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学民

应该说，哲学专业的求学、教学和研究经历，奠定了我从事高校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终生受益的深度和高度。具体地说，哲学能够使我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思考和研究政治传播问题。在面对具体科学时，哲学思维的理论穿透力和理论洞察力，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我在撰写《政治传播活动论》一书时，重点强调了主体性及主体意识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从哲学高度把握和认识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才会走向深处，才会别有洞天。这一点，恐怕缺乏哲学基础和训练的研究者一时半会难以体会。

作为交叉学科，政治学和传播学是政治传播的两大学科支柱。在此之前，政治学与传播学都有关注到政治传播问题。但两个学科的学者往往自说自话，对对方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成果都不甚了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政治心理等问题上，而传播学则主要关注新闻发布、政治宣传、公众舆论等问题上，这种碎片化和“两张皮”似的研究，体现了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在政治传播研究问题上的“偏狭”与“短视”。

我把“政治传播”重新界定为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从概念界定上看，“政治信息”意味着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扩散和被接受”意味着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政治信息是在“扩散和接受”状态中的。二者的融合，形成新的“政治传播”范畴。而从实践上看，“政治”则统摄“传播”。但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能够统摄“传播学”，而是指社会政治背景能够对政治传播产生更为本源性的影响，“传播”建基于政治与社会关系之上。当然，在当今时代，新兴媒介技术对于政治传播秩序的重构甚至颠覆也是值得关注的。因此我近几年也适时地提出了“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与“微观政治传播”等理论命题。

2008年以前，我一直在做信仰的研究。在研究“形而上”的宏大哲学问题之余，我也在思考“形而下”的实践问题，即人的思想何以被改变和影响？很显然，传播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手段。而在“传播”的诸多领域中，政治传播对人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最具根本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更为重要。而当时在国内，甚至到现在，政治传播还尚未完成“学科化”的任务，或者说政治传播尚不能被称为一门“学科”。在当时，互联网对于政治传播秩序的挑战和重构已经初现端倪，“如火如荼”的政治传播实践和“荒芜贫瘠”的政治传播理论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我转职于中国传媒大学，从较高起点上开启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垦垦跋涉之旅。

■ 荆学民

我一直主张基于政治学和传播学“视界融合”、政治与传播“同一”（不是“统一”）的理念来理解和把握政治传播。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政治传播秩序”这一概念，并同我的博士生们研究了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问题，关注了政治传播秩序在自媒体这一“活跃变量”影响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所谓的政治传播秩序，给它的定义是：政治传播秩序是“政治秩序”与“传播秩序”的耦合，是维护政治传播各构成要素之间固定位置、稳定关系、功能匹配、运行连续，以通过传播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保障机制。“政治传播秩序”是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改造。秩序和稳定可谓中国政治发展的“红线”，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不仅是一个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问题。政治传播秩序这一概念，内涵了中国政治文化追求秩序和稳定的特质。对于寻求“稳中求进”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政治传播秩序，为思考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秩序转向“动态稳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政治传播秩序为思考政治秩序增加了“传播”这一新视角。政治传播秩序，强调动态、多元主体、表达、对话和有序。一种有秩序的政治传播，意味着通过形成有规则的政治传播机制，保障人们拥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意见传播和冲突协调的渠道和选择，通过包容多元行动者的政治传播活动，使各方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有序地进行对话、协商，形成共识，或者退而求其次，生成理解、包容和共存的基本底线。将政治传播和秩序在中国的特殊现实关联抽象为“政治传播秩序”理论，也具有超越仅只解释中国本土问题的普遍性理论价值。在当下，各国都多多少少面临着民众意见的日益多元、极化、分裂甚至对立，公共领域的“媒体化”“破碎”“不和谐”甚至“断裂”，以及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姆勒提到的“公民交流的危机”等问题，政治传播秩序提醒我们重新在混乱中思考秩序这一人类政治共性的核心问题。相对于我们经常在“限定型概念”上使用“秩序”不同，政治传播秩序是一个“敏感性概念”，也即它不仅仅是对现象进行区分与定位，它还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将现实经验中关乎政治、传播和秩序的问题，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问题，并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视角和思路。

