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苏颖 汪燕妮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走向——基于ChatGPT的讨论

摘 要：

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很有可能将政治传播带入“第五代”。“第五代政治传播”延续“第四代政治传播”的特征，以人类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不断加剧的受众取向为主要发展方向。“第五代政治传播”也有“第四代政治传播”没有的新特征，这突出表现为：机器加入人类的公共性对话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一种“人+机器”共同建构的信息环境中，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主体性——变得更有意义。一方面，人类应当充分“使用”新世界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使之作为政治传播新兴“工具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为民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人类必须以超越机器的反省能力建构新世界的政治传播规范。

关键词：政治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技术；主体性

一、第五代政治传播的浮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模式演进方向

二、驾驭机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主体性争夺

三、重建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公共性之思

四、结语与讨论

2022年11月30日，ChatGPT——一种基于生成式预训练转化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PT）模型的巨量语言模型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ChatGPT成为一个现象级应用，其潜在的巨大价值在互联网领域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可以实现以自然语言形式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引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RLHF)机制，凭借其出色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成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最先进的模型之一。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为多元政治行动者所用的用以达成其目标的传播方式。[1]这里的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党、政府、媒体、公民等。不论是哪种类别的行动者，从本质来看，政治传播都是具备主体性的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政治活动。[2]本文拟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探讨未来世界政治传播的走向，尤其是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政治传播中多元行动者参与公共性的政治活动的影响。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有一个论断：“媒介即讯息”。亦即，任何新兴媒介技术的出现，本身有“讯息”（message）意义。[3]任何新兴技术的出现，总是与一种新兴的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相互呼应。换言之，透过一个新兴媒介的技术属性，我们可以从中洞悉到的未来的新世界以及新世界中人之存在的状态。如果说ChatGPT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技术，那么，它具有什么独特的技术属性，这些技术属性带着什么样的新世界里的讯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解答“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的关键。

用一句话来概括ChatGPT这一新兴媒介技术：这是一个以对话形式、实现人机交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由此独特的技术性，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些未来世界的关键讯息：其一,未来世界是一个“更为民主”的世界。这一讯息反映在ChatGPT的技术属性中。ChatGPT以“问答形式”工作，其基本运作流程是：用户输入问题——ChatGPT对用户问题进行分析——再以自然语言输出回答。其中，用户提出的问题，是ChatGPT生产信息的前提。这一技术特性反映出ChatGPT是一个高度、甚至极度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兴媒介。其二，未来世界是一个民众主动参与的世界。新世纪以来，全球民主规范正在从选举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向。ChatGPT的技术属性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其通过“多轮对话”生产信息。ChatGPT为了向用户提供更拟真、更舒适的体验，允许用户在同一个对话框内进行持续性的对话，并且将对话框内的所有问题与回答视为同一个情境。这种机制称为“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即通过分析上下文信息来准确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作出相应的回答。这说明ChatGPT是一个交互性极强的新兴媒介，这种交互性给出了未来世界政治将如何运作的强讯息。其三，未来世界是一个基于群体身份（identity）不同，而出现“离心多元化”趋势的世界。这一讯息同样反映在ChatGPT的前两项特征中。高度的用户导向可能导致信息范围的恒定，高度的交互性可能导致用户偏好的恒定。就此而言，尽管我们身处信息过载的世界中，但是ChatGPT对于每一个个体用户而言却是高度“定制化”的。这一特点可能进一步加剧互联网时代以来的群体身份分化。

以上讯息,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所经历的颠覆性变革完全吻合。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新兴数字技术对传播受众持续“赋权”，一种颇为明确的新政治传播模式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政治传播新模式被概括为 “政治传播的第四代”[4]，同时也被表达为“后工业社会的政治传播”[5]“媒介富余环境中的政治传播”[6]等。所谓“政治传播第四代”基于政治传播技术演进理论提出，“第四代”从政治传播的前“三代”[7]发展而来。

