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5辑）
荆学民：学术感怀与心路历程——深耕政治传播研究十年印记
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五大关系
（一）传播、沟通、宣传、交往——基石性概念之间的关系
（二）权力、媒介、受众——研究对象之要素间的关系
（三）从政治传播理论到政治传播学——理论与学科的关系
（四）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基础研究范畴的关系
（五）科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二、我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心路历程
感谢俞可平教授、邵培仁教授、李元书教授、张昆教授、谢岳教授、史安斌教授、刘海龙教授、潘祥辉教授、庞金友教授、何晶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与笔谈邀请。你们的真知灼见，成就了本次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回眸、审视与展望的理论之旅。这其中有珍贵的历史回忆，有肯定与建议，有疑惑与批评，不论是以上何种观点，整个编辑部都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我想我也有必要在此进行一次严肃的综合回应，以学术回应学术，才不至于辜负各位同仁好友的这一番大力支持。我的回应将从两个部分展开：一是访谈与笔谈中凸显的一些重要学术争议和学术焦点，我将其精炼成“五大关系”，围绕这些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厘清与回应；二是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回顾我研究政治传播一路走来的片段性的“心路历程”，并希望这些体悟能够与各位同仁的心路历程有所呼应。
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五大关系
（一）传播、沟通、宣传、交往——基石性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诸位好友同仁的访谈与笔谈内容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困惑是——我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目前正在使用的关键概念“政治传播”，是政治学最初引介的“政治沟通”，还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政治宣传”，甚至是哈贝马斯式的“政治交往”？通过俞可平、邵培仁、李元书，包括张昆、谢岳等教授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疑问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开始“飞”，大家的疑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恰恰说明，这几个概念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最原始的概念，我把它们理解为这个学科领域的“基石性概念”。
俞可平教授指出，当我们使用“传播”而非“沟通”或“交往”时，对于“政治传播”的理解着重于“新闻学偏向”，而使用“沟通”或“交往”时，其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更强。李元书教授特意区分了“具有政治传播意义的政治沟通，与作为政治系统输入、输出的工具的政治沟通的区别”。谢岳教授还指出，这两种理解还涉及“中”“西”对于“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理解的区别。与西方学界主要将政治传播这个领域置于“媒体”中相比，中文语境对“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理解显然更加宽泛，是指“政治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从上层到基层的传输”或者“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互动关系”。
我非常同意三位教授对于这个概念的比较以及相关含义的解释，确实，“传播”“沟通”“交往”“交流”在英文中都可以使用“communication”，但是在中文语境里，它们所指向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
“政治传播”进入中国，如何发展出原创性理论解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不仅要能解释中国的情况，也要能解释西方的，反之亦然。亦即，我们期待的学术是面向中国现实的解释，但又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解释，而应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在这样的关怀之下，我对于“政治传播”的理解是“广义”的，将其界定为“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内和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这样的理解能够包含政治沟通、政治宣传等含义。我曾经在“政治传播的三大形态”[1]的研究中，对于以上“基石性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厘清。
我将“政治传播”区分为三大形态：政治宣传、政治沟通与政治营销。其中，政治宣传是推展政治理想的政治传播形态，意味着政治生活中主体与受众的“主客之分”；政治沟通与之相比较，放低了传播主体的“身段”，更侧重于寻求受众的共识；政治营销是在竞争更为激烈的民主环境中，多元的政治主体对权力的争夺，是政治沟通的发展，但在内在逻辑关系上，又有对政治宣传的“否定之否定”的“升华性”回归。更为具体的论证，读者们可以去查阅我的著作中的相关章节。总之，在我看来，政治传播与政治沟通、政治宣传，甚至政治交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性的概念关系，而是需要以“政治传播”来统筹的不同形态、不同政治意义的政治传播类型。这也说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要建构普遍性理论，对于“政治传播”的理解，就必须取宽泛含义，一方面超越西方的媒体中心主义和竞选中心主义，这样对于中国政治传播现实才有解释力；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遍性理论的建构，将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精华引入中国，在理论与实践中推进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
（二）权力、媒介、受众——研究对象之要素间的关系
不论是作为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科，中国的“政治传播”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在西方，这个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媒体(media），以及围绕着媒体而形成的政治体系、公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明确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想，我们也可以用抽象的思维去思考这一问题。