对秩序的关注，来源于对不确定时代无序问题的思考。政治传播已成为时代大变局的重要变量。在国际政治不确定性日趋增加、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时代大变局中，政治传播时时刻刻都可能成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可以为时代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也可能背离自己的价值本性，阻碍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政治传播，是值得深思的重大理论问题。“后疫情时代”的政治传播可能愈来愈脱离原有政治精英理论铺设的轨道,“特朗普主义”“法西斯主义”“新封建主义”“群氓主义”等可能形成“合力”,直接颠覆传统“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或将生产或制造出多态的政治传播。因此，时刻警示和唤醒政治传播“不忘初心”的价值旨归，应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社会责任。从价值引导角度,我们主张政治传播特别是国际政治传播应当将政治信息、政治价值观去掉特定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努力升华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政治文明予以传播,以此造福全人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还呼吁政治当有正义的追求，传播当有公正的使命，资本当有正当的边界。政治当有为传播和资本确定正义方向的责任，传播当有监督政治和资本的责任，资本当有服务正义的政治和公正的传播的责任，进而使这几个重要的变量之间，在各自正当合理的基础之上和边界之中，既相互制约，又交叉合力，始终保持适度和良性的张力，以使政治传播在强化理性深思、传播真实信息和维护人类正义的轨道上运行。

■ 荆学民

在中国构建“政治传播学”，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首先，西方成熟的政治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实践是建立在西方选举民主的政治背景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与中国存在迥异的政治社会基础。因此对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切不可简单的“拿来主义”，中国只能生成基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的，同时符合新时代政治社会发展要求的，具有本土化和时代化双重特征的“新政治传播学”。更进一步说，既然要构建“政治传播学”，将中国的政治传播理论上升到“学理”的层次和境界，就要赋予理论普遍的解释力和抽象的概括力，即，不仅局限于解释和指导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同时也要涵盖和囊括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政治传播实践，这是一种宏大的“学术野心”，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今年，我们已经把“新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进行了申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即将出版由我著述的《新政治传播学》，有兴趣的朋友届时可以具体对“新政治传播学”予以交流与讨论。

■ 荆学民

这里继续以政治传播学为例。“政治传播学”作为舶来之品，其学科建设是西方政治和传播发展的产物，是众多“政治传播研究”系统化、交互化、理论化的学术结果。不过，至今为止，标示为“政治传播学”的成果，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经验，立足于“政治竞选”和“媒体独立”的观念。在这种学科体系的建构理念中，是不包括被视为“政治宣传”的中国的政治传播经验的，即，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经验的所谓“政治传播学”，很难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传播，更难以解释和引导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因而，还不是真正普遍知识形态的“政治传播学”。

中国自引进“政治传播”概念以来，为把西方政治传播学“本土化”，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把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的经验，进行理论抽象，逐渐提炼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相关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西方政治传播学理念的、更具有普遍知识形态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也迫在眉睫。

因此，我认为学科本土化只是过程，而非目的，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基于中国经验又超越中国经验，更具普遍知识形态的政治传播学。建构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要注重把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形态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之中；第二，要突破被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传播学”把政治传播研究对象固化在所谓“竞选性政治”和“媒体独立”的理念困局；第三，要将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对政治传播诉求的“现实”，抽象为具有解释力的“知识范式”，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理”之中。

至于你提到的“华夏政治传播思想”，有它独特的内涵界定和诠释，我虽然没有直接研究这个领域和话题，但我们对普遍知识体系的政治传播理论的考量，“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一直是一种“内在成份”，当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中，就专门有一个“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子课题。当然，在我看来“古代”就是古代，“华夏”的勾勒当以“古代”发端，那这就带来一个深层的学术问题：“华夏政治传播”的理念或价值必须实现“说古论今”的“现代转换”，否则，就会只是一种像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僵尸”。虽然现在的“华夏传播”研究似乎如火如荼，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看到满意的答案。我很期待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能够汲取这一维度的必要的营养来温润和夯实“新政治传播学”。

