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导读｜“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一期： 《作为文化的传播》

论文集的第一篇《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是理解凯瑞文化研究路径的一个起点。在这篇文章里，凯瑞对杜威的作品与思想进行了评述，提出了传播的两种不同观点，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他认为过往的主流研究都是基于传播的传递观，而他所谓的文化研究则更多的基于传播的仪式观，这两种传播观表述是凯瑞思想中最富洞见的，也是他对传播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所在。第二篇《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以美国当时对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争议作为引子，引出了凯瑞比较认可和推崇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理论。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格尔兹指出“文化理论日益变成传播理论的过程”，借由这一论断，凯瑞自己提出的将文化研究放置在传播领域的路径的合理性得到了支持。接下来凯瑞用格尔兹提出的“曼海姆悖论”引出了社会科学研究始终绕不开的困境，在传播学领域，长期以来主要以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作为研究传统，但这两种传统都没有办法解决“曼海姆悖论”，只有凯瑞提出的文化研究路径能够直面这一悖论。第三篇《对“大众”和“传播”的重新构想》回到了传播学领域，重新对美国传播学的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进行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指出“杜威所代表的批判研究对大众传播抱有的实用主义构想是值得发展的”，而凯瑞的文化研究路径就是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运用。第四篇《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讨论了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研究框架的宏观问题”，研究阻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过去的功利主义研究传统，以态度、效果、使用与满足研究为代表，其二是现象学，对意识形态问题、权力、权威、统治等问题的回避，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克服功利主义的实证研究，同时直面意识形态问题。第五篇《电子革命的神话》 与第七篇 《未来的历史》都表达了凯瑞的技术观和政治观，这两篇文章“揭穿了（美国）由技术发明引发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政治家、专家、精英是如何利用这种社会范围的技术乐观主义达到政治目的的。贯穿其中是凯瑞对“技术至上论”和“知识垄断”“技术垄断”的批判。凯瑞关于技术的思想多受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影响，英尼斯对凯瑞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充分反映在了第六篇《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一文中，凯瑞在文章中对英尼斯的传播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论述，能够看出凯瑞跟英尼斯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口语传统，并期望恢复公共生活。最后一篇文章《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例》是凯瑞为读者提供的在文化研究路径下进行传播研究的案例，在凯瑞的叙述框架下，有关电报这一传播技术的故事衍生为一段鲜活的传播文化史，从商贸往来、宗教观念、文学形态等细微之处挖掘电报如何改变人类的互动模式、如何产生新的概念体系、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和日常生活，将媒介技术作为人类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缩影展开一种文化的阐释。

凯瑞的传播观发展于杜威，而他的技术观则主要受英尼斯的影响。美国经历了从“机器至上论”到“电子至上论”的转变，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技术至上论”，导致了诸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这类将技术项目与民主社会建设混为一谈的例子。英尼斯对电子技术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认为电子媒介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服务于商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内在倾向，增加了帝国主义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循着英尼斯的思路，凯瑞也深刻批判了美国社会普遍的“技术至上论”，他认为，现实已经击碎了电子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美好的未来观，知识分子应当对电子至上论（技术至上论）去神秘化，通过批判性研究与公众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