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传播“西强东弱”的格局一如既往，成为国际对立冲突的源头之一。元宇宙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新情况，本文提出超主权传播生态和超主权传播平台等概念，以新视角和新理念破局现行国际传播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通过政治、技术和运营三个层面的叠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关 键 词：

超主权传播生态;超主权媒体;元宇宙;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一、国际传播秩序及其重构问题的提出

二、元宇宙时代国际传播的挑战和机遇

三、超主权传播生态及其在元宇宙结构下对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

四、超主权传播生态建设对中国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这指明了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国际传播“西强东弱”的格局从根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这严重制约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有效传播自己的声音。改变这一格局意味着必须首先改变国际传播力量结构，改变现有的力量严重失衡的国际传播秩序。而改变的关键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拥有集体性的、属于自己的超主权传播平台，构建起一个在力量上能够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相抗衡甚至超越西方的超主权传播生态。超主权传播生态并不是全新的思维导向结果，而是一种历时性思维和实践的延续。这些思维和实践往往体现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以让渡部分主权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平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将“超主权”作为某一领域的具体标准和抓手，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设立国际货币单位班科（Bancor），并以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这一设想有别于后来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事实。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正式提出建立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应对以一国储备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给世界带来的风险，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这一思想极具开创性和变革性，尽管尚未启动，但对其他国际领域包括国际传播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新时代、新形势、新技术孕育着新机遇。当前，信息传播正处在从互联网逐渐向元宇宙转变的阶段，后者代表了一种超越现有媒介生态的深度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媒介域和传播场，将为传播领域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传播节点增多、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是元宇宙的特点，这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新的机遇。现有的国际传播力量结构，即国际性媒体被垄断在西方手中的现状有望改变，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清晰明了的路径。本文结合元宇宙技术特点，借鉴超主权货币理念，提出一种重构国际传播秩序的新路径，即创立发展中国家集体性的“超主权媒体”，构建服务于发展中国家集体的超主权传播生态，进而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现有国际传播生态和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秩序是指在国家间信息传播的一种常态化结构，体现了作为主要传播主体的国家在传播领域的力量对比与权力关系，具体体现为信息资源的分布、信息流动的单向或双向互动关系、话语权归属等特征。国际传播秩序在国际传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变化。1870年哈瓦斯社、路透社、沃尔夫社和美联社共同签订了“三社四边协定”，将世界信息资源进行了基于几大强国势力范围的划分，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对信息权力实行了垄断和控制，同时拥有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初步形成。一战后，美国经济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崛起以及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的衰落，使得美国开始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角之一。美国的传播势力开始扩展到美国本土以外的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二战后，从东西方关系看，美苏两国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军事阵营为争夺霸权展开了激烈的冷战，国际传播成为双方对抗的手段和工具。美苏两极在冷战时代背景下的国际传播虽然互有攻守，但是西方阵营凭借强大的媒介技术、媒介组织，最终获得了对苏联阵营的国际传播胜利，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塌。另一方面，从南北关系看，西方的传播实力更是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西方媒体凭借这种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倾销式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安全都形成极大的威胁。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信息流通不平衡问题，开启了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运动。对于这一运动，西方学术界内部给以积极的回应。以席勒、汤林森和萨义德等人为主的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媒介信息领域对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行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一个社会被带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它的主导阶层被吸引、压迫、强制，有时甚至被贿赂而塑造出对于——甚至促进了——这个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国家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体制”[2]。他们强烈批判，“西方国家公共舆论的目标就是用西方人的观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公开讨论传播与文化问题的国家论坛——相对抗”[3]，西方“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攻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相当于个别第三世界国家因实施的政策没有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而招来的侵略”[4]。NWICO运动最后因为西方的阻击而“流产”了，但作为一次变革国际传播秩序的尝试，它为后来者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

国际传播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负责具体传播实务的是各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媒介等传播媒体，但美西方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而不仅是针对苏联政治阵营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其价值观、传播立场仍然出奇地一致，以致于它们能够自觉地形成一种“超主权传播力量”。而发展中国家在那场NWICO运动中落败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们在对西方的斗争中，没有足够强大的传播技术和设备，没有统一强大的传播机构和组织，尽管各国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传播力量，但是相对于西方而言，发展中国家作为统一的国际政治力量其国际影响明显处于下风，且各自的意见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拧成一股绳。发展中国家如果想与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必须整合各自的资源、力量，形成统一的、集体的信息传播平台，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传播生态。这个平台不是各国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深度重构；不能受限于各国不同的诉求，而应该时刻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样的平台只能是超主权媒体，这样的生态也只能是超主权传播生态。