我们可以借用政治传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建构的著名的“5W”传播模式来解释新旧政治传播的区别。在“5W”模式中，拉斯韦尔认为，传播一个是“Who（传播者）—Say what（讯息）—In which channel（媒介）—To whom（受众）—With what effect（效果）”[8]。在拉斯韦尔的时代，政治传播由传播者主导，政治劝服诉诸权威机制，这也是拉斯韦尔本人在其经典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以“宣传者意图”作为传播逻辑起点的理由。[9]伴随着战争阴影的褪去，政治传播从战时宣传模式中脱身，与常态化的民主政治运作（如政治选举）相融合，专业的媒体人（如新闻工作者、广告专家、舆论顾问、民调专家等）在其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带来了政治传播的“专业化”趋势。[10]这个阶段的政治传播以“媒介”为中心。而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传播实践逐步深入到以受众为中心的阶段，原本作为政治传播末端的客体翻转为政治传播链条的起点，且以积极身份参与到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来。也就是说，拉斯韦尔阶段是第一代政治传播，其特征表现为以传播者为主导，因此“大多从属于一个强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和信念”[11]。第二代政治传播以媒体为主导，面临着更为多变的选民，政党通过“专业化”进程适应电视时代的新闻价值要求。[12]自第三代以来，政治传播开始以受众为主导，专业化需求加剧、竞争性压力增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离心多元化等成为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13]“第四代”政治传播是“第三代”的延续，突出表现为公民的政治无效感、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协商参与等新民主规范的浮现。[14]ChatGPT的出现进一步确证了一个讯息：政治传播的受众取向将进一步强化，这是当代政治传播“从以媒介传播为中心向以理解受众为中心的整套方式、方法与技术的转型”[15]的表现。这意味着政治传播中“宣传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等传统观念的消解或逐步退场。

以受众端为起点思考政治传播，这一特征的出现并不以ChatGPT为起点。从其实质来看，这是民主政治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的技术推进的结果。在常态政治中，政治传播与民主政治运作相容，这决定了它是以“人民的统治”，尤其是民意为前提推进“有政治目的的传播”实践活动。因此，当其与战时宣传区别开来、与民主政治相融合的那一刻开始，实际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5W”传播链条——以受众（“对谁”）为起点定义政治传播过程。但是，人类政治文明是动态发展的进程，从当下民主政治发展趋势来看，强势政治规范正在从自由主义向多元主义转向，核心价值从自由向平等转向，民主类型从竞争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向。目前，各国民主政治在不同时间陆续进入晚期现代性阶段，或者在多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拥有传统、现代、后现代特征。“第三代政治传播”是人类社会晚期现代性阶段的产物，“第四代政治传播”则是以上晚期现代性自然深化之后的历史产物。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在未来将政治传播带入“第五代”，与之同时浮现的，必然是一个与之相互呼应的新世界的智识环境与政治状态。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在未来将政治传播带入“第五代”。“第五代”政治传播从“第四代”延续而来，必然具备“第四代”的基础，尤其是参与式民主、身份政治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深入。但是，“第五代”还会出现“第四代”所没有的特征。从ChatGPT给出的讯息来看，这一全新的特征很有可能是：机器加入人类的公共性对话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ChatGPT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的特征是，它是一个“人机交互”的媒介。历史中的媒介，不论是报纸、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所提供的信息交互均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媒介所提供的也是一个“人与人”的信息环境。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在互联网中把人类的社会交往作为其技术属性中的核心特质。但是，ChatGPT与之不同的一点是，它是一个人类创造的智能机器人——一个巨型语言处理系统。

当然，机器加入人类的公共性对话也并非以ChatGPT为起点。我们当前的舆论环境早已经由“人+机器人”共同创造。诸多研究证明，在当前的社交媒体上，存在相当大数量的社交机器人。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的社交媒体账号形成了占社交媒体总量约1/3的信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社交机器人网络是希拉里机器人网络的4倍。[16]在俄乌冲突产生的舆论战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社交机器人的存在。[17]总之，社交机器人正在广泛参与社会网络舆论的建构[18]。但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机器人的公共对话能力推向极致。以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类ChatGPT们”纷纷突破“图灵测试”指日可待。未来世界的人类在“人+机器”共同建构的信息环境中，逐渐习惯一种普遍的“人机交互”的信息对话方式，进而生成一种新的“准社会交往关系”[19]。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传播是强调“主体性”的人类活动。而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是：作为机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没有主体性。所谓政治传播的主体性，从哲学上可以解释为政治传播中的人“在进行政治传播活动时对自身特定政治目的的自觉意识”“对自我的反省意识”“对自己区别于其他主体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与其他主体关系的意识”。[20]拥有自主性的人通过传播/沟通推进其政治目的，这才使得政治传播成为鲜活的、改造世界的人类活动。未来世界中参与政治传播中的人类需要拥有驾驭机器的能力。不论ChatGPT如何强大，对于人类而言，它是工具，也只能是工具，而人类本身才是目的。

