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于10月23日对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代表作《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导读。本期文献导读工作坊由我校新闻学院21级博士生佟亚云主讲，并邀请本书译者之一、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和我院赵雪波教授点评。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校博士生文献考试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全体博士生必读的基础文献之一，该书对欧洲著名思想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人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批判了传统的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提出了作者本人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搭建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本期文献导读工作坊围绕着作者的学术背景、本书的核心观点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本晦涩但极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展开导读。
吉登斯传奇人生
回顾安东尼·吉登斯的学术历程，可以用“年少得志”“著作等身”“涉猎广泛”等词汇来描述，然而，这样一位学术成果丰硕的大师级学者，却是在偶然的机遇下投身学术道路的。
1956年，吉登斯进入英国赫尔大学学习心理学，期间大量阅读了弗洛伊德、埃里克松等著名心理学家的著作并深受影响。随后，吉登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从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由于研究领域较为边缘，这段求学经历对于吉登斯来说并不愉快，也并未吸引吉登斯投身学术研究。硕士毕业后，一心想要成为公务员的吉登斯开始在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面试讲师的过程中，作为面试官的几名著名社会学家展开的讨论吸引了吉登斯的注意力，在此期间，吉登斯还前往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这些学术活动也引发了吉登斯对社会学的兴趣。直到这一阶段，吉登斯才真正走入社会学领域，并开始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1976年，吉登斯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尽管在此之前，吉登斯就已经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但直到1986年才获得剑桥大学社会学正式教授资格。在剑桥大学读书、授课的这段时间也是吉登斯展开大量学术研究、撰写多部著作的重要学术阶段。吉登斯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度过了苦闷的学生生活，却在四十年后的1996年担任该校校长。2003年，吉登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退休，转身投入政治领域，担任英国上议院议员，从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客。迄今为止，吉登斯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拥有许多不同的身份且都十分成功，作为严格的学者，吉登斯的研究成果丰硕；作为政治活动家，吉登斯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商人，吉登斯还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始人之一。
吉登斯长达50年的学术历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对于经典思想家的反思，以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为标志，这本书一经出版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作为青年学者的吉登斯凭借本书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本书中，吉登斯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著作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现代社会的产生、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的矛盾并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第二个阶段从1977年一直延伸到1984年，吉登斯将学术研究重点一方面放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另一方面放在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基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吉登斯提出了重要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解释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对符号互动论等理论流派也进行了挖掘。第三个阶段，吉登斯开启了更宏大的学术事业，并没有再局限于前一阶段的社会学方法或者社会学理论，而是在具有学科意义的理论上深耕，将视角转向现代性理论的探索。从1990年开始，以《现代性的后果》的出版为标志，吉登斯的一系列著作开始带有浓厚的社会心理学的色彩，逐步建构起了新的现代性理论，具体包括现代性的发生、现在性的制度性维度、现代性的发展动力、现代性的后果、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等问题的研究。第四个阶段，则以1998年《第三条道路》的出版作为标志，吉登斯进入到现实政治当中，并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第三条道路》在传统的“左”与“右”之间提出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新立场，是对“左”与“右”的反思，在新的高度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从福利、气候、经济、政策等现实的角度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本期导读书目《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创作于吉登斯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吉登斯在本书中一方面反思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解释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搭建社会学理论体系。从吉登斯的整个学术生涯来看，本书是建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必不可少的一块砖，在书中，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初见端倪，这也是阅读本书的必要性所在。
在解构中找到结构