■ 荆学民

马克思是20世纪被西方世界评出来的三个“世纪伟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位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像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无目的“活物”，人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着的人，即，人是实践着的活动的创造者。社会的一切一切，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这种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对于认识“属人的世界”万事万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据此说到“政治传播”，就应该首先从“人的活动”的视角夯实其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传播学乃至相关学科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一开始就“扎入”到了可能在活动中至关重要，也可能无关轻重的细枝末节，而未能首先对“政治传播”做出前提性的基础性的理论框范。所以，我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一开始就选定哲学的实践论视角，聚力撰写了《政治传播活动论》这部著作。事实上，这种理路，至今还是有不可忽略的启发意义的。比如，沿着上述的“无关轻重的细枝末节”这条道路一直往前走，所研究的话题就可能越来越是“一地鸡毛”！看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长篇大论的花里胡哨的“论文”，有很多就是让人一看题目就浑身起皮的“东东”（不是个“东西”）。

■ 荆学民

在疫情背景下，健康传播的公共属性被最大化激发，从而与政治传播绞合在一起。从理论上看，这种绞合有正向的相互助力，也有负向的彼此掣肘。问题中提及的两个方面是二者相互掣肘的状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舆论场均有所体现。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其滋生出更多的社会风险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从源头切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互相掣肘的可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传播主体要做到“以人民为本”，真正基于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从科学的立场出发展开政治传播，避免以特定的政治目的裹挟健康传播。如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中，就不会出现健康问题政治化、或者抢占健康话语空间等问题。当然，在国际舆论场中，由于各国利益斗争的长期存在，这一解决措施便显得理想化。

第二，在过程中消解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互相掣肘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必然会快速充斥在舆论场域中。这时，就需要政府借助官方媒体、网站和平台及时公开权威的信息和数据，快速地树立起信息权威，有效维护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传播秩序。这其中就涉及到政治传播三形态中的政治宣传形态，即由政府组织机构作为传播主体，为了稳定民心、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凭借官方媒体和组织机构对国民进行信息公开和通报。此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前，也要加强政府、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畅通政府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以确保能够及时发现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做出工作部署。

目前，中国仍然是以“新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囊括了政治宣传、政治沟通与政治营销三种形态，化解各种冲突，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传播秩序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合适的政治传播形态。

■ 荆学民

在“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和现实实践的双重维度而言，政治是“做”，传播是“说”，政治传播正是由“做”和“说”两个部分共同构成的。其中，“做”是物质基础，“说”是精神场域，物质决定精神，因此，政治传播的“做”是基础，“说”是附加。无论是国内政治传播还是国际政治传播，其理想的过程都应是“做”“说”一体的。

对于国内政治传播而言，“做”与“说”之间的关系共构互变，相对平顺。“做”的成果体现在人们真实的、鲜活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说什么”“怎么说”则是源于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切实的需求、疑惑和期盼，政治传播充当了一种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而“说”的内容，也体现在一定时期的国家、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行政理念之中，在此基础上，“做了没”“怎么做”也是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公信力重要体现。

对于国际政治传播而言，“做”与“说”之间的关系则是复杂的。比如在目前的俄乌冲突中，一方面，“做”是实打实的“阵地战”，“说”是“磨嘴皮子”的“口水战”和“舆论战”，这两个战场之间往往并不同步，更不一致。在我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实力政治”，实力强的一方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国际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即便是有，也不是“越辩越明”的。在国际政治传播中，“言行不一”可能是一条现实的“准则”。换而言之，国际政治传播重点在于“国家间的事”，而不是“国家间的传播”。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决定一个国家的形象的绝不仅仅是传播本身，而是传播的“内容”，它包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维度，涉及到利益、人口、主权、领土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其构成了国际传播中综合的、立体的“政治信息”。这种“政治信息”本质上是“做”的问题，既要通过“说”来予以恰当的、甚至夸张的体现，却又不完全是“说”能够涵盖的，“说”的作用极其有限。

