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荆学民 李圆 | 论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游戏”形态

在斯蒂芬逊的构想中，游戏是主动的存在物，人们在游戏中追求快乐，忠于自我，实现真正的自在、自由。在互联网时代，传播游戏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人们能够通过种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自我取悦，彰显人的存在与价值。但在现实中，游戏往往是被动的，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及其背后隐藏的利益关系，为人们的传播游戏施加了某种超脱人自身之外的规则。人们往往在游戏中隐藏真实的自我，以妥协的方式维持某种微妙的空间和平衡。基于此，游戏具有一种“既体现着自由意志，又因为现实的逼迫而常常让自由退场”的悖论。[10]

因此，人们的游戏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个体在传播中以游戏的理念和方式反抗现实中的种种控制，体验想象中的自由和快乐，以追求在现实中屡屡被压抑的自我；另一方面,个体又借由这种游戏逃避真正的现实，以至于坠入了一种新的操纵和控制。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沉迷于媒介中的大众有时候是清醒的，但是为了游戏，大众依然情愿沉浸其中，释放热情,就像赌博、踢足球、打网球一样。他们甘愿被一些取悦他们、麻痹他们，以攫取利润的人所利用，但是他们仍然是在玩游戏。一旦我们抛开那些游戏是什么自由选择、尊贵无比的浪漫主义神话，那么就看不出那些自我陶醉的游戏与那些受制于谋利者的游戏之间有什么区别。”[10]

这种两面性逐渐解构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使微观政治传播中诸多甚嚣尘上、红极一时的政治信息成为一种看似意义丰富实际上却无意的存在——虽然人们游戏的心理促进了社交媒体上种种政治传播现象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反映真实的政治样态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在这个维度上，人们的游戏心理极易受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权力中心的操纵和利用，引导人们原本无目的的游戏行为产生种种功利性目的，催生种种政治假象。而深谙游戏之道的现代媒介产业，则不断加速政治信息的娱乐化，为自身赚取更多的流量，将人们与现实隔绝开来，重新获得大众传媒时代的社会控制功能。

而对于个体自身而言，人们完全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则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信息游戏，其并不涉及深层次的社会价值选择和道德争议，所以个体较少受到社会和他人的价值干扰。因此，不论是多么宏大的意识形态、政治叙事、政治价值甚至政治文明，人们都以一种睥睨的心态不以为意、不以为然，甚至将其视作自身的反面，以大量的反讽、夸张、隐喻、嘲笑、极端的信息表现形式重新呈现，并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和幽默。借此，人们与现实中真正的严肃的政治拉开了距离。

游戏的逃避逻辑促使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为自己构建并畅享着美丽的乌托邦，逐渐对现实失去必要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但政治是现实的、严肃的，当人们以游戏心理进行政治传播活动时，政治的现实性、目的性和严肃性逐渐被异化，极易催生游戏享受、游戏部落和游戏沉溺，进一步导致“狂欢政治”肆虐、“关系政治”涌动及“场景政治”弥漫等负面政治传播效果。

游戏是人们追逐快乐的行为。快乐是人对自身自由、自然、自在状态的发现，是人与世界的和谐、本真的关系，是一种游戏之外的愉悦情感状态。享受则是一种简单的趋乐避苦，本质上是对快乐的异化和对现实的逃避，是游戏之内的取乐关系状态。游戏享受即人们沉溺在游戏本身的刺激中，对现实闭目塞听而产生的一种片刻的、虚幻的自我愉悦感。其极易催生人的享乐主义和自我主义，使人们把单一的感官刺激、物质刺激、肉体刺激等感觉看作人生的唯一目的，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尊卑、美丑、善恶的标准。

政治是具有高度理想性和现实性的人类理性活动，追求的是利益的合理分配和稳定秩序的建构。但人们的享受心态使人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与现实中秩序分明的世界相反的“颠倒的世界”，即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在“狂欢”中，真实的世界暂时被拒之门外，人们必须迅速进行身份转换，与一个游戏的、虚拟的世界交往共存。[14]其中，人们打破了地位、年龄、性别、财产、身份的界限，以一种插科打诨的方式亲昵而平等地游戏、对话与交往，并贬低、亵渎、戏耍、颠倒、嘲弄与歪曲一切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使明智—愚蠢、伟大—渺小、神圣—粗俗之间的界限迅速消弭。[15]在这种“狂欢”中，人们的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享乐主义“狂欢政治”，一切宏大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文化、政治文明被转化为人们自我娱乐的对象，传统政治的尊严感和权威感被极力弱化。

然而，这种游戏行为只能暂时填补人们空虚的精神生活，不论其多么声势浩大，叫嚣着颠倒一切，结果却大多是想象的，反叛的手段、目标和场所也多是虚拟的。人们在娱乐的表象之下充满了刺激和失落，由此“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16]而虚拟的狂欢越是现实，现实的自由就越是无望，人们像围着篝火肆意起舞的部落人，不断通过游戏放纵自己，纵情享乐，让渡了自己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也不难理解社交媒体上的种种微观政治信息为何总是充满着极化、讽刺、调侃、争吵甚至对立，各式各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层出不穷，“流量为王”“眼球经济”的逻辑大行其道，其只是人们逃避现实、自我享受的狂欢式娱乐盛典。