著名政治学者同时也是政治传播研究奠基者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其著作《政治学》中，用一种颇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将“政治”解释为“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政治是精英（权势和权势人物）与群众之间的价值（尊重、收入、安全等）的分配问题[2]。如果再将“传播”要素引入，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要素实际上就非常清楚了，它们是政治权力（即精英）、受众（即群众）以及二者之间的“媒介”。为什么会加“媒介”？因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已经是“媒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很多时候我们必须通过中介进行社会交往。从传统的大众媒体到现在的新兴媒体，如互联网，实际上扮演的都是“中介”的角色。从最抽象的角度讲，这三个要素是政治传播的最核心的要素，所谓核心，意味着去掉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成为所谓的政治传播。权力、媒介与受众，构成政治传播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在中西方是相通的，是符合理论普遍性要求的。
同时，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涉及要素，还涉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亦即结构问题。如果我们将政治传播理解为政治共同体内和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那么，从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来说，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政治共同体”替换成“国家”。不过，注意，从理论普遍性的追求来看，这里的国家是“大国家”，是包括社会的国家，不是相对于社会的那个“小国家”。范畴最大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社会。这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能需要接受的哲学设定。
从这里起步，我们将作为一个学科的政治传播划分出了三要素，据此可以区分不同的结构。由于西方是小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是竞选型政治，其媒介体制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它们将媒介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或者说，在政治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媒介起着核心的作用，媒介是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媒介是“先”，政治是“后”，政治权力是可被媒介控制的。而在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中，媒介被视为“喉舌”，是“工具性”的，因此，政治是“先”，媒介是“后”，或者说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媒介与国家是一体的，这两个要合起来，另一边是受众。这个特点，在西方学界看来，就是“政治宣传”的样子。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宣传”为基点和主轴，这种媒介、政治权力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媒介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办法产生最原始的政治信息，它所传递的政治信息是权力所赋予的。
尽管中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宣传为基点，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宣传。从政治发展的目标来看，我们既要超越西方的以媒介为中心的“三边”的政治传播，也要超越没有独立媒介的“两边”的政治宣传。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想，我们所追求的权力、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也是三边的，且三者之间是彼此独立、相辅相成的。媒介就是媒介，我们不能赋予媒介太多的价值意义，媒介就是一个传播信息的中介，它既可以把信息从政治主体传播给受众，也可以反过来把信息从民众传播给权力。这三者之间相互平等的、独立的传播形态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政治传播现状也许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但其实，西方的权力、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有问题，例如，西方的媒体也可能被政治权力或资本权力渗透，所以它也并不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完全独立的。只是，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媒体自身的权力是比较大的。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但是，我们与西方仍有共通的地方。找到这个共通之处，在一种普遍性上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运行规律，这才是政治传播“学”的研究目标。
（三）从政治传播理论到政治传播学——理论与学科的关系
我们在这次的访谈与笔谈中追问了专家们一个问题：“从‘政治传播研究’迈向‘政治传播学’，需要实现何种跨越？”当然，对于这种转型，有些专家表示支持，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有些专家则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对此表达了担忧。我对于这两种意见，深以为然。只是，恐怕对于我们来说，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发展至今，“学科化”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一条比较明晰的路。
从一个学科形成必备的基本要素来看，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首先应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及其确定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当年就“学科的标准”指出：“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中）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或者是知识种类的不同，或者是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的不同兼而有之。一种可能的科学和它的领域的概念（的确立），首先就根据这些特点[3]。”也就是说，学科建设还可能关涉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学术共同体培育等问题，但是，最为核心的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与其他学科彻底区分开的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关于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提炼得不够清晰，因此从“理论”到“学”的升级是不成熟的。一方面，由于政治传播内涵的特殊性，其要么被规限于“政治学”，要么被规限于“传播学”，而作为具有完整独立内涵的“政治传播学”尚未充分地确立，换而言之，其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从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来看，我们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得到共同认可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政治传播学”。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确实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政治传播学界对建构一种超越西方政治传播学理念的、更具普遍知识形态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有着共同的诉求。