所谓国际政治传播，很多时候必然涉及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由于其特定政治经验所裹挟的坚硬的“政治性”外壳，在被传播中往往充满着拒斥和斗争。比如，当下国际政治传播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往往被“政治标准和规则”过滤和筛选，出现了“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失去了“对话”“交流”的可能性。因此，政治传播要超越意识形态，站在人类政治价值甚至政治文明的高度进行传播。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包括政治文化的进步状态，源于进步的、民主的、法治的、正义的、和平的政治生活，是人类在政治理性和政治理想的支配下，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适应于各种政治环境的政治价值。政治文明没有政治冲突性，有“国别”而无“国界”，唯有通过传播得以融合。要将政治信息立足于“政治文明”的高度，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可交流性、可包容性和可共享性，实现人类的文明互鉴和智慧共享。

因此，我们倡导拓宽基于全球政治传播经验和智慧的政治传播学的价值理念，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更具有普遍知识形态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实质上，这是对多年来对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升华”，是一种对“政治传播”的学科形态和知识形态的开显。要在政治学、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社交媒体等拓新领域研究；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研究方法研究；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和主体框架研究等维度多重发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了政治传播学范畴、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内容、政治传播渠道、政治传播话语、政治传播受众、政治传播效应、政治传播形态、政治传播运行等维度的全面变革。这种全新的范畴界定、议题设置、学理演绎和规律探索，将会对人类政治传播的现实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

■ 荆学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后称《决议》）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一经颁布，理论学术界立即响起解读与研究的高潮。《决议》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言，政治属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而政治宣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传播，因此，从政治传播角度解读和研究《决议》具有重大的独特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与我的学生合作，在第一时间“三箭齐发”，在《现代传播》《学术界》《青海社会科学》三个学术刊物“头条”刊发了长篇论文，比较侧重于“政治话语”的传播予以解读和分析。这种视野，是把全党党员和全国民众都视为一个倾听党的政治声音的最大的“政治圈层”的。

“圈层”这个概念是很值得探讨的。目前许多关于“圈层”的讨论都集中在“信息传播圈层化”，一定程度上把“圈层”理论窄化了。实际上，“圈层”是具有文化综合意义的概念。“圈层理论”本身是用来说明社会文化演化机制的一种理论。文化本身具有“圈层性”，既表现在文化的传体中，也表现在文化的受体中。文化的圈层，可从多种角度划分，如从地域分布角度，可划分为中华文化、亚洲文化、美国文化等不同圈层；从构成要素角度，可划分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家庭文化等圈层；从社会阶层角度，可划分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圈层；从职业身份角度，可划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圈层。当然，当下，社交媒体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圈层化更加显现了，但“信息传播的圈层化”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信息传播会“圈层化”，相反，恰恰要倒回去，通过社会文化演化机制来解释和说明信息传播的圈层化。这是一个目前围绕着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圈层化”研究的误区。

在政治传播中，我们所说的“圈层”，更多的是一个包括主体身份地位圈层、血缘纽带圈层、传播内容圈层、情感诉求圈层、兴趣爱好圈层、价值观念圈层、政治认同圈层等等的综合范畴。其像一个个圆形的“圈”，相互之间并不是简单“相切的”“分离的”“套嵌的”，而是混合相交的。比如，处于相同的身份地位圈层内的群体和个体，未必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圈层和情感诉求圈层，这也是网络上经常出现“互撕”“骂战”等现象的原因之一。根据具体问题的不同，前一秒还处于同一圈层的人下一秒可能就处于对立圈层。而鲜活的、现实的“人”自身就具有“多圈层性”，很难根据其所属的某一圈层进行特定的政治话语塑造。

