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金勇 赵雪波 | 从唯物史观到“媒介唯物史观”——从传播和媒介视角重新认识唯物史观

三、“媒介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的生产方式作为历史探索的主线，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拒绝用其他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作为历史探索的新线索。“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作用下完成的，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单独地推动历史前进。当我们强调某种“决定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决定论”背后的力量是唯一的、神圣的因素，而只是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和核心作用。当我们强调媒介、传播及其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并不否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因素；当我们突出媒介、传播及其技术的历史主角地位时，我们不是为了强调媒介及其历史是“关于媒介的故事，而是从媒介出发讲故事”[21]，也就是从媒介的主题进入，讲人类历史的全部故事。

媒介环境学是传播学的几大学派之一，它的很多思想侧面解释了唯物史观，也论证了传媒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关系，反之，只有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下，它们的观点或涉及它们的观点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可以说，媒介环境学的几大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在传播学或媒介学领域的具象。

（一）人即媒介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2]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把意识作为历史的前提，也没有把人类社会的其他属性，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或阶级作为历史的前提，而是把人自身作为了历史的前提。这强调人类历史的人类属性，而这种人类属性也是其自然属性，它首先要确定的是“人的肉体组织”和“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个判断是不证自明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史的时候是有意把它和前人类史的自然史分开的。“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们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3]但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不可分割性，所以，他紧接着又强调“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4]。有人因此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研究思路为“自然史—人类史”方法。[25]

不管怎么样，人类历史肯定是人类的，人类的历史建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建立的关系。“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6]这意味着人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暗含了人要把自己延伸到其他自然，并与它们构成一种关系这层意思。在这种建构关系的过程中，人类能够认识自然界，也能够认识自己，而且能够把这些认识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使之成为历史。人之所以能和同类、自然界建立关系，是因为人有认知的能力，这种认知来自人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发声等功能构成人类的全部感觉。对于大脑神经而言，这些负责视觉、听觉、嗅觉、发声等功能的器官就是媒介，没有这些元媒介，信息到达不了大脑神经系统。从另一方面看，在人际传播时代或人际传播方式下，人通过口耳相传，不需要借助于外物，人自己就是媒介，或者说人就是自己的媒介，这是人即媒介的另外一种解释。

“人即媒介”并不是一种独到的见解，而是大多数媒介学者的见解。丹麦学者克劳斯·延森指出：“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人类看作一种媒介。人的身体是一个多功能的物理平台，它可以实现包括演讲、唱歌、舞蹈、戏剧表演、绘画和艺术创造等在内的活动……人的身体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类充分且必要的传播物质条件。在社会化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下，人的身体进而成为兼备生产性与接收性的传播媒介。”[27]他将人的身体以及感官延伸出去的媒介称作“第一维度的媒介”。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继承麦克卢汉的思想，提出媒介的“人性化趋势”概念，强调媒介在经历一系列的延伸之后，在数字时代重新返回人的身体，媒介和人的距离再一次缩短，而且随着具身性媒介的出现，媒介和人的距离完全消失。尽管“人性化趋势”不直接等同于媒介回归人的身体媒介，但“媒体与身体融为一体”的现象同样给“人即媒介”思想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

唯物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强调人与社会和自然的高度融合。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环境，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就像整个物质世界一样，它和人组建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没有人，无所谓媒介；没有媒介，人仍然停留在动物阶段。毫无疑问，“人即媒介”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媒介唯物史观第一原理。

（二）媒介是人的延伸

“媒介是人的延伸”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最著名的判断。他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是关于“延伸”的思考成果，书的副标题就是“论人的延伸”，书中充满他的“延伸”观点：“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28]“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29]“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30]这些真知灼见当然不完全是他的原创。在他之前，芒福德、诺瓦雷等人都有过相似的表述。卡尔·考茨基在解释历史动因的诸因素时介绍了１９世纪的德国人路德维希·诺瓦雷的观点，并赞同他的观点：“人类后天获得的或加工制成的东西都是技术性手段，他们实际上不外是对自然器官的不自觉的人为模拟，即不外是器官的投射。”[31]这些观点可被总结为“技术是人的延伸”，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或技术产物，当然也是人的延伸。

“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结论包含了两重意义。首先，它意味着媒介是人这个元媒介的“自然器官”的自然延伸，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口和耳朵的延伸，电视是眼睛、耳朵共同的延伸，文字则是眼睛和意识的延伸。所有这些延伸既不是从意识到物质的转变过程，也不是物质到意识的转变过程，而是物质到物质的转变过程。人是物质的，媒介也是物质的，两种物质的事物建立起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态关系。正如列宁所言：“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指意识）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32]尽管观念、思想是非物质的，但它们都是物质的人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33]人们，包括他们所固有的作为各种媒介延伸起点的感官，都是物质的，这是和唯物史观并行不悖的真理。

