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计划遭到了来自官僚体系和以《申报》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双重反对。面对双重逆向舆论，左宗棠一方面向朝廷深入阐述自己的理由，获得了朝廷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全面备战，最终取得了收复新疆的伟大胜利，成功扭转了逆向舆论。左宗棠的成功，一是由于其具有高度自信和刚直性格，二是由于其非同一般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三是由于其非比寻常的远见卓识和经世能力。左宗棠的案例能给政治家应对逆向舆论带来三点重要启示：一是要准确把握舆论的特点，避免陷入“左宗棠悖论”；二是要深刻认识到战胜逆向舆论的根本在于做得成功而非说得精彩；三是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政治能力。
关键词：
左宗棠；逆向舆论；收复新疆；政治传播
舆论是政治的伴生物。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可以说有政治就有舆论。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舆论的力量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政治就存活在舆论之中。政治家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要不断面临各种舆论，这些舆论有正向的也有逆向的。正向的舆论自然有利于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而逆向舆论，即对政治家本人或相关政治活动持否定、批评态度的舆论，则会给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带来巨大压力和阻力。面对逆向舆论如何作为？这是政治家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从历史来看，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否有规律可循？这无疑是政治传播研究值得关注的学术和现实问题。
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晚清名臣左宗棠顶着巨大舆论压力收复新疆，这给我们考察如何正确对待逆向舆论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理想案例。本文希望通过剖析这一案例，就相关问题做一点探讨。具体来说，本文希望了解：逆向舆论给左宗棠收复新疆带来了什么困难，而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其能够不为舆论所动的原因何在？这些对今天的政治家和管理者有什么启示？
一、事件：左宗棠收复新疆面临
的逆向舆论及其应对
站在今天回溯历史，今人一致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誉其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这是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视野看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积贫积弱的晚清面临各种各样严重的内忧外患，人们普遍不理解左宗棠坚持出兵收复新疆的意义，当时他面临着严重的逆向舆论。
其一是来自官僚系统的逆向舆论。左宗棠提出收复新疆之时，恰逢日本侵台之后，海防成为众多朝廷大臣关注的重点，由此朝廷重臣之间爆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新疆沦陷后，在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大臣曾国藩就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海防议”起，当时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明确反对出兵新疆，认为新疆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不仅自己反对，还利用个人的影响力，动员重要官员反对收复新疆。在李鸿章的鼓动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環、刑部尚书崇实和众多督抚纷纷反对收复新疆。这些人都是掌握朝廷内外实权的重臣，其在官僚系统内制造的反对收复新疆的舆论，自然会给左宗棠带来巨大压力。
其二是来自《申报》的逆向舆论。《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夕，已经发展为一份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除了报道各种时事新闻，《申报》也经常发表政治评论，受到当时官方和社会精英人士的重视，在社会上层具有比较重要的舆论影响力。《申报》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相关事宜也非常重视，据统计从1875年3月到1881年2月，相关报道多达396篇，其中包括消息220篇、评论196篇。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支持海防，反对塞防，特别是对左宗棠以高利息借洋款收复新疆持激烈批判态度，仅在1876年3月一个月内就在头版刊发了《论借款征回事》《再论借贷征回事》等5篇批评左宗棠的评论。评论一方面认为新疆自纳入清朝版图后“屡次复叛，劳师糜饷不胜计数……实无毫未有益于中国之处，徒足为中国之累”，另一方面又怀疑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能力，认为“若借贷巨项，以博孤注，事难逆料。倘千万之债尚不能得手，将从此而至欤抑再借以图欤？”，提出让新疆成为中欧之间的中立“枢纽之国”可以说从1875年到1878，左宗棠四次借款，每次都会遭到《申报》的猛烈攻击。其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逆向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一方面给朝廷上书，针对反对意见据理力争，并最终赢得了朝廷的支持，得以借款出兵。另一方面，他以统筹全局的惊人能力，成功完成了出兵新疆的艰巨的前期准备工作，并持续不断地在西征战场上赢得胜利，在收复新疆的同时，成功扭转了逆向舆论，并使自已成为名扬千古的民族英雄。那么左宗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第一，左宗棠利用朝廷要求其就相关事宜“妥筹密奏”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反击了官僚系统的反对抹黑。在所上的奏折中，左宗棠依据充足的论据、通过缜密的分析，批评了只重海防或者单重塞防的看法，提出了海防和塞防并重的观点，特别是对停撤塞防之饷以加强海防的观点进行了有力驳斥，并对如何收复新疆提出了完整的计划，展现了必胜的信心。左宗棠由于奏折内容系统全面、分析到位，得到了时任武英殿大学上、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他称赞左宗棠“以乌桓为重镇，南铃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边疆久远之计”，认为左宗棠“率陕甘百战之师，简锐出关，破未经大敌之寇”，不难迅速取得胜利，因此在朝会时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左宗棠的西征计划。文祥是当时“太后临朝，亲王辅政”的后王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大臣，自强运动的中枢领袖。他对左宗棠的全力支持，推动清廷最终下了委派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的决心。
