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18期于12月18日举办。本期工作坊导读的书籍是著名的国际传播学者达雅·基山·屠苏的代表作《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第三版），由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白杨班22级博士生黄文昕导读，并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周亭教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赵雪波教授两位老师进行点评。
本书的作者达雅·屠苏是国际传播领域的顶尖专家，创作和编写了18本国际传播领域的著作，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同时也是全球知名期刊《全球媒介与传播》的创始人和执行编辑。《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正文总共分为七章。总括性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讲述了应该以何种历史视角看待国际传播的历史语境，以及应该用怎样的理论框架或路径来审视国际传播的各种实践问题，为国际传播搭建了一个历史语境和理论框架。本书的第三章到第七章则是针对各种子问题进行的具体阐释，包括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媒介市场的各种行为主体、媒介文化的传播影响、反向流动以及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等。
国际传播的历史语境
作者在第一章中主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它们贯穿于整个章节的分析中。首先，作者强调了传播在广阔空间上建立和保持权力的重要性。从古代到近代，帝国的建立和维持都离不开传播系统的支持。这些帝国都拥有自己的远距离信息传播系统，以维持对广阔空间的控制。除了官方的控制系统外，还存在着一些由商人和旅行者构成的非正式、非官方的传播网络。作者认为，帝国的疆域可以作为一个“传播有效性的指标”，传播能力可以有效触及的范围可能就是帝国疆域的边界。第二个重要的观点是关于国际传播从古代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推动了国际传播的近代化——印刷革命、海外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术产生了一系列历史效应，推动了宗教改革、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确立。海外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了解国际经济贸易和经济事务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社会的人需要更多了解国内和国外的相关信息。第三个重要的观点在于跨国传播系统是在跨国权力结构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并为之效力。它是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为当代社会的关键工具——信息——提供控制力。国际传播的历史连续性使得一些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也给诸多其他国家带来了信息贫困。发展中国家在影响全球传播议程方面面临着根本性的劣势，全球传播议程仍然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制定实施。
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分析了重要的媒体和国际传播的时期。例如，电报的使用使得国际传播的帝国体系得以蔓延，推动了全球传播的转型，并为帝国在国际上拓展势力服务。同时，电报的基础设施所有权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这些基础设施，从而得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垄断和霸权地位。此外，作者还提到了通讯社和广播的发展，这些媒体在西方国家推动下走向国际化。在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通讯社在19世纪报业中的重要发展，它改变了国内和国际信息的传播过程。迄今为止，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国际性通讯社仍然主要由西方国家控制，这些通讯社的国际化也是由西方国家推动的。广播也是如此，最早理解广播战略传播含义的也是西方国家。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处于先发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在媒体发展和推动媒体国际化的过程中具有先发优势。冷战时期，苏联是较早意识到广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战略重要性的。而在二战时期，广播被用作交战双方进行宣传战和舆论战的重要工具。到了冷战时期，美国利用其国际广播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而苏联则利用广播反对西方的宣传，并促进莫斯科在全球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整个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是国际传播的主基调。
基于此，作者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这是随着不结盟运动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看待国际传播问题的视角或诉求。传统上，国际传播被视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问题，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则认为是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主导者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得到了强化，这对南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南方国家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严重依赖于北方国家。这种国际信息和传播秩序的不平等形成信息流动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流动，这种单向流动反过来又加深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针对这种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麦克布莱德委员会，专门研究国际传播问题。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也被称为《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被认为是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件。然而，构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国家管控的方式来控制大众媒体，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将南北问题置于东西敌对的语境中进行观察和思考，认为这种新秩序的诉求是一种“苏联授意”、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国家制度来控制大众传播的方案。因此，他们将这种南北问题视为东西方敌对的一部分，并将其置于东西问题的语境中进行考察。
国际传播的理论路径