就政治传播实践来说，最重要的行动者是国家、政府、政党、政治人物等政治系统内部的主体。我们主要以这一类政治传播主体为例，探究这一政治传播主体使用类似于ChatGPT的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能方式，以此推测生成性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主体可能形成的技术模式（patterns）：

一是发现公民的情感诉求。政治传播的主体目标是完成一种黑格尔式诉求，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行为并不是“直接指向传播对象的意识”，其高级层次是在政治传播活动中“通过指向传播对象而返回到自身的意识”[21]。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时代，政治传播需要牢记的第一条法则是——未来的公民，而非传播者或传播媒介，才是决定政治传播如何运作的关键。公民是政治传播的起点，也是政治传播的终点。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时代，发现公民的途径是通过民意调查等对民众的性别、年龄、收入、宗教信仰等做出基本的数据区隔（segmentation），也包括通过收集观众来信的方式探究公民情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世纪的政治传播者已经通过公民在互联网中的痕迹作出针对个体的精准选民画像。[22]作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是目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先进的模型之一，并且由于ChatGPT训练使用的是千亿级别的语料库，庞大的训练数据为其分析、预测提供了足量的样本。这意味着ChatGPT在发现选民、分析公民心理和态度的工具属性上有着巨大潜力。

相较于传统的调查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类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分析公民方面更大的优势在于更为准确的情感分析。目前的政治传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发散于网络、通过视觉传播的、被情感驱动的政治参与”[23]，ChatGPT与这种广泛的公民需求颇为契合。现有实验表明ChatGPT在文本情感分析方面表现良好，在英语文本的情感分析上具有84%的准确率。[24]因此，ChatGPT可以被用于实现对公民自然语言的处理，如社交媒体上公民的评论、问题和反馈等内容，快速地理解、归纳、分类公民的意见与观点。同时，政治传播主体还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公民的情感和情绪，例如对某个议题或政治人物的喜爱或厌恶程度，进一步精准地描绘公民画像和心理模型，以帮助分析其立场和反应，并根据公民的反馈来调整传播策略和传达信息。

二是辅助制定精准政治传播战略与策略。在政治传播的常规运作中，在定位公民群体、了解公民的倾向与偏好之后，政治传播主体会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进行相应的宣传 (publicity)活动。ChatGPT因其庞大语言模型下的“生成性”功能实现了人工智能领域新的突破，虽然本质上仍是已有信息的调用、重组、输出，但已经可以完成许多“创造性”工作，如：撰写文本、定制方案。这一“生成性”功能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个性化政治传播活动中——ChatGPT获取目标公民群体的偏好、兴趣、使用习惯和语言风格后，可以制定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营销策略，包括自动编写个性化文案和广告，更加精准地针对公民的需求和关注点进行宣传，并在公民惯用的社交媒体上精准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治营销转化率与投资回报比，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ChatGPT也可以被用于生成或控制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热点话题、引导公众舆论。

ChatGPT作为一种问答式自然语言模型，还可以成为政治人物或组织面向公民展示自我的窗口。ChatGPT的母公司OpenAI在官网开放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为开发者提供各种人工智能模型的访问，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模型（NLP），如GPT系列模型、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模型等。类ChatGPT模型可以被应用到客服平台，以政治人物或组织的政策、发言等信息作为语料库，与公民进行智能对话，回答公民的问题，并提供有关政策、政治人物或组织的信息和建议。借助与ChatGPT的交互与深入对话，一方面，公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人物或组织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基于公民的历史互动和提问记录，ChatGPT可以生成针对性的政策回答和介绍，增强公民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提高政治组织或人物的支持度。