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社会形态部落化概念，认为部落是在情感上强调自我的共同体。每一个部落都有自身的部落情感，能够将某一特定领土上的所有个体锻造成一个人，并统一面对另一领土上的个体。[17]游戏部落是人们游戏行为中以兴趣为介质而形成的客观圈层。从学理上讲，游戏作为人们的普遍行为逻辑，本身并不具有区隔性，但人们的游戏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自我交流的人内过程，还是充满主体间性的人际交往过程。在游戏行为中，依据个体认知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的区别，人自我取乐与自我实现的方式大相径庭，游戏的模式亦存在差异。每一个游戏部落的内部都是一个同质化群体，人们能够分享彼此都感兴趣的内容并建立连接。

尤其在社交媒体中，人们的游戏行为打破了现实的桎梏，形成了基于趣缘的虚拟关系，加剧了部落的影响力。[18]这种游戏部落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圈层，而是从纯粹游戏的角度进行的种属划分，能够使人们在游戏行为中建构全新的社会关系。凯洛依斯曾在《人，玩，游戏》一书中，将游戏分为竞争类、机会类、模拟类、眩晕类四大类型。[12](36)其中，竞争类围绕规则展开，人们的技术是决定游戏胜负的关键；机会类围绕随机性展开，以随机性作为游戏胜负的主要变量；模拟类注重扮演和模仿，角色的模拟程度的高低是游戏成败的关键；眩晕类注重感官体验，以对人感官的刺激作为游戏目的。依据人们偏好的差异，这四类游戏形成了人们游戏过程中的基础部落。每个部落内部，都有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虽然外面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甚至强烈抗拒部落内的规则关系、价值关系与文化关系，但是部落内的人往往习以为常。

在传统的宏观政治传播中，政治被预先设定为一种超越部落关系的统摄性存在，导致宏观政治传播是一种典型的反关系传播——依靠固定的规则和机构进行的均一的制度化传播。但在微观政治传播中，人们对政治信息的认知难以摆脱关系的影响，造成了一种存在于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关系政治”，诸多原本应追求理性、克制、公正、真实的政治事件及其传播成为人们游戏关系下的玩乐筹码。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关系的波动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游戏的有趣话题，竞争类游戏部落的人常以国家对抗为框架进行话题解读和意义揣测；机会类游戏部落的人常以审慎的心态进行观望；模拟类游戏部落的人常对国家关系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对比，进行关系深入走势的分析；眩晕类游戏部落的人则偏好于扩大事态，以追求更加刺激的过程和体验。四类部落都是为了各自的信息取乐，彼此之间却以一种冲突方式呈现出来，导致微观政治信息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而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往往具有不同的部落文化和游戏规则，导致社交媒体圈层中存在标签化趋势，如知乎被称为“装乎”，微博被称为“田园女权”，抖音被称作“大卖场”等，而存在于这些平台上的微观政治信息，也相应地呈现出了政治舆论的平台差异。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的游戏行为是对现实的高度仿真。鲍德里亚曾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中提出了“拟象三阶序列”理论。第一序列的核心是“仿造”，即以手工复刻的方式简单仿造原作，对应的是文字时代；第二序列的核心是“生产”，即通过机械生产的方式批量复制产品，对应的是大众传媒时代；第三序列的核心是“仿真”，即媒介的符号文化与现实相融合，使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游戏化、虚拟化和拟象化的趋势，对应的是网络时代。[19]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虚拟与现实、假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人们对媒介环境开始从观望、感受转向沉溺。

这种沉溺为用户构设了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人造环境，即场景。场景包含空间与环境、生活惯性、社交氛围、实时状态四个要素。[20]其在技术上主要体现为传感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定位系统等元素。[21]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些场景的要素逐渐具备，形成了一个瞬息万变，相对独立于现实的拟态世界。这种场景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和生存法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们可以把世界理解为邓肯·瓦茨强调的“小小世界”，这个“小小世界”连接不同个体的方式就是场景。不同个体被场景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所创造的独特价值，创造了个体生存意义。[22]

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连贯性和时间的一维性被打破，个体能够同时处在多个场景中，并根据场景的转换扮演不同的角色，实现场景驱动型政治。政治是对资源与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应具有理想性和稳定性。但在社交媒体中，随着场景的快速切换，人们的身份不断动态变化，所享有的资源与所相关的利益亦因时、因势而变，导致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虚伪和善变。人们没有立场和成熟的观点，一切都取决于场景的变迁而变化，前一秒人们可能还对某一事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后一秒就可能发生戏剧性的转折。

随着场景的变动，互联网中的一切是非、价值甚至真理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变动，人们似乎没有稳定的理性、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和道德规则可言，一切都取决于场景的感染力和自己的情绪，导致人们的行为时常呈现出内外脱离的特征。

总之，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场域，人们以程度不同的游戏立场、游戏身份、游戏心理来参与政治、回应政治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应有的严肃性，减弱了政治应有的理想性，扰乱了政治应有的秩序性，模糊了政治应有的边界，种种陷阱或负面效应值得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