在学理上，普遍性源于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普遍的就是特殊的。因此，政治话语的根基，始终要牢牢立足于人们关心的根本问题，即着手于不同圈层的“共性”。比如“为人民服务”“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确立不愁吃、不愁穿的目标”等等，这些涉及每个人生存、生活的话题和议题，以简单、朴素、凝练的话语表述出来，就是适合于每一个圈层的。当然，政治话语也包含“语境”“语气”等多种形态。具体在话语的呈现方式上，可以根据不同的圈层进行细分。比如，在兴趣爱好的圈层内，电竞圈的政治话语传递可以借助游戏、比赛等形式体现出来，二次元圈的政治话语传递需要与动漫、卡通相结合，体育圈的政治话语则通过体育运动、体育明星等体现出来。在冬奥会中，“冰墩墩”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一个多圈层的政治话语传递，向国内外展现了中国的“和平”“包容”“开放”的理念。“谷爱凌”作为一个热门IP级的存在，自身也能够成为一种广义上备受不同圈层喜爱的政治话语。可以说，真正成功的、合理的、我们想要塑造的政治话语，一定是具有普遍性，能够实现“破圈”交流的话语。

■ 荆学民

整体来看，中国的政治传播虽然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现阶段中国政治传播的特质依旧是“政治统摄传播”，这一特质造就中国政治传播以“新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无论是在传播主体、内容、话语还是媒介上，仍然具有深刻的政治宣传烙印。因此，当谈到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人们第一反应仍然是宣传教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片面认知的反映。

准确认知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缩小认知鸿沟，首先要在理论上辨别政治传播、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真正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政治信息的扩散、接收、认同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政治信息的客观流动过程。根据政治传播的主体、对象、内容、途径、效果等构成要素，政治传播可以分为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三种形态。其中，政治宣传由明确的宣传主体、自觉的宣传意图、系统的组织机构、受管制的媒体以及特定的政治宣传受众等要素组成，以突出的政治议题、自上而下的通达机制、单向性的流动机制为特征，是政治传播三形态中的一种。因此，当理解了政治传播的概念，就会发现在中国政治情景下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活动，不仅包括宣传教化，还有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发布、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政府与民众之间借助各种媒介展开的双向政治沟通，政府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网络舆论场中政治信息的流通等等。

其中，自媒体在多样化的政治传播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理解目前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不可忽略的要素。对于公民而言，它赋予个体公民更大的政治传播权力，使公民能够与党和政府就社会政治问题展开即时互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政治政策制定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并且推动舆论势能的形成，驱使政府就特定问题做出回应，但也可能致使民众深陷虚假信息的漩涡中，固守于不变的“信息茧房”内；对于政府而言，它为政府发布政治信息，与民众进行联系提供了便捷通道，但同时又打破了政治信息的源头垄断，增加了舆论引导和治理的难度。

■ 荆学民

宏观政治传播与微观政治传播是相对的概念。对比而言，宏观政治传播即基于传统媒体的，以国家/政党/政府为主体的，关注国家权力运行的政治传播。相应的，微观政治传播是基于社交媒体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关注个人政治生活的政治传播。这里的“微观”是一个与“个体”同构的概念，它主要被用来区别于一直以来“以国家/政党/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研究。

过去我们曾长期重点关注宏观政治传播，着意研究政党选举、国家治理、政策传播等人们的宏观政治生活。但当下，从web1.0的信息时代、web2.0的关系时代，到web3.0的智能时代，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不断地为个体赋权、赋能，个体作为主体，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崛起，深刻改变着社会的整体面貌。对于政治学而言，人们的微观政治生活开始兴起，传统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自上而下”的宏观政治认知模式，已然转向了“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的“自下而上”的微观政治认知模式。对传播学而言，从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到网络传播，传播自身就是一个“发源个人——脱离个人——回到个人”的过程，其传播形态发展的轨迹也呈现出了“微观（一对一）—宏观（一对多）—微观（一对一）的螺旋升华过程。以往的宏观政治传播理论，很难完全准确地解释当下复杂、多变的政治传播现实。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俄乌战争、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近年来诸如“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智能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等研究都涉及到了这一转变，但其往往基于各类媒体的具体“特征”，对“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传播现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并未在学理的高度上抽象出这一理论基点。

