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我校2023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一期于2023年4月10日顺利举办。本期文献导读工作坊围绕博士生精读文献埃里克·麦格雷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展开，由2022级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博士研究生张璐主讲，我院赵雪波教授参加并点评。
《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是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基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层面，即自然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创造性层面，对传播理论发展展开梳理的一本著作。在麦格雷看来，传播理论史的建构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大众传播诞生，自此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第二阶段：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忧虑和道德危机，传播学研究逻辑简单，缺乏系统；第三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自然层面，聚焦于客体的传媒与公共研究兴起，探求媒介与受众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以“皮下注射”“意见领袖”“把关人”等效果理论为代表，同时还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论说和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预测；第四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文化层面，这一时期以语言学转向为代表，传播研究融合符号学，摆脱了以往的精英主义视角，欧美各国开始注重定性分析，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化，新闻制作、文化产品生产、消费等都纳入传播学研究范畴；第五阶段：传播学研究进入创造性层面，具有了民主、创新和反思的特征，出现了公共舆论研究、公共空间理论。对于未来的传播社会学，麦格雷提出了去自然化、纳入文化的范畴、多元化三个层面的展望。
本书更像是一本“理论地图”，对于想要了解传播学研究脉络的同学来说，可以利用好这本书，按图索骥，从中吸取理论营养。最后，通过学习，张璐提出了自己的启发与思考。首先，理论的建构具有时代性和自我完善性，一个理论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随着历史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过往的理论必然会遭遇新的挑战，新的理论会进一步完善旧的理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理论主张，要小心判断理论的科学性，并力求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一点贡献；其次，要认识到女性主义研究、民族与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参考麦格雷本人的论述：
“社会学成形于民族/父权框架影响鼎盛的时代，社会学的概念因此凝结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盲从和陈词滥调。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大盒子（民族），里面套着许多小盒子（种族、社群、社会等级、职业团体等等），每个小盒子都是封闭又隐秘的。社会身份的前提概念是属于/不属于，是以为区分或整合的过程可以解释一切，其地平线是自信的男性和民族。“
—— 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第181页
最后，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学科史或理论史著作，作者没有沿着线性的时间顺序，也没有以地域划分，也不同于著名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以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讨论传播理论史的发展脉络，同时在书中将批判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启发就在于它的多元视角和批判视角。
主讲人分享结束后，赵雪波对著作及作者观点进行了点评。他首先肯定了本书的积极意义并指出，要以一种更加宏大的视野和胸怀开展传播学研究，解构学界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偏见。与此同时，对于《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一书中提及的“魔弹论”和“技术决定论”等传播学概念，赵雪波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与辨析。
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针对“企业传播效果评估”“城市传播”以及“主流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等问题进行提问。赵雪波教授则相应地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和看法。对于国际传播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赵雪波表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忌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束手束脚。对于文艺作品跨文化传播的实现路径，赵雪波表示，文艺作品的民族性是跨文化传播最大的特征，也是最大的难题。最后，针对未来传播学的发展进路，赵雪波进行了学术展望。他表示，关于传播学史或者传播理论史的研究不仅要多元，而且需要更加宽广的视角，可以尝试将其放入整个人类历史研究中，以多种角度关照人类传播史，美国历史学家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就是从媒介进化的角度论述文明兴亡，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此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青年学者们可以把未来传播作为切入点，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文献导读工作坊的交流气氛热烈，发人深省，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