三是赋予“政治传播专业化”以新的涵义。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时代里，政治传播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代表的专业知识精英的影响力。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政治传播的专业化逐渐体现为对新兴媒介技术的高度响应度（response to technologies）[2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代表着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性升级。“政治传播专家”在未来不再单纯指人，而是技术的非偏性、高效性特征加持之下的“人机融合”之物。但是，值得强调的是，面对ChatGPT的巨量知识信息提供的能力、情感分析能力，未来能够驾驭机器的人类从事的一定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工作。就此而言，未来更高阶的“政治传播专家”将不再是渠道或信息的拥有者，而是那些能够深度整合机器所提供的知识信息，并提出反思性的、原创性的“思想创造者”。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苏格拉底曾提醒我们：“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26]。古希腊哲人通过他们的省察，向我们揭示了人之为人、不同于“物”的独特价值。如果把人与ChatGPT等知识生成机器相比较，其本质区别恰恰是苏格拉底告知我们的：人类拥有智识，而机器——即使是极度“聪明”的机器——拥有的也仅仅是知识。智识，区别于知识，主要体现为一种反思的、批判的、质疑的能力。因此，人类才是ChatGPT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提问者。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需要人类拥有比机器人更高阶的“提问能力”，而“问题”的背后是人类比机器人更具超越性的认知能力和反省能力的体现。就此而言，延续“政治传播主体性争夺”的讨论，人类更高阶的“驾驭机器”的能力，实际上还不在于“使用”机器的能力，而是“超越”机器的能力。

我们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走向的探究，始终带着我们对于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民主政治”走向的警醒与反思。一方面，我们要欢迎技术赋能下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仔细观察技术的背面会是怎样的光景。就目前ChatGPT的技术属性来看，需要人类警惕的可能性包括：

第一，警惕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助推的政治极化趋势。ChatGPT的一些技术特征呈现出一种自我维护和封闭性的趋势：一是ChatGPT的“问答形式”机制给出的总是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这可能导致用户的信息范围恒定，从而使得这一技术成为一项比搜索引擎更加“定制化”的信息提供者。二是ChatGPT的“多轮对话”机制鼓励机器通过上下文生成更加个性化的、更倾向于用户偏好的回答，这可能进一步固化用户的既有观念。三是ChatGPT的训练语料库由使用者共同创造，并未排除各类歧视性内容、极端主义内容等。当用户输入攻击性的内容时，可能也会影响ChatGPT的回答并产生加剧极化的可能性。政治极化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至多元主义阶段的表现，“多元”及其背后内涵的“平等”价值，作为民主社会的主导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但是，当多元走向极化时，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趋势，因为这是一种解构“中心”的价值观，其带来的“离心力”很可能瓦解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基本共识，毁灭政治应有的“公共性”。

第二，警惕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助推的“过多民主”与“过少民主”。作为高度用户导向的ChatGPT技术，与一种广为广泛的参与性民主政治趋势相呼应。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快速和广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自主生成内容。区别于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与用户生成内容（UCG），ChatGPT的出现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时代，而这无疑将会导致更多的信息和观点在公共舆论场上竞争。在“人+机器”的媒介环境下，公共舆论空间将更加复杂和庞大。但另一方面，当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到社交媒体上生成和控制社交机器人时，它所生成的大量内容和评论本质上却是在信息平台上创造虚假的所谓“公民的”观点。未来的公共舆论热点能在何种程度上真正表达公民的声音？这种看似“太多”但实质上可能反而“太少”的公共舆论将对公共性和民主表达造成极大的挑战。在经典的政治学解释里，对过度的公民参与历来保持警惕。现代化的民主理论强调要将民众的参与限定在一定限度之内；甚至在一种消极自由的框架之内，将公民视为专业政治的旁观者，将剥离了公民性（citizenship）的“政治冷漠”视为一种现代性政治美德。“过多的民主”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政治传播中已经颇为明显的民粹主义风格[27]。目前政治传播中政治不信任、犬儒主义、相对主义加剧，政治简化、肤浅化、娱乐化、业余主义等现象纷至出现，亦是以上“过多的民主”导致的负面效应。同时，ChatGPT对民主的作用还是自相矛盾的，“过多的民主”与“过少的民主”可能同时存在。ChatGPT的“人机交互”机制可能摒弃了“人人交互”的多样性，消灭公共讨论的空间。ChatGPT可能打造一个公民自我搭建的、超越社交媒体的新型“信息茧房”：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28]