构建中国的“政治传播学”具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实践是建立在西方选举民主的政治背景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与中国存在迥异的政治社会基础。因此对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切不可简单地“拿来”，中国只能生成基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的、同时符合新时代政治社会发展要求的、具有本土化和时代化双重特征的“新政治传播学”。换而言之，我们要将中国的政治传播理论上升到“学理”的层次和境界，赋予理论普遍的解释力和抽象的概括力，即不仅局限于解释和指导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同时也要涵盖和囊括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政治传播实践，这是一种宏大的“学术野心”，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然要求。
具体而言，我们要做到三个层次：第一，要注重把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智慧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形态，并将其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之中；第二，要突破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传播学把研究对象固化在所谓“竞选性政治”和“媒体独立”之内的理念困局；第三，要将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对政治传播诉求的“现实”，抽象为具有解释力的“知识范式”，并将其融入“新形态政治传播学”的“学理”之中。
有几个与之相关的好消息与大家分享：一是2022年由我负责的课题“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研究”获得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我著述的《新政治传播学》，有兴趣的朋友届时可以继续与我就“新政治传播学”进行交流与讨论。
（四）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基础研究范畴的关系
我始终强调，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必须打破政治学、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从二者“视界融合”的角度来推进。政治传播不是“政治或传播”“政治与传播”“政治加传播”“政治跨传播”等，“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元概念”，在这个前提基础上，我们去探究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基本范式、基本命题、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规律，建构一个前提可靠、内涵稳定、边界清晰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哲学上，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把握政治传播。所谓“同一”，意味着在政治传播中“政治即传播”“传播即政治”。政治是做什么的？按照霍布斯的契约论观点，个人让渡权利建立“国家”这种“利维坦”，是为了建立秩序。因此，政治最本质、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建立社会秩序，给社会以确定性。而传播是做什么的？按照施拉姆的观点，传播的本质也是降低不确定性，也是给社会以稳定性。这是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最深根基。“政治”与“传播”“同一”在给社会以稳定性、确定性，二者合二为一、无缝融合。因此，当我们追溯政治传播的最原始的功能时就会发现，其亦是如此——在不确定性中给社会以确定性。
这对于目前极度不确定的全球政治现实来说，是意义重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意涵，就是说人类社会已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但是，环境越不稳定，就意味着稳定越发珍贵。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胜利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对国内定调，告诉我们未来做什么。据此而言，党的二十大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在目前这个极度不确定的全球社会中给世界以确定性。因此，未来我们政治传播需要做的，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政治传播，将这种确定性传播给全球社会。
当然，从哲学上讲，人们在现实中必然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中，因为自然是不确定的，未知的世界很大很广阔，人类社会发展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确定性，让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理想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我们“相信”我们有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方向感将带给人们以确定性。
以上回答，也是我对“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背景下的政治传播研究”“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构建⼀种怎样的政治传播理论”这两个问题的回应。