第二章是本书的重点，梳理了应该用怎样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框架来研究国际传播的问题。这一章主要考察了一些核心的理论及其倡导者，从这些理论的分野上看，这些理论可以被分为西方的理论和批判西方的理论。在批判理论中，一部分理论更注重批判性，而另一部分理论在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从研究路径上看，这些理论主要来自于两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路径，第二种是文化研究路径。政治经济学路径主要关注政治权力和资本对传播领域的影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媒介的所有权和生产方式。而文化研究路径更多地聚焦于媒介文本是如何创造意义的，以及个体是如何解读文本、从文本中获得意义。
主讲人首先介绍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目的。对于西方国家的商人而言，自由流通允许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进行媒介商品的广告和营销，从而传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从政治角度看，自由流通有利于确保西方的意识形态对全球市场产生持续和显著的影响。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媒体资源集中在西方，西方国家的媒介所有者、政府和商业团体成为信息自由流通概念的最大受益者。
作为信息自由流通概念的补充，作者还提到了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西方是现代化成功的模板，国际传播是促进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国际传播可以传播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信息，培养第三世界国家受众的现代性偏好，改造传统社会，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和政治模式移植到南方国家。
该理论有六个特点：1、自上而下单向性传播，主要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信息；2、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是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目的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模式；3、在衡量社会发展时，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率或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相对忽视社会公平性和公共利益的问题；4、媒介是中立的力量，但实际上媒介处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5、诞生在冷战的背景之下，目的主要是为了想把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遏制共产主义；6.存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认为西方是现代的、是好的，非西方的社会传统可能是差的、落后的。
针对现代化理论，一些学者提出批评，认为其在部分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实践加深了当地社会经济不平等，使它们依附于西方的传播发展方式。受此影响，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者支持对理论进行重建和修订。修订后的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新发展观”，将关注点从大众媒体在促进国家现代化方面的作用转向新的传播技术、电子传播和计算机基础设施的发展潜力。他们认为新兴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助于将南方国家整合到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信息经济中。
依附理论主要存在于拉美地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主导全球贸易条款，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强化了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并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提到依附理论，主讲人还强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由于依附理论在文化层面与国际传播研究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了解依附理论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学者是赫伯特·席勒，他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美国的文化统治破坏了南方国家的文化自治，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媒介和传播以及媒介软硬件方面对西方国家形成了依附。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经济基础更多地依赖于跨国公司，因此其文化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为“跨国公司的文化统治”。另一个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他主要关注国家间在信息和媒介领域的不平等。他分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媒介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力量，以及这种信息不平等所反映的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问题。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针对依附理论进行了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涉及到的基本术语缺乏明确的定义，同时缺乏实证性证据来支撑其论点。此外，依附理论忽略了媒介内容的多样性。西方文化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受众在解读这种文化内容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并非完全接受西方的传播内容，他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进行赞同、反对或协商的解读。此外，有学者认为这种理论存在皮下注射模式的效果，即假设传播效果是强效的，忽略了第三世界地区文化复杂、区域多样性和国家内部多样性的特点。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结构性帝国主义理论由挪威社会学家加尔通提出，他认为世界由发达的中心国家和欠发达的边缘国家组成，每个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中心国家的中心和边缘国家的中心在利益上较为和谐，而边缘国家内部的利益矛盾可能更为不和谐。主讲人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边缘国家的社会制度往往不够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内部矛盾的机制不够成熟，可能导致更具有原始性的冲突爆发，如流血冲突和军事政变等。而中心国家的社会制度更为完善和合理，他们可能以更理性的方式协调内部利益冲突和矛盾，如通过议会斗争或媒介领域的论战等。此外，加尔通认为中心国家的边缘和边缘国家的边缘之间的利益更不和谐。主讲人通过举例表达了自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例如，美国的底层劳工群体和墨西哥的底层劳工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较大，因为美国的劳工群体可能认为墨西哥的劳工群体抢了他们的工作。加尔通认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边缘国家的中心来实现对边缘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同时得到边缘国家中心的支援。加尔通认为结构性帝国主义存在“垂直的”和“相向的”两种互动关系。“垂直的”互动关系是指权力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以加深控制，而这种权力带来的好处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相向的”互动带来的影响是南方国家对于同为南方国家的邻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有时需要通过中心国家的媒介系统进行过滤。发达国家认为重要的问题，南方国家也能够关注到，但发达国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或不想让其他国家关注到的问题，南方国家可能相对而言更难关注到。
