达200米的浮雕，全部画面反映的是他率军征服西亚的战争场景。纪功柱在传播图拉真丰功伟绩的同时，还彰显了罗马帝国的艺术造诣。

勒石纪功的目的从祭祀天地、告慰先人发展到记录事实、宣扬权威，其功能完成了从礼仪到传播的转向。而专门为战争胜利制作纪功碑，证明军事传播是勒石纪功的主要功能。“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归来更唱平戎歌，燕然山头堪勒石”“燕然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翻开唐诗宋词，充满了各种勒石纪功的文字，大有一种“开卷读历史，满篇勒燕然”（作者语）的感觉。“勒石”在军事传播史和整个传播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战争，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军事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存在方式。今天我们当然需要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需要张扬国威，需要一代代继承先辈精神和意志，而这些都离不开勒石纪功这种源远流长的传播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各种各样旧的、新的纪念碑，能够看到大大小小的军事博物馆的原因。纪念碑、博物馆都是勒石纪功的媒介变形。

勒石纪功式军事传播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习惯，反映了人类和媒介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关系，那就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媒介，都需要用一种最现成、最易得的媒介去传播人类最本性的思想和精神。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能就地取材开展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传播活动。军事传播完全能够反映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历程，能够表现社会生产力和传播理念变革之间的关系。媒介的演进伴随人类历史已历千年，媒介形式不断地迭代、更新，但是传统媒介并未彻底地被历史抛弃。纸张、印刷术、电脑、数字技术的相继出现并未使勒石纪功的传统湮灭，而是使其成为独立于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套历史叙事传统。[2]“勒石”只是发生了功能上的转变。曾经刻写在石崖、石碑上的铭文逐渐演变为墓志铭，并且走向了寻常百姓家。“竖石”、“勒石”连同被称为坟堆的“封土”以及上面竖立的树枝或树桩，都成为普通中国人祭祀先人的习俗。在国外，石碑一样是铭记先人事迹的寻常器物。原来严格被权威、身份规限的军事传播也完成了向大众传播的转向。

哈罗德·伊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传播偏向理论，他把传播划分为空间偏向传播和时间偏向传播两种，与之对应的分别是空间偏向媒介和时间偏向媒介。纸张等媒介质量轻、容易搬运，属于空间偏向的媒介；黏土、石头属于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属于时间偏向媒介。“勒石纪功”的石碑当然就是时间偏向媒介。“勒石纪功”证明了古代人类已有纵向式的时间传播或历时传播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由于石材的坚固本质，石刻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只有通过石头这种不易损坏的载体才能把信息永载史册。蔡邕《铭论》云：“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3]结合商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可见最晚自商周始，中国人已经具备了非常清晰的法国学者德布雷所谓的“传递”式传播的意识。暂时没有找到古代外邦关于时间传播研究的文字，但是他们的实践活动证明他们也是拥有这种意识的。

“勒石纪功”的石崖、石碑、纪念碑等器物为后世保留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些形制不同、内容不同的古代器物遗留至今，不仅对于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文明史、古代国际关系等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作为历经千万年不腐不灭的全真历史遗产，也为后世保留了关键的历史证据，验证、核实了被多次誊抄、传抄之后不辨真伪的历史事件。班固的《后汉书》记录了窦宪抗击北匈奴历史，因为没有实物加以佐证，这段记录的真实性曾一度被怀疑。直至2017年被中蒙两国的考古学家证实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崖壁上所刻文字确实是《封燕然山铭》真迹，这一历史以及《后汉书》的记录才被最终证实。东汉敦煌太守裴岑抗击北匈奴，战功赫赫，但在所有传世的东汉文献中均不见这一历史记载，甚至不见裴岑其人之记载。清朝雍正年间发现的《裴岑纪功碑》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勒石纪功”成为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一种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