（五）科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政治传播研究在西方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流，近年来，中国政治传播的定量研究也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不过，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这涉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其一，科学是确定性的研究，但哲学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结合的研究。所谓辩证研究方法，讲的是一个东西可以是什么，可以不是什么，而且这种分析通常是两面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理解现实是非常重要的。其二，科学的研究是具体的研究，哲学的研究是抽象的研究。科学研究需要放到具体的情境里，在具体的研究条件这一前提下去研究。但是，哲学研究可以超越具体情境，是普遍性的研究。由于科学研究是对一个具体对象的研究，因此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有效的，但是未必能够放大成一种普遍性的原理，去适应另外一个事项或者另外一个具体的对象。这是这类研究的局限性。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是需要哲学思辨的，只有这样才能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学理性的高度，甚至升华到最高级别的“知识”的高度，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学”。
二、我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心路历程
2008年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选择了在“传播学”下申请“政治传播”研究方向，当时它还是新的学术领域。思想酝酿和理论准备2年之后，2011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体系研究”获批，从此开始了正式研究政治传播的学术生涯。
到我写这篇“心路历程”的2022年，10年间，我先后连续性地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1项；主编出版了“中国政治研究学术丛书”“政治传播前沿书系”这2套包含14部著作的大型丛书，其中我个人著述了3部；发表了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文200余篇；主编了辑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5期。虽不能自诩“成果丰硕”，但也算得上倾心倾力、专注一隅。总结10年来我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可以用“跑马圈地——深入腹地——收获阵地”来形容。
2008年之前，我一直在做哲学层面的“信仰”理论研究，那时的我对“信仰”的研究也是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在研究“形而上”的宏大哲学问题之余，我也在思考“形而下”的实践问题，即人的思想何以被改变和影响。很显然，“传播”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手段。而在“传播”的诸多领域中，“政治传播”对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最具根本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更为重要。而当时在国内，甚至到现在，政治传播还尚未完成“学科化”的任务，或者说政治传播尚不能被称为一门“学科”。在当时，互联网对于政治传播的挑战和重构已经初现端倪，“如火如荼”的政治传播实践与“荒芜贫瘠”的政治传播理论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我转职于中国传媒大学，从较高起点上开启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跋涉之旅。
我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前提批判”是哲学式的，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式的。世界上的哲学理论林林总总，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具有独特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的。这并不是我们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使然，而是在我的“学术理论标准”中，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独树一帜，值得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这样的高度信奉和坚守。这一点，现在说起来十分复杂敏感，我的这种“说明”，可能被视为“御用”或其他的“帽子”，但我不能回避和隐匿我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只是渴求读者能从比较纯净的学术境界明白我的思想深处。
马克思是20世纪被西方世界评出来的三个“世纪伟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位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像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无目的“活物”，人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着的人，即人是实践着的、活动的创造者。社会的一切，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这种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对于认识“属人世界”的万事万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面对具体科学时，哲学思维的理论穿透力和理论洞察力，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据此说到“政治传播”，哲学能够使我们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思考和研究政治传播问题，也就是说，应该首先从“人的活动”的视角夯实其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传播学乃至相关学科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一开始就“扎入”了可能在活动中至关重要也可能无关轻重的细枝末节，而未能首先对“政治传播”做出前提性的基础性的理论框范。有鉴于此，我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一开始就选定哲学的实践论视角，聚力撰写了《政治传播活动论》这部著作。我在撰写《政治传播活动论》一书时，重点强调了主体、主体性及主体意识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从哲学高度把握和认识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这种理路，至今还是有不可忽略的意义的。
——从重新界定“政治传播”这个“始基性”概念出发。实践是具体的，活动论的政治传播也是具体的。但是，具体不能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理论研究或者理论逻辑进程的出发点，必须是不能再去追索其“源头”的“概念”或“范畴”。对于政治传播研究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政治传播”。2014年，我与我的学生苏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长篇论文，提出了新的“政治传播”的概念，把“政治传播”重新界定为“特定政治共同体中和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其学理深处的逻辑是：“政治信息”意味着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扩散和被接受”意味着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政治信息处于“扩散和接受”状态。二者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政治传播”的元范畴。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概念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被引用、采纳次数最多的概念。