霸权概念由葛兰西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事力量并不一定是最佳的统治工具，更有效的手段是通过文化生产和分配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即“制造同意”。这种“同意”是通过统治阶级控制学校、宗教团体、大众媒介机构等方式来实现的。因为这种“同意”是被制造出来的，政府的统治权在某种程度上很少受到挑战。但这种“同意”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再生产和更新。在国际传播中，媒介也可以被理解为宣传或保持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的重要工具，具有使主流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具有批判性。其中，“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将文化作为商品生产的趋势。文化生产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生产者手中，采用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具有标准化特点，即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而非挑战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于大众批判性地参与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导致了工人阶级对统治精英的从属性地位。然而，这一理论也受到一些作者的质疑，因为也有作者认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其他的商品的生产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非极端的标准化。
“公共领域”由哈贝马斯提出。这一概念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商业利益和国家机器的空间，由市民参与并接受市民检查。大家进入这个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理性的辩论，并在理性的辩论当中形成舆论。而舆论将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产生影响。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因为媒介和传播日益全球化，公共领域也出现了朝着“全球公共领域”转变的趋势。虽然这一概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话题，如环境、人权、性别等，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或大众媒介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空间得到讨论，形成共识，形成国际性的跨国公共舆论，影响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有利于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
在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带领下，英国伯明翰学派在探索媒介的文本分析——特别是电视和人种学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中，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媒介话语”模式具有代表性。它将如下问题理论化：媒介文本是如何被生产者赋予“偏好式阅读”的，受众如何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接受主导意义，与被编码的信息进行协商，或采取对立的观点。虽然文化研究路径主要关注种族、民族、性别等问题，但作者认为这一路径普遍低估了阶级分析的重要性。鉴于全球流行文化的广泛发展，文化研究方法对理解全球流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息社会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全球信息网络通过数字连接家庭、办公室和企业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国际性的信息社会。其中，加拿大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具有技术决定论特点的传播观点，认为从历史语境上看媒介技术比媒介内容更能影响不同社会和文化。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关于“地球村”的构想。此外，托夫勒提出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信息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三种形态或第三次浪潮。该理论认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信息作为国际经济中的“关键战略资源”发挥着核心作用，并促进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然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是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的。对此，曼纽尔·卡斯特尔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绕过了国家的力量，创造了区域化的、超国家的单位。主讲人通过举例表达了自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例如，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媒体巨头管理的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相对自由的方式流通，同时他们所管理的数据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边界。这样的跨国信息流动和资本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家或政府权力对其进行监管。针对这种超国家的、区域化的单位，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监管等相关问题。
有人对这种信息社会的理论表示担忧，例如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减少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此外，虽然新技术有利于创造全球信息社会，但这种信息社会的传播空间并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国家都可以平等共享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获得或进入这种空间的能力是有区别的。另外，还存在个人信息的日益商品化问题，商业公司可能将大量私人数据进行隐蔽地商业化处理。如何对商业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如何保护个人的数据隐私等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关研究。