本书最核心，也是最晦涩的理论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因此，主讲人新闻学院21级博士生佟亚云在一开始就用了大量的时间为大家拆解了这一理论。从结构开始，佟亚云指出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而规则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表意性规则。吉登斯强调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意为，结构既是实践再生产的媒介（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也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是“外来之物”，而是内在于人的社会实践。结构化理论可以理解为：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叫结构化，通过结构化，社会的宏大结构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相互依赖。社会的再生产循环(circuits of reproduction)意指结构性特征渗透进主体（行动者）和客体（社会）之中，同时形构了“个人”(personality)和“社会”。结构同时进入行动者和社会实践的构成中，存在于构成过程的每时每刻。行动具有“层级化模式”，行动者的活动产生三种“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作用下，行动者的行动既具有主观能动性，也具有某种偶发性。前者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指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吉登斯认为，主体是有能动性的，主体的能动性基于他们对于社会再生产的知识。这样的主体也是理性的基于理性，他们的行动也是自觉的。这就是吉登斯作为现代人和后现代主义代表学者提出的“人的自反性”或“反思性”的重要论断。主体的这种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二重性，其核心是社会生活的重复性，个体虽然是理性的，但是还是存在个体无法意料到的后果，还是存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条件的结构，也就是说，个体没有办法穷尽个人和社会的全部内容。
那么，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是吉登斯在这本书中想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管理学可能认为是组织形成的；在互动论下可能会认为社会是建立于互动形成的群体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是生产决定了社会的历史进程，而吉登斯给出的答案，佟亚云认为可以总结为“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这句话。
想要理解吉登斯深奥的思想就必须要了解其思想脉络，包括反思批判和继承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吉登斯在书中对功能主义、解释社会学的理论流派进行了反思。以功能主义为例，功能主义把社会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诉诸生物学概念，考察各个社会子系统对于社会有机体的效用与功能子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如何相互依赖的，社会有机体是怎么平衡自己的，忽略了个体的作用。吉登斯给功能主义戴上了一顶名叫“社会决定论”的帽子，或者说它采用了进化论的观点，而吉登斯如前文所述，更倾向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功能主义展开了批判；另一方面，吉登斯继承发展了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还借鉴了戈夫曼、加芬克尔的社会互动及场景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吉登斯的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本人在论述中博采众长、旁征博引，想要读懂吉登斯的作品，理解吉登斯的理论，还需要对上述学术流派、研究路径有充分的积累。
在点评环节，郭忠华教授基于自己多年来对吉登斯著作的翻译以及对吉登斯理论思想的深度剖析，为大家进一步解读了吉登斯在本书中提出的结构化理论。郭教授指出，从本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行动、结构和矛盾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矛盾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吉登斯在本书的第一章反思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盲点，指出结构主义看到了结构的重要性和结构的制约性，但没有看到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在第二章中，吉登斯重点处理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有关结构化理论的本质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二重性中，需要通过实践打通行动与结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结构主义，都没有关注到实践的重要性。在行动者这一角度，吉登斯侧重的是微观社会学中的个体心理构成分析，体现在能动这一环节，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行动的动机（潜意识）、行动的理性化（实践意识）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话语意识），吉登斯认为，任何行动者内在的心理构成都可以从这三个层面考察，郭教授进一步对这三个层面展开了详细的讲解。
针对同学提出的“结构化理论是否是中层理论”这一问题，郭教授做出了下述解答：结构化理论不完全是中层理论，结构化理论分析个体的心理构成，实际上是非常微观的，涉及到对个体的本体安全信任、反思性监控、个体行动者日常行动的分析。但当它过渡到时间、空间、系统整合、社会变迁、现代性分析等角度时，又可以是比较宏大的。所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特点就在于以微观社会分析作为一个切入点，引入时空观念、社会系统整合、权力、实践等概念打通微观与宏观、历时与共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所以很难将其定位为中层理论，抑或是微观或宏观理论。
结构思想关照传播学
作为我校博士生文献考试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全体博士生必读的一本基础文献，本书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和价值也是本次文献导读工作坊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赵雪波教授指出，吉登斯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多次提到的媒介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信息媒介，接近于当下学界常用的媒介概念；另一种是关系媒介，指事物事件、缘由、解释。吉登斯本人的著作与思想也是传递知识的一种媒介，这些媒介引导读者通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深处。因此，与其说这本书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它是哲学著作。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的结构也可以看作是若干组对立关系：部分与整体、共时性与历时性等，从后者看，它类似于媒介环境学派伊尼斯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提醒读者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媒介，或者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多种力量中导入媒介因素，如此我们可能会得出一种“媒介唯物史观”的认识。实际上，赵雪波教授已在其他文章和著作中多次使用过这一概念。
郭忠华教授指出，吉登斯既非完全站在主体主义的立场，也没有完全持客体主义的观点，而是在一个给定的背景下，在一个既定的结构中，个体通过反思性的行动或策略性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产生出了不同的结构性背景，使原来的结构性因素发生变化，或者说进行了再生产，从这一个角度出发考察个体的反应和行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回到传播学领域，在这一思路下，无论是从客体还还是主体出发，无论是讨论共时还是历时的关系，抑或是选择微观或是宏观的角度，都可以考虑采用吉登斯的这种结构性的理论实践展开研究。
本期“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首次邀请到了国外经典理论著作的译者参与点评，能够对导读书目的内容、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展开极为详尽的介绍，拉近了我们与理论大家和经典著作的距离，精彩的内容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深圳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师生参与线上互动，与主讲人和点评老师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