第三，警惕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助推的虚假消息泛滥。Open AI的官网上标有一条明显的提示语：“ChatGPT有时会生成一些听起来很合理但实则错误或荒谬的回答”。在ChatGPT发布后的数月里，已有许多人验证了这一可能。ChatGPT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其训练语料库大多是基于互联网的已知信息搜集而来，而互联网上的信息存在着各种偏差。尽管ChatGPT一直强调以“客观、中立”的立场、“理性”的分析生成“有逻辑”的回答，并且以“通用性”为目标，即对提问与回答的领域并无限制，但其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不高。人类在政治领域推进的公共性建构依托的是人类的理性能力，或者，至少是我们相信人类能够趋向于“真相”(truth)的理性能力。ChatGPT制造的虚假信息可能颠倒公众对公共事务的事实认知，影响了科学知识的扩散，干扰了集体理性的形成，加剧“后真相政治”的负面影响力，进而构成对目前民主政治的新挑战。

总体而言，ChatGPT是一个与身份政治相呼应的新兴媒介技术，同时很有可能是一个加剧这种政治形态的媒介技术。这意味着未来世界向“多重少数”的聚合方式的发展方向几乎势不可挡，这一趋势可能造就离心多元化、碎片化的、甚至极化的新世界。人类如何通过政治传播，在捍卫人类基本价值底线的同时，重新建构起一套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危机的智识体系和治理机制，是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例如，与ChatGPT相对应的公共性知识广场的搭建、多元力量共同介入的治理规范建构、公民治理社群建构等，都是未来政治传播规范研究可以着力的领域。

当桑斯坦说“这是未来的某个时刻。商业、政府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要原因是获取信息的新方法的兴起”[29]时，他指的是互联网。对于今天而言的未来，指向的也许正是人类通向全面智能之路的下一个超级媒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很有可能将政治传播带入“第五代”。“第五代政治传播”延续“第四代政治传播”的特征，以人类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不断加剧的受众取向为主要发展方向。“第五代政治传播”也有”“第四代政治传播”没有的新特征，这突出表现为：机器加入人类的公共性对话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一种“人+机器”共同建构的信息环境中，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主体性意义变得更有意义。

纵观技术的发展史，从电子媒介到互联网，技术变迁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普遍性，尤其是以跨国平台形式存在的新技术，有可能成为跨国家系统的媒体同质化的力量[30]。从这个角度而言，ChatGPT存在着改变全球、走向趋同的能力。但与此同时，需要提醒的是，技术的发展深受国家和制度的制约。一方面，制度制约技术何时出现、甚至是否会出现、能否被应用。近日，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便已经出现了ChatGPT的身影；同时，也有部分国家，如意大利以“非法收集和使用公民信息”为由宣布禁止ChatGPT在其国内的使用。另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可能造就同类产品的不同技术特性，从而在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近日，中国的百度公司推出国内版的知识生成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这一应用与ChatGPT的差异以及可能造成的独特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论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复杂，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作为面向未来的新兴媒介技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新兴事物的出现总是同时伴随着机遇与挑战。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赋能现代政治传播的巨大潜力。人类应当充分使用这一面向新世界的技术，使之作为政治传播新兴“工具箱”的一部分。对技术的响应度是政治传播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身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也应当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新兴媒介技术实现国家富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用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新技术对社会的挑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民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仅仅需要“使用机器”，更有必要以“超越机器”的反省能力建构新世界的政治传播规范。技术本身无关善恶，但人类拥有把握善恶的能力——这是我们与机器的区别，也是未来人类必须省思的新境况。目前主导世界的现代化范式主要内生于西方文明。但是，西方文明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政治传播亦需要思考：如何在规范意义上，以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契机，为世界文明的更新演进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