全球化话语认为信息与传播技术有助于创造一个被称为“全球公民社会”的社会。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全球化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翻版。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虽然西方媒介和文化产品在国际传播中占强势地位，但从边缘到中心也存在一种反向流动。因此，媒介的全球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文化的同质化或西方霸权。
批判性国际传播理论强调要重新审视当今的世界传播秩序，因为传播硬件和软件的力量都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少数公司手中。这种世界传播特点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研究。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软实力”在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种外交中，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互动，并在特定的语境下行使其文化和媒介权力，以实现外交目的。另外，国际传播理论的国际化认为新的国际格局的改变将导致国际传播局面发生变动。作者强调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相对衰落，而这种局面又正好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重合。这样的局面将导致国际媒介和传播的传统思想和研究范式受到挑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去解释西方之外的“另类全球化”，更好地阐释一个多中心的世界的新兴全球传播格局。
国际传播的多维视角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七章中，作者主要讲述了国际传播的不同话题及其主要内容。
第三章关注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跨国媒体和传播公司在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扩张情况。作者讨论了国际性管理机构意识形态政策的转变（即从国家管制转向市场主导）以及为国际传播提供硬件基础设施的卫星产业的发展情况。同时他还关注了一些媒介机构和政府间机构从政府属性或公共属性转变为私人所有的性质变化以及在这种私有化背景下媒介机构发生的变化情况。在私有化背景下，媒介机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的放松管制、电信组织的私有化是推动跨国信息流动和电信行业繁荣的重要因素。同时，信息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引发了信息与传播行业空前的合并和整合，产生了全球范围内具有支配力量的十几家大型电信巨头，包括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此外，作者强调了美国在互联网发展上的特殊性，美国在创建互联网基础性架构和制定技术标准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互联网政策具有全球性影响力，不仅影响本国媒体行业，还会对其他多边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的传播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作者提到了“网络中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平等对待各种网站内容和平台，支持政府对网站进行无差别监管和管控，确保网络流量方面保持非歧视性原则。然而，“网络中立”概念在美国得到终结，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跟随美国放松对网络的监管，从而可能破坏全球“公共性的”互联网。另外，作者认为国际传播越来越多地受到贸易和市场标准的影响，而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主讲人认为这个观点可能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传播中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从俄罗斯市场撤出，并有选择性地不报道或少报道来自俄罗斯的消息或立场，这很难说是受到贸易和市场标准的影响，而更多可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第四章中，作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际传播问题，重点考察全球媒介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如大型媒体机构、媒体集团和新闻通讯社。作者认为世界媒介和文化产业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通过垂直整合而来的全球性企业集团手中，这些企业在全球媒介产品市场上拥有媒介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介多样化、观点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此外，国际性的通讯社和跨国性的通讯社也仍然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所主导。最后，作者强调了美国市场化运作和管理对世界其他国家媒介管理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介管理制度。同时，出于国际地缘政治原因，只有某些地方或某些特定类型的故事才会得到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没有可替代的媒体系统的情况下，美国的报道和立场往往会占据主导地位。
本书的第五章研究了媒介文化中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理解国际传播。该章探讨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语境下国际传播单向流动所造成的文化影响，并探讨了英语语言项目的同质化问题，认为这些项目都在导致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传播。同时，也讨论了文化适应过程，全球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被异质化的趋势所抵消，在全球与地方进行互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文化的杂糅。最后，这一章也讨论了政府如何将文化作为政府软实力的一部分用于开展公共外交。该章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首先，作者认为私人化的西方商业电视模式依靠广告运营的全球化发展给全世界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人们的身份思考方式。主讲人认为，一个人可能接受美国的文化产品，认可美国的价值观，采用美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他的国籍和居住地仍然在原国家，那么他究竟是一个美国人还是本国人，还是一个具有杂糅文化身份的人？这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具有一定研究意义的议题。