比起政治传播学界熟悉的宏观政治传播的研究内容，基于个体而产生的“微公共领域”“微公共舆论”“微政治话语”等是与微观政治传播相关的议题，其与宏观政治传播在基本流程、运行机制、叙事内容、叙事方式等维度都有区别。比如“合力化”的运行动力、“扁平化”的运行路径、“松散化”的运行秩序、平民视角的叙事角度、断续空白的叙事逻辑、平等交流的叙述基调等等。其不再像宏观政治传播一样，呈现出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同构的“同心圆”形态，而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多中心圈层”形态。微观政治传播能够以新的途径构建政治合法性，以新的内容推进政治民主化，以新的形态重塑公共舆论，实现公共政策实体层面的对应寻找、延伸层面的补充修复、理想层面的规范建构等。它也可能会造成社会交往的圈层化，政治发展的去民主化，科学发展的技术异化，精神认知的去真理化等。这些尚需要进一步系统的研究。

当然，政治传播是一个复杂多变、鲜活生动的现实，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对这一现实某一侧度的描述。就像列菲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虽然存在差别，但并不允许人们对它进行“二分化”和“盲点化”理解，二者之间既有差异性、对应性，又有同源性，不同的视角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问题的不同层次。在实践过程中，不存在彼此对立、截然相反的微观政治传播与宏观政治传播，二者既是相互支撑的，也是彼此透视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深入研究微观政治传播，是为了全面认知当下政治传播理论建设中的挑战与机遇，深入探索当下政治传播现实中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好地凝聚政治共识，助力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研究，应做到既能从微观视域中深切关注个人的生存，又能从宏观视域中揭示基于个人现实活动的政治传播的整体规律，与宏观政治传播形成“一体两面”的格局，更好地把握、引导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社会中的美好政治生活。

■ 荆学民

中国政治传播发展几十年，迫切需要具有学理性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前沿理论的指导。2008年我们成立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其学术定位和学术历程，就是聚焦于政治传播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建构和前沿拓新。十多年来的研究，基本理论框架已经搭建成型。现在，研究团队已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同时发力，拓展拓深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全球政治风云激荡，“做”与“说”构成的舆论战场厮杀剧烈。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团队，当下以及未来将在以下三大领域发力：第一，建构新时代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完成多年来对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升华”，开显“政治传播”的学科形态和知识形态。第二，构建新形态的“国际政治传播理论”。该领域具有难以躲避的现实需要。比之于国内政治传播而言，“国家间的政治传播”研究迫在眉睫，但十几年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却陷入死寂，迫切需要着力推进。第三，基于社交媒体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研究。随着媒介形态和传播形态的代际性变革，政治传播的形态也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发生深度变革。其发展态势是：基于社交媒体的以鲜活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的崛起。微观政治传播必将成为政治传播领域乃至整个传播学领域拓疆开土的新形态。在我们团队的研究中，“中美关系演变”“北京冬奥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被列为四大热点案例，我们将对此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政治传播当下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和学子，我们每两年召开一届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每届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政治传播研究青年新锐的投稿，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参会交流，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也会关注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我们研究所也聚焦了一批有学术信念的青年学者。青年学人是这个领域健康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选择以学术为志业，需要勇气，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需要坚定的信念。首先要做真学问。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是这个时代浮躁功利低庸的表现，严重异化了人类的思想之美、理论之美，真学问需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来做，不装不端不投机。其次，有志于学术研究，需要形成学术的思考、学术的表达和学术的写作，过学术人生。最后，具体到政治传播研究，经验现实中政治传播的各种现象往往是喧嚣的、热闹的，我们需要透过现象剖析其内在学理机制，需要深刻思考，反思其背后的价值。而这种研究在当下需要长期坚守，需要有“坐冷板凳”的信念支撑。

本文转载至《政治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