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六期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22级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博士生张琪带大家共同学习英国语言学家、批判话语分析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本期工作坊邀请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倩副教授和我院赵雪波教授进行点评。
《话语与社会变迁》是话语分析研究的重要成果，以话语研究的新视角探究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确立了话语分析的新范式，指明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新动向，成为后续相关研究方法的权威指南，因而被视作应用语言学之典范。同时，通过话语研究，审视社会变化，透过表面现象，直视真实意义。
创新：将语言分析作为
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
20世纪初，在哲学领域，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随即引发社会科学广泛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的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的变化之间是割裂的，语言研究无法关照社会变迁、文化变革等重大议题，因此，亟需将语言分析作为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然而，直到90年代初，学者们还未成功探索出一种既适合于理论，又适合于实践的语言分析方法。在这一背景下，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尝试可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学术创新。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既可以用于研究语言中的变化，也可用于研究社会的、文化的变化。要使话语分析能够真正为媒介等社会语言实践提供说明和解释，费尔克拉夫的立足点是把两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一方面是在语言学和语言研究范围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分析语言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与发展一种适当的社会语言理论相关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
批判：传统话语分析的困境
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开篇系统梳理了传统话语分析的两大主流方法，即非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方法。同时，费尔克拉夫指出了两种主流方法各自存在的局限性，非批判的话语分析缺乏话语发展变化的社会指向，没有考虑权力关系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缺少对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反映，偏离多样性、异质性；批判的话语分析则过于强调作为产品的文本而不那么重视生产和解释文本的过程，忽略了作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一个向度的话语变化，语言—意识形态的分界面被理解得过于狭窄。
更进一步，费尔克拉夫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对福柯的话语分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不包括真正的文本的话语分析和语言分析，福柯著作中的相关弱点还涉及到权力和抵制的概念，以及斗争和变化的问题。过于强调结构，缺乏对于斗争的关注。此外，费尔克拉夫还指出福柯的话语分析中缺少一个实践的概念，包括缺少文本和文本分析。
建构：多维话语分析框架
在指出主流的和权威的话语分析范式所存在的困境后，费尔克拉夫重新给出了他对话语的定义，并强调这一定义侧重的社会实践属性：
“我在比较窄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一词，即用它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话语与社会变迁》，第58—60页
费尔克拉夫对“话语”的定义是对福柯和索绪尔的超越。在此基础上，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最核心的观点，即话语对社会是有建构作用的，“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话语对社会的建构效果通过“身份功能”“关系功能”“观念功能”得以体现，他认为，“社会的话语建构并不是来自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来自社会实践，后者牢牢地植根于并定向于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结构”，由此引出了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并搭建了三者之间的多维话语分析框架。
此外，费尔克拉夫还强调了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能够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通过表明话语实践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费尔克拉夫将自己的话语分析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勾连。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费尔克拉夫搭建的多维话语分析框架中，“互文性”这一概念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费尔克拉夫借鉴了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符号学》一书中的“互文本”概念，即“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费尔克拉夫更进一步指出，这种“互文性”使文本能够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引导性边缘上，采纳它们在当代社会所获得的主要规则，文本传统和话语秩序的迅速改变与重建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当代现象，“互文性”应该是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侧重点。
趋势：民主化、商品化和
技术化的当代社会话语
在本书中，费尔克拉夫引入了大量的案例来讨论、比较BBC、《财经泰晤士报》、《独立人报》、《太阳报》等媒体上的新闻报道和通讯报道,以揭示媒体和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过程，使得他的话语分析框架更易理解。基于大量现实案例，费尔克拉夫指出了当代社会话语与社会变化的三大趋势，即民主化、商品化和技术化。其中，话语的民主化指消除话语权力和语言权力、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等；商品化指部分领域的话语被当作商品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以教育话语、广告话语等为代表；技术化指话语作为技术资源或成套工具，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下被用来追求种类繁多的策略。
是语言学著作，更是传播学著作
作为我校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专业博士生必读书目，《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杨倩老师特别强调，要立足当下，结合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语境，在对中国媒体进行话语分析时，本书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赵雪波老师结合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的“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的论断，进一步引申出“媒介互文性”，极具启发性。此外，赵雪波老师还强调了话语解释的重要性，在6月14日召开的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对“为什么世界会误解中国共产党？”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凸显了解释的力量，他认为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语义学的问题，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解是出于语言学上的解释和认知偏差，对此，库恩认为要从语义学上做出突破，本质上是要突破话语解释的传统思路。
针对参会同学提问“这本书的理论与案例主要是基于西方的，该如何结合中国的语境去理解作者提出的‘话语’的概念？”，赵雪波回答道，“话语理论一般无涉价值，虽是西方的理论，但也能为我所用。我们要做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如可能则建设中国式的话语理论，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第二件事是用话语理论指导我们的‘话语实践’。国际舆论场充斥着话语的挑衅、伪装、虚假、隐喻，这是当下的国际语境，我们要在这种语境中冷静判断，理性解释，勇敢斗争，积极建构，改善中国所处的国际语境。”
有参会同学表示，“想做话语建构的研究，但具体运用什么理论，有点不知所措”，对此，赵雪波认为话语建构的第一步是熟练掌握语言，既掌握自己所用的语言，也掌握要分析研究的语言。第二步是要解释所分析研究的话语结构、话语背景和话语意义。第三步才是重新建构话语的结构、意义，没有解构，就没有建构和重构。其实建构往往是一种重构。这也是“互文性”概念的实质。
“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依托我校2023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每期由一位主讲人带领大家阅读经典理论著作，同时邀请我院大咖学者进行点评，在互动讨论中深化理论学习，期待每一位同学的加入。文献导读工作坊开放主讲人报名，欢迎硕士、博士生的参与，请有意向的同学将导读书目和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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