其次，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和陈列数据，指出虽然西方的电影和电视贸易在娱乐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来自非欧美国家的电视和电影节目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此外，作者认为，美国流行文化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开放性和多种文化的融合，其中很多文化元素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这种文化的杂糅是以当地消费者自认为获得自主权的方式配置了霸权。主讲人对此的理解是，消费者认为自己获得了自主权，但霸权并没有消失，其原因在于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仍然是美国的媒体公司或分支机构。同时，作者提出全球文化和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这种杂糅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模糊了现代与传统、高雅与低俗以及国家和全球文化之间的界限。其特点是西方媒介用新的传播技术适应当地的语言风格和文化习俗，这就是文化融合的结果。然后，作者提到了“软实力”这一概念，文化和宗教复兴主义在媒介区间里无处不在，这也体现了一种情绪：反对美国节目引发的文化同质化。文化在国际关系及其传播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认可，这体现在“软实力”战略投入的不断增长中。一些国家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领域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国家品牌化这一概念也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许多国家政府开始雇佣专业的公关公司来提升形象或消除大众媒介的负面看法。
第六章主要讨论全球媒介的反向流动，即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向媒介资源丰富的北方进行反向流动。同时，南方国家内部之间也有文化交流转移的趋势。作者通过考察两种类型的媒介来研究国际媒介产品的反向流动：一种是娱乐业，例如韩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所体现出的反向流动现象；另一种是新闻业，例如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他们可能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新闻媒体不同的报道框架和叙事方式，这也是一种反向流动。作者认为，在全球传播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西方的媒体，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其传统的统治地位正在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一些非西方国家媒体的崛起，如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中国的中国国际电视台和印度的宝莱坞等。他们提出了全球化的另类叙事方式，这需要我们创造新的理论范式和框架来解释全球媒介格局的变化。然而，尽管存在信息的反向流动，但这种流动更多主要是在理论上对西方传统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而可能不是在商业层面上威胁到它。作者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观点，该观察家认为，像巴西的环球电视台在特定受众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它们所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因此，虽然环球电视台是非西方的媒体机构，但它传播的内容与西方媒体机构的内容在核心上可能是相似或相同的。因此，这种信息的反向流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美国跨国媒体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反击。第三个重要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尽管有一小股重要的反向流动，但是迄今为止，各类非西方媒体并未对西方的全球媒介文化霸权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然而，尽管西方仍然在设定国际文化议程，但这些非西方的反向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显眼，因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全书的最后一章讨论的是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问题。这一章主要关注以计算机为传播中介的国际传播时代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信息和传播技术如何被用于监控和监视、信息传播技术对于解放和赋权可能存在的潜力、新技术获取的阻力和潜力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存在的数字鸿沟等问题。作者最后讨论了“中印现象”和全球传播格局的转变。屠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互联网的功能在理想状态下可以帮助人们寻求更民主、更自由、更公平的传播平台和渠道，但在实际应用中受到现有政治、经济情况的影响，因此其应用现实与理想作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互联网为一些人提供了进行数字对话的可能性，但也为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了类似平台，这使得互联网的作用难以完全界定。此外，一些人认为数字媒介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许多人使用互联网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只是为了社交或了解娱乐性信息。第三点，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记者和新闻业的实践活动。记者除了需要掌握传统的采写编评等基本技能外，还需要学会利用新技术进行新闻播报、实时反馈、沟通交流，甚至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和数字传播等新技术。第四点，作者阐释了全球数字鸿沟这一重要概念。主讲人认为，这个数字鸿沟可能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能存在于一国内部。数字鸿沟未来的演变趋势可能是继续扩大或缩小，这种趋势可能是局部性的或整体性的。例如，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在不断缩小，但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可能在不断扩大。因此，对数字鸿沟进行更为细致地研究是必要的，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作者还指出，由于中印等国的崛起，全球媒介和传播格局发生变化，这挑战了传统的西方媒介理论的分析框架。去西方化的研究可能需要超越“调整并修改西方理论”这种思路。
最后部分，作者提出数字资本主义在过去20年中已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可能会进入物联网时代，而这可能是进行大规模监控最有效的基础设施。如果下一阶段的数字自动化扩展到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那么谁拥有数字权力的问题就将变得至关重要。主讲人认为，这或许意味着数字权力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可能影响西方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理念，如民主、平等和自由。数字监控，特别是隐蔽性的数字监控，可能会动摇这些基础性理念，进而动摇建立在这些理念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