——最具学术核心地位的理论论断是“政治统摄传播”。在此之前，应该说，政治学与传播学都十分关注政治传播，但两个学科往往自说自话，对对方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成果都不甚了解。政治学侧重于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政治心理等；传播学则重点关注新闻发布、政治宣传、公众舆论等。“碎片化”“两张皮”研究，体现了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在政治传播研究上的“壁垒”与“偏狭”。我们选择了“视界融合”的学科超越视野，对“政治传播”进行深度解析和架构。
我在新的对“政治传播”概念的界定基础上，把理论投入政治传播的实践历史以及未来形态中，提出了“政治统摄传播”这个理论论断。这个论断在新闻传播领域可能“很不受欢迎”，因为现实中似乎谁也不喜欢“政治”干预、决定“传播”。我当然也属其列，更不愿意看到现实中“政治”对“传播”的蹂躏。但是，理论对实践的实事求是的“抽象”与对现实实践中的现象的价值评价完全是两码事。“政治统摄传播”是一个贯穿于人类政治传播活动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判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忽略的具有较强普适性的论断。其起源、机制、作用、效果的学理性论证，我已经在《政治传播活动论》以及后续的论文中展示了。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论断。
——为中国的“政治宣传”学理性地“正名”而艰苦努力。十年间，我没有把学术注意力放在大家都认同甚至崇拜的“西方政治传播”或者所谓的“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上。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刻意“反对”或者“仇视”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和实践。相反，我也与学术界同仁一样，不断地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两码事。我认为，粗陋地把中国的“政治宣传”排除在预先设定的“政治传播”之外，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很不理性的。这些都是把现实的“政治”与“政治传播”理论混淆在一起进而把“学术”“政治化”的表现。
我提出并深度论证了“政治传播三形态说”，把“政治宣传”和“政治营销”对应独立并且与“政治沟通”并列，将三者融入“政治传播”的“运行模式”中，在一定的理论普遍性的高度上完整地呈现出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这一理论，在我对政治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地位。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也不是随意的“标新立异”。针对颇具争议的“政治宣传”，我提出：政治宣传是推展政治理想的政治传播形态，从学理上讲，政治宣传最直接地承担着“政治的传播化”和“传播的政治化”，因为它承载着政治与传播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前述我们已经指出，政治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双重属性，政治宣传就是用政治的未确定的理想性来引领、感召、鼓动受众，通过行动使政治的理想性不断地转化为现实。何为理想？理想就是基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设想，所以理想总是尽善尽美、至高至义的。正因如此，对理想并不能像对现实那样“客观呈现”和“真实描述”，所以，政治宣传用理想来感召和牵引现实，其中就难免有幻想和空想成分，难免有无法证实的“不实之辞”和难以成真的“幻想之景”。另一方面，从传播学角度看，政治宣传有助于政治理想鼓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又承载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简化选择”的本质。面对茫茫未来，人们总是也必须有所选择，面对“主义”丛生的政治理想的感召，人们总是也必须择善而从。正是通过政治宣传，人们才可能实现可选可择、可弃可从。就此而言，政治宣传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内容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宣传已然成为政治传播任何时候都不能弃用的基本形态[4]。
这个观点意义重大。在我看来，它深度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着研究者们的“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壁垒”“中国立场与西方立场”“传播的政治与政治的传播”“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政治传播特殊性与普遍性”等诸多矛盾。所以，我发表在《现代传播》上的论证“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的长篇论文，被评为“首届新闻传播期刊论文奖”的优秀论文。
——把政治传播研究“从上往下”地延伸和拓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及我领导的研究团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当然，必须声明的是，这种理论建构只是反映了我们的立场、视野、学术见解和理论建构能力。我很清楚，我们的研究是偏向于“宏观政治”“宏大叙事”“国家层面”的，是偏向于“基础理论”或“理论基础”的。在我看来，这是政治传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基本逻辑，因为“政治”生来就不是“个体的”，也不是“底层的”，“政治传播”在任何社会形态和国家政治中都属于“基础”。对于我的研究，有学者采访我时说：“你的研究主要是眼睛向上”。我不否认，因为必须首先“眼睛向上”，但这不等于我只是“眼睛向上”地从一个方向观察和思考政治传播。