“元宇宙是媒介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集中、融合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最先进的媒介，是一种高度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三维结构共同组成的开放的、无限扩展的媒介域。”[5]如果以元宇宙作为国际传播历史分期的媒介指标，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当下的国际传播正处在新旧转换的过渡期，其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同时又有无限机遇的新时期。挑战源自于前元宇宙时代受不平衡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格局影响而产生的国际传播的种种不平等，具体体现在传播技术、传播平台和传播话语权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格局。元宇宙是多种数字技术的集大成，其发展和应用离不开基础科技以及前沿技术的支撑。美国自二战以来积累奠定的强大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使得其传播技术霸权和平台垄断能力将会在元宇宙时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延续。另一方面，出于对霸权的维护，美国及西方盟友逐渐加强对新兴经济体和有意愿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国家的围堵和遏制。这导致各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冲突也愈发激烈。这些冲突和斗争映射到国际传播领域，即表现为美西方利用其强大的新闻和知识生产能力，对中俄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衡的传播、系统性的抹黑和打压，这加剧了国际传播舆论场的紧张情势。

尽管挑战依旧严峻，但元宇宙也为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事实，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美国所维护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服务美国自身利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秩序，以致不愿再加入美国胁迫下的政治游戏；其次，元宇宙作为创新性概念并塑造形成新的竞争空间正在加剧美西方之间的竞争，具体体现在美欧在技术、货币等领域对主导权的争夺以及美韩日在芯片技术等方面的竞争等。发达国家通过政企联合的行为模式，在元宇宙起步阶段各自布局制度空白点，谋求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未来元宇宙话语权的掌控者。这种基于技术指标和产业生态的结构性竞争在事实上成为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动因；再次，在中国，政府层面不断出台政策法规以引导和激励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企业层面各大传统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和转型升级，网络及运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层面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一系列技术、机制、标准和政策的集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元宇宙时代和国际公共领域抢占先机；最后，在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形象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各种饱含中国智慧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六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决议。中国积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试图延续冷战思维和霸权体系的美西方进行坚决的对抗和斗争。

总结以上挑战和机遇可以发现，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之变，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深度博弈将把国际传播带入一个秩序重塑期。

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并以此为突破口重构国际传播力量对比结构，成为未来改变国际传播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点方向。此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利用新技术并将之转化为结构性力量，通过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和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形成颠覆现行秩序的组织型话语主体并构建多元合作和多元治理的国际传播新生态。在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当吸取20世纪70年代NWICO运动失败的教训，继承同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新闻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传统精神，建设具有发展中国家属性的、全球范围的超主权媒体，构建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导的超主权传播生态，增强非西方阵营的国际传播话语权，最终改变国际舆论场的力量结构。

超主权传播生态建立在超主权传播平台基础之上，由发展中国家共同创建、主导，为发展中国家集体服务，反对西方主导的舆论风气，反对不平衡、不公正、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反对以损害他人利益、制造国际间对立冲突为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国际合作、全人类发展的传播系统、传播生态和传播环境。其中，创建发展中国家集体的超主权传播平台是关键。新的超主权传播平台即超主权媒体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等爱好和平、促进合作的力量发起，可采取共同出资、共同监管、共同运营的模式，每个成员国按其出资额分配管理者、运营人员数量，甚至借鉴金融领域的“特别提款权”（SDR:Special Drawing Right）模式，设计国际传播领域的“特别话语权”（SDR:Special Discourse Right）模式，有效体现公平合理原则。超主权传播生态的运行逻辑与破局思维具体体现在政治、技术和运营三大层面。首先，超主权传播生态是要通过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进而汇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资源和原先分散的媒体力量，最终组成代表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媒介共同体和传播共同体。其中的政治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意识形态和国家本位、民粹主义等狭隘思想，以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在传播领域展开深度、有效和全面的合作，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在传播领域的统一战线。从媒介治理层面来说，超主权传播生态作为信息传播领域实施的一体化建设，是基于新技术为全球媒介治理提出的一种新方案，是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新型国际组织。它需要具备持久且稳定的组织架构和运营理念，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将来自不同文明和价值观背景的话语主体进行整合，最终实现信息生产、管理和传播等多层面的共治、媒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非西方与西方的传播对垒。此外，从超主权媒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来看，媒体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体现，其成立的基础在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被承认。超主权媒体是多个主权国家在对包括部分信息传播在内的相关权力协商和让渡后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成员国各自的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和思想价值。其将充分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非西方阵营的国际政治理念，共同构建集中且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形成面向西方媒体和西方话语的角力者、解构者。