中国国际传播启示录
导读的最后，主讲人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他指出，国际传播离不开宏观的社会框架和时空维度，需要将国际传播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内，并使用对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社会等结构性框架进行研究。研究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它们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时期特定空间的国际传播格局和特点。国际传播的时空维度也体现在传播效果的显现之上。效果需要时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信息传播领域仍然占有强大的主导地位，而西方传统的主导地位和优势的消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兴国家提高自己的传播力和话语权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国际传播能力并形成与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不能过于注重短期的暂时性效果和成绩，而应着眼于长远规划。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多维度的考核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评价国际传播是否取得了应有的影响力。此外，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也至关重要，不仅是传播部门和宣传部门要进行国际传播工作，其他部门也需要形成国际传播思维，并在开展自己专业领域的主管业务时具备国际传播视野。
主讲人认为，国际传播需要多元化的理论和思维。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传播学知识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面抛弃和推翻现有的西方理论。在追求知识体系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特色性的同时，要避免走向极端。鉴于国际传播专业具有的“国际”色彩，如果我们在构建自主的国际传播学科过程中形成一套理论，该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传播实践具有百分之百的解释力，但对于解释其他国家的传播现象或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时的传播解释力时大打折扣甚至很低，那么这样的理论可能还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最后，主讲人呼吁，我们应该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他举例到，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弱国无外交，就是说即使软实力再强，外交做得再好，硬实力不足也无济于事。另一种观念认为，当硬实力不足时，更需要发挥软实力的优势来弥补，如果硬实力不行，还不注重提升软实力，那么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困难。主讲人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很重要，应该从辩证的角度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点评阶段，周亭教授强调了目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困境、挑战和机遇。她认为，本书从非西方学者的视角和技术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传播，对于我们建设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本书提供了一个非西方学者的视角，书中具有难能可贵的批判意识。不管是在理论的部分，还是在国际传播相关的研究领域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包括信息流动的理论、现代化的理论等，作者都坚持自身的批判意识。最后，本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崛起，国际传播领域既有的西方理论正在面临挑战。非西方学者的视角在主流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过去，教材的编写和专著的创作等话语权主要由西方学者控制，然而，这本书的出现，为学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对于国际传播领域来说，这是一种有价值的补充。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通过观察媒介的变迁——从印刷媒介到电报、电话、电子媒介，再到现在的智能媒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从离散到逻辑化，从无序到有序，从模糊到精确。同时，技术也影响了社会交往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权力关系。在当前的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技术作为基础设施对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例如，AIGC技术改变了传播主体的生产能力和投放能力，甚至提升了认知能力。这带来了新的危机和挑战，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风险，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拥抱这种技术。对于学者来说，更需要从批判的角度去思考和评估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传播全球治理中的挑战。至于国内的情况，大家都在追赶大模型的热潮，但真正具备生成能力的大模型并不多。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未来的智能传播技术普及和应用中，是否会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这对于我们的实践是一个挑战，对于理论研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当下，国际传播的领域仍存在着理论建构的困境与实践工作的困境。回顾本书中提及的理论，我们需要思考哪些是真正的国际传播理论。国内目前也在讨论将国际传播变成交叉学科或者升级的问题。比如人们正努力将国际传播提升为一个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的二级学科，甚至进一步设想将其变为交叉学科。然而，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国际传播是否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和理论呢？从已有的理论来看，多数理论并非国际传播所独有，而是从其他领域借鉴而来，如霸权理论、公共领域、现代化理论、信息社会文化研究视角等。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国际传播在内在层面，从国际学者研究的视角出发，是否真正生成了独特的理论？
另外，随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的学者能否为国际传播贡献新的知识和理论也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理论需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仅局限于解释中国的国际传播现象，那么这样的理论可能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对话。学术的国际传播本身也包括通过国际论坛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因此过于独特的理论可能会阻碍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在理论建构方面，面临的困境是显著的。在需要立足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同时避免研究外国问题的单纯要求下，研究国际传播的学生们经常面对着相当大的困惑——他们常常发现，最终使用的理论大多来自西方，而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