2018年，我及时发表了对于政治传播研究具有“引领”意义的学术论文——《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在这篇文章中，我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进路有三。进路一，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国家的存在，决定着政治宣传永远在国家政治层面“高位势能”运行。中国的以政治宣传为主轴的政治传播模式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政治宣传将一如既往地释放巨大的传播能量。因此，我们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一领域，不断提供新思想、新理论。进路二，高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观政治传播研究。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分离和良性互动，“政治”不断地从“国家形态”向“社会形态”回归和迈进，伴随着这种回归和迈进，微观政治逐渐凸显出来。微观政治与“微传播”的镶嵌与耦合，迅猛激活了微观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聚焦和着力于方兴未艾的微观政治传播领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自觉。进路三是“交叉学科”的兴起，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政治传播研究“从上往下”地延伸和拓展，使我们的研究触角“从上往下”地深入到了“底层”，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微观政治传播”。鉴于一定的研究基础，我们的“微观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步状态就不是“零散”的，不是基于一个话题、一种议论（国内对“底层”“微观”的政治传播研究就呈“一事一议”的散布状态），而是系统性的。据此，我在2021年发表了长达3万字的论文——《微观政治传播论纲》（《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比较系统地铺展了“微观政治传播”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议题。我们把“微观政治传播”置于“基于社交媒体的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传播”这一基石性的“学术原点”。毫无疑问，对这一原点的系统展开，必将呈现出“微观政治传播”的新面貌、新体系，也颇具“原创性”价值。
——把政治传播研究“从内往外”地延伸和拓展。这里的“外”，不是指中国以外的“西方”，而是指“国际政治传播”。按照我对政治传播研究的“战略安排”，是从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起步，先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国内”说清楚，然后从“国内”向外延伸到“国际”。当然，在“社会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的大背景下，现实的政治传播已经无法截然划分出“国内政治传播”与“国际政治传播”的独立区域了。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关于“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逻辑进展，与现实的国际政治传播的实践进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之下“重叠同步”。当我们准备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的时候，“俄乌冲突”爆发了，“俄乌冲突”直接引发了全球社会对于“国际信息战”“国际舆论战”的极大关注，而在我看来，所谓“国际信息战”“国际舆论战”均属于“国际政治传播“范畴。
按理说，“国际政治传播”也不是什么新理论和新话题，但是，恰恰由于“国内”的和“国际”的现实的、政治的因素，“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十几年来陷入“死寂”状态。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际传播”很热，但“国际传播”似乎排斥“国际政治传播”。
无奈之下，我对“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只能从“破题”开始，首先把“国际政治传播”从“国际传播”中彰显出来，然后“戳破”附着在“国际传播”研究上的“害怕政治”的这个“脓包”，把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的正面“合法性”和能量释放出来。2021年，我在《新闻大学》发表了《论新时期国际传播的政治维度》一文，这篇文章是在我2015年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的《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与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的基础上，7年之后的“继续说事”。文章比较“尖锐”地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恰恰是由于“政治”问题，比如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和对峙性、国家间交往的“国家利益”的坚硬壁垒等，人们在意识中、在思想里一直在躲避“政治”，国际传播也一直在试图绕过“政治”前行。在通行的国际传播理论中，在所有的国际传播交流的对话中，“政治”一词似乎成了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妖魔”[5]。这样一来，从政治传播的视野看，当下国际传播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把国际传播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意识形态化”，即按照“政治”的标准和规则予以“过滤”和筛选，这严重阻滞了国际传播的深化和发展：第二个层面是不承认“政治”的国别经验和智慧，即不承认政治文明的可传播性和可共享性。这两个层面统一起来，就使国际传播找不到国家间可以“同频共振”的内容和机制了，进而陷入了“空壳”和“空转”状态[6]。
现在，我及我领导的包括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的团队已经在“微观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这两个研究领域“排兵布阵”，但是，成熟的研究成果问世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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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如一头“学术老黄牛”，拖着“政治传播”的“犁轭”艰难前行，从“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出发，到“核心论断”的提出，再到“原创性”机理的论证，沿着“从上往下”“从内往外”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向着从“政治传播理论”到“新政治传播学”的境界不断地进发。自觉颇像人们常说的那个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滚石上山”，充满着“快乐与苦楚”“成就与扯淡”“创新与荒诞”等种种“二律背反”。
写到此，该打住了。这里的所谓“心路历程”并不是完整的“生活回忆录”，以上这些描述与感慨，侧重于学术之路，弱于“心声”外泄。
仅此感怀，回应学界各位关心关注政治传播的朋友同仁。
注释：
[1]荆学民. 政治传播活动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50-302.
[2]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M]. 杨昌裕,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3.
[3]康德. 任何⼀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上学导论[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15.
[4]荆学民, 段锐. 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模式[J]. 现代传播, 2016(11): 8-15.
[5][6]荆学民. 论新时期国际传播的政治维度[J]. 新闻⼤学, 2022(5): 28-35 +11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