在行政管理层面，应当通过设立超主权传播生态和超主权媒体管理委员会作为集体决策和执行组织。管理委员会由发起国和各参与国组成，依照发起或加入时间、出资额等分配各成员国派出人员的数量，主要负责从宏观层面制定超主权媒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规划，对各项方案和财务预算进行审议和批准等。管理委员会应下设决策、执行、监督、运营和技术等部门和机构。其中技术组负责将超主权媒体建立在元宇宙的技术地基之上，使之能够符合其中的各项标准和协议，并以协商、理解、透明和可持续、开放式的方式运行。

其次，技术是元宇宙的本质、基础和出发点。超主权媒体对技术应用的创新发力点主要集中在去中心化、信息真实、公共叙事和全员传播几方面，分别对应平台、内容和过程三层级。“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技术底色，也是媒体平台以超主权化方式运行的技术基础。随着元宇宙技术的深度发展，已有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范式和逻辑将进一步被转化和应用到超主权传播生态建设中，即所有成员国不受中心权力的影响，共享平等的投票权，以共同应对不平等国际传播秩序的威胁。[6]这将使超主权媒体形成更加理性和有序的自治机制、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激发更高效率的内容生产甚至产生创新形态的媒体架构。在信息真实方面，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领域中假新闻、政治诽谤和妖魔化等现象泛滥，不仅是西方媒体霸权使然，更是低门槛的“深假技术”和“网状造假”、高成本的事实核查等原因共同导致。超主权媒体能够依靠区块链等技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来说，区块链所包含的分布式账本技术、非对称加密技术和共识机制通过赋予每个节点以独立、平等和高度加密的地位，从而保证了新闻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智能合约则可以基于可信的信息而自动执行诸如新闻发布、酬劳发放等一些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和条款，从而避免了传统新闻发布因各种压力而被迫造假或取消的困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区块链能让记者前所未有地获得关于过去的完整和准确的记录；任何政治和商业力量都无法修改或删除它们。”[7]在公共叙事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专家和职业媒体人利用人工智能、VR/AR等工具性技术展开常规性元宇宙场景设计、虚拟叙事和交互传播，以全球文化视野进行元宇宙媒体场景的打造，在编织一个个具有多元文明视觉特色的叙事空间的同时，代表全体人类的公共利益而非西方中心利益开展信息传播活动。在全员传播方面，超主权媒体通过赋予普通用户以开源、可用、简易的编程工具，激发人工智能内容生产（AIGC）在元宇宙空间内的叙事活力，将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有效纳入平台的传播版图，使其成为元宇宙内容场景的体验者、参与者、传播者和鉴别者，同时搭配更加智能的虚拟数字人和社交机器人，共同形成超主权传播生态全员传播矩阵。

最后，从运营角度来看，超主权媒体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产业化运营和企业化管理为基础。元宇宙语境下的超主权传播生态的产业化主要通过用户社区和内容交易两大抓手展开。作为平台的超主权媒体将连接不同用户并为其提供意见交换的公共领域，通过塑造代表先进和正义的社区文化提高用户黏性，鼓励用户进行差异化内容生产，同时对接资本端进行多元商业模式的探索，最终提升超主权媒体的商业能力与盈利能力，激活自我造血机制。此外，超主权媒体应当将部分内容产品以受认可和可交易的方式接入区块链，在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打造具备产业价值的内容商品库。具体来讲，即通过将新闻信息、文化产品等进行非同质化代币化（NFT、NonFungible Token）处理，使之能够在元宇宙空间内形成受保护和可流通的数字资产，从而拓宽超主权媒体的经济渠道，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超主权媒体企业化管理主要从人力资源、品牌经营和资源整合三方面展开。针对不同国别的员工，在尊重其本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激励与管理机制，使之具备国际化、组织化思维并最大限度激发其创新活力；通过建立垂直化品牌栏目，针对不同议题领域组建专业人才进行深度内容制作，最终打造行业意见领袖并有效进行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资源整合是实现上述两者的基础与途径，是指通过动态整合政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不同结构和层次的资源，优化其配置，使之能够扩展超主权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服务于超主权传播生态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