此书涉及了许多流行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思考的研究课题，对于学科建设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然而，国际传播的实践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西方国家过去通过文化产品、新闻等手段进行国际传播，传递的并不仅仅是明面上的信息，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引发人们对某种制度的向往和追随。现在，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俄罗斯，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似乎都在明确地说要塑造某种国家形象、争取话语权、存在感等，但这种直接塑造影响力的做法很容易引发警惕和反感。另一个问题是过去成功的传播策略可能无法复制。例如，西方国家过去依靠强大的媒体渠道和多元化的媒介集团进行国际传播，使其产品走向全球。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过去十几年在媒介渠道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如中国CGTN、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但一旦这些渠道受到限制，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化传播。此外，尽管我们可能生产了大量包含软实力和价值观的内容，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传播渠道，这些内容在国际上的可见度仍然很低。周亭最后指出，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传播，以更好地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
赵雪波教授则从国际关系视角对本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同时也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赵雪波认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国际传播的图谱，涵盖了国际传播的各个方面和知识点，包括历史、现实、理论和实践等等。屠苏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语境有着深刻体会，这从开篇第一章便可见一斑。他提及的“传播与帝国”显然受到伊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的影响或启发。但屠苏对国际传播的历史溯源显然不足，没有上溯到更早的国家形态。因为他难以区分哪些国家是帝国，或者说哪些国家超越了帝国的范畴。赵雪波提醒帝国是一个学术概念，在历史学中，帝国是早期国家形态之一。早期的国家并不直接等同于帝国，只有当国家体制非常成熟，且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时，才能被称为帝国。国家的形成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要有成熟的传播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总结古代历史时会提到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文明古国有一些共同点，即都拥有城邦和独特的文字系统，这是它们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它们一开始称不上是帝国。赵雪波认为，作者应打破“帝国与传播”的思维逻辑，把国际传播首先置于国际的语境和环境中进行探讨。对于最近有些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批判帝国概念的声音，赵雪波提醒不要急于批判，而要审慎研究后再加以判断，到目前为止，“帝国”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学术概念，“帝国”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赵雪波认为国际关系的视角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为国际传播提供指导。在第二章中，达雅·屠苏探讨了国际传播的理论路径，其可被概括为两大类：传播学理论路径和国际关系理论路径。传播学理论对于国际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国际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领域，其研究必然受到传播学理论的规范和指导。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指导我们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关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观、中国古代国际体系理论、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这些理论都可以作为国际传播研究的坐标。回归现实语境，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风向。在第六章中，达雅·屠苏关注到了全球媒介的反向流动现象。他们观察到新兴经济体和政治力量的崛起对西方产生了压力。这种压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力量的出现，有人倾向于采取悲观的态度。针对这一现象，达雅·屠苏提出了反向流动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新兴政治力量和经济体也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这一现象并非近年来才出现，早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就尝试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包括世界传播新秩序和信息新秩序。然而，在强大的美国和西方力量面前，这些努力最终功亏一篑。总而言之，多年来国际传播的形势和力量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格局。这种现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改变，因为它涉及到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力量较量。
赵雪波呼吁国际传播研究不必焦虑，我们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等待国际格局变化时机的到来。美国和西方盟国在斗争过程中已经捉襟见肘。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如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正确和两党极端政治、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等，已经让西方媒体应接不暇。他们的表现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他们的难堪和虚伪。尽管他们极力维持现状，但只要我们久久为功，就能看到我们希望见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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