其次，媒介是人的社会需求的延伸。从本质上讲，媒介之于感官的延伸就是感官和外界建立联系的需求的结果，但是这种需求只是身体机能的一种生理需求，毕竟除了人类，所有的动物都有这种和外界建立联系的生理需求。因此，对人类来说，还有一种高级需求，那就是社会需求。人的意识的形成、进化使人具备了主动认识世界的要求，进而产生改造世界、和世界相处的需求；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协作劳动、形成共同体的需求。特别是在人类早期，传统的看、听、眉目传情、肢体动作等传播方式以及相应的媒介技术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交往的需要，更高级的、间接的、真正延伸出去的、和人身体产生一定距离的新媒介就呼之欲出了，语言、岩画、文字等等相继诞生。随着社会交往的复杂程度加深，语言、岩画、文字也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了，于是印刷媒介、报纸等和人体器官距离继续加大的媒介出现了。而随着社会交往的全球化程度的加强，电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和技术又相继产生、迭代、融合、丰富。媒介的进化历史其实反映了人类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复杂化程度的提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动因的时候，多次强调劳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通过劳动，人类征服了自由；通过交往，人类建立起了社会。确实，社会交往对媒介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促动，“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4]。语言如此，所有的媒介都如此。

（三）“媒介决定论”

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污名化了“决定论”一词，从此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概念避之不及。媒介环境学因为强调“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的形式而非内容，强调媒介技术的历史进化及其每一种媒介所构成的社会环境，而被有些人称为“技术决定论”。结果麦克卢汉迅速加以否认，他不认为自己是“技术决定论者”，他只是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已。这坐实了“决定论”的贬义色彩。麦克卢汉的同事罗伯特·洛根对麦克卢汉是否主张技术决定论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麦克卢汉没有回避这一概念的正面意义，他觉得技术决定论的指责是双刃剑，利弊同在。“技术决定论”可以被用来贬斥别人，但决定论是许多解释性科学的核心思想，提出定律的人都是决定论者，牛顿、法拉第、达尔文如果没有决定论的思想，就不会提出自己的定律。[35]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列宁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决定论思想的，他认为“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36]。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客观地看待“决定论”，不应该概念先行，主义先行，导致我们的思维走向理性缺失和认知偏颇。鉴于媒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媒介决定论”，以证明“媒介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把握媒介决定论呢？首先，它是“技术决定论”的延伸，或者说是对一种特殊的技术———媒介技术的聚焦。如果技术决定论是贬义的，那媒介决定论也必然是贬义的；如果技术决定论得到平反，那媒介决定论就是有意义的概念。至少从“思维经济原则”出发，我们能用一个简洁的概念指称一种在麦克卢汉解释之后仍然产生歧义的现象，即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领悟媒介的“核心思想”。

其次，媒介的重要性建立在技术的历史作用基础之上。无论多么不愿意接受“技术决定论”这个概念，我们也不得不肯定技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电力文明、信息文明等几个历史阶段，在这些文明背后支撑它们得以形成的力量是各种技术，如农耕技术、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等，今天的人类尤其能够感受到技术带来的巨大影响。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一轮又一轮地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建构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动态格局，生物技术在优化食物供给、医疗服务等系统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病毒危机、基因危机等一系列威胁，而原子能技术在满足人类能源需求的同时，将人类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核武军备竞赛和核毁灭险境。显然，改正对技术决定论的态度不是为了颂扬技术，而是为了正视技术。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或技术产物，参与了技术的发展全过程，也参与了技术改造世界、促进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其实在每一种历史文明或时代技术之中，总是有一种有代表性的媒介与之呼应。农业文明时期的主要媒介是语言、文字以及和它们相匹配的“笔墨纸砚”，工业文明时期的主要媒介是报纸、杂志等印刷品，电力文明时期的主要媒介是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信息文明时期的主要媒介是互联网终端、移动通信设备，现在如果是数字 智能文明时期的话，我们也有相应的数字媒体、智能媒体。它们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媒介形塑自己的社会。麦克卢汉的另一句名言是“媒介即讯息”。对于这句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的格言，麦氏的解释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7]对于麦克卢汉这种隐喻式的语言，特伦斯·戈登在《理解媒介》一书的序言中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媒介的影响很强大，所以任何讯息即通常所谓的‘内容’或‘信息’的冲击力都远不如媒介本身的冲击力。于是 他 说 ‘媒 介 即 讯 息’。”[38] 显 然，这句格言的含义不是说媒介 是承载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也不是说媒介包含了信息这么简单，而是说任何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内容和信息，任何一种媒介都透露了一种时代的讯息（ｍｅｓｓａｇｅ）、社会的讯息、环境的讯息。沿着这一逻辑路径，我们甚至可以说“媒介即环境”“媒介即时代”“媒介即社会”“媒介即历史”等等，而这正是“媒介环境学”这一概念和学派的本意。

其实，除了媒介环境学，发展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等等都承认传播或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继承了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的三大功能思想，从个人、社会、国际三个层面强调了传播和媒介的社会作用。[39] 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这里暂且不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是继承还是背叛，批判的结果恰恰证明了文化以及文化的表征———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在媒介研究领域，霍尔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整合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权利的理论，从而得出传媒不是再现现实，而是建构现实的结论”[40]。他明确指出媒介是资本主义建构文化霸权、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工具，他甚至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将历史场域分析法运用到了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当然也运用到了媒介文化的分析中。

总之，除了“人即媒介”“媒介是人的延伸”和“媒介决定论”三个命题之外，媒介学或传播学的其他许多理论、原理等都可以用唯物史观加以解释，也都能和唯物史观建立起对应关系。这足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媒介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关系方面一如既往地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也证明“媒介唯物史观”在解释唯物史观和传播学理论方面存在合理性。当然，我们并不能止步于将“媒介唯物史观”仅应用于“历史场域分析法”或简单的历史哲学分析，而应该放眼马克思、恩格斯等先辈创立唯物史观时设定的更宽广的视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等方面，对媒介唯物史观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