第二，左宗棠顶着《申报》造成的社会批评，完成了西征的筹款、进兵等各项工作成功收复了新疆，也逐渐扭转了逆向的舆论。《申报》的批评，确实给左宗棠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导致左宗棠不得不减少借款的金额。左宗棠曾因此迁怒于《申报》，多次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谈及相关事情，批评《申报》的主持者是“江浙无赖士人”，甚至批评《申报》是“汉奸”报纸。可见《申报》给左宗棠带来的压力之大。但是，左宗棠并没有因《申报》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退缩不前。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继续借款筹粮、进兵。伴随着《申报》的批评，左宗棠通过先后四次向洋商借款，解决了军饷问题，指挥军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击败了阿古柏的入侵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整个新疆故土，并为曾纪泽通过谈判最终收回伊犁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面对收复新疆的巨大功勋，《申报》的立场也悄悄转向，不论是把崇厚签署卖国条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清政府未派崇厚先经过新疆向左宗棠事先了解新疆相关情况，还是赞扬左宗棠之名“震于中外，虽欧洲各国亦闻之而倾心，咸以新疆之师为现在四洲最著之劲旅”，其实都是对左宗棠业绩的肯定。
二、原因：左宗棠何以迎“逆”而进
面临巨大的困难，年近七旬的左宗棠为何能够不为所动，迎着逆向舆论而上，并最终取得收复新疆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在感叹其成功的同时，自然会思考的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重点。在笔者看来，左宗棠之所以能为人所不能为、建人所不能建的盖世功勋，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他高度自信和刚直不屈的鲜明个性。左宗棠的自信和刚直在当时就是极其有名的，即使在晚清一大批个性十足的中兴名臣中，他的特立独行也颇有鹤立鸡群的意味。他虽从小家境贫寒，科举不顺，秀才、举人考试都颇费周章，会试更是三考不中，甚至不得不人赘以成婚姻，年近五十才有机会真正出山，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的高度自信乃至狂傲。湘籍名士郭嵩焘曾在日记中评价左宗棠是“狂者类也”。左宗棠自己也常以诸葛亮自居，甚至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也不放在眼里。当然，左宗棠所谓的自信或者狂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虚骄和自我吹嘘，而是一种刚直坚韧的品质。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对刚直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阐释，指出：“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犹疑，必有所就。”这也可以被看作左宗棠关于自己个性的夫子自道。应该说，这种高度自信和刚直的性格，是他能够抵御逆向舆论、顶着巨大压力迎逆而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他非同一般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从后人研究来看，学者们都将左宗棠收复新疆视为其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突出表现。这当然是对的。但从历史来看，左宗棠能够有如此壮举，主要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早在尚未出仕的青少年时代，左宗棠就具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这样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比如1833年，年仅21岁的左宗棠首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就写下了《癸巳燕台杂感》八首，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落榜返回途中，他给乡试主考官写信，认为时务之艰，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表明自己“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后来，他又高度关注鸦片战争，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感到极其痛苦。在青年时期，他还广泛结交了贺昌龄、陶澍、林则徐、胡林翼等名臣，这些交往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左宗棠受聘于巡抚张亮基，正式走上了为清廷效力的道路，先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创办马尾船政、平定陕甘等大事中展现了自己的忠诚和担当。在逆向舆论下克服重重困难，坚决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伪政权，并且“舁榇出关”以武力协助曾纪泽谈判收回伊犁，既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这种精神指引下的必然选择。他的后半生可谓是为了清王朝和国家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最后是他非比寻常的远见卓识和经世能力。性格和精神，对左宗棠战胜逆向舆论带来的压力及坚决出兵新疆自然有重要的影响，但单凭性格与精神，并不能扭转舆论的方向。左宗棠的成功，还在于他在新疆问题上的卓越见解以及超强的军事组织与指挥能力。也就是说，最终扭转舆论方向的，是左宗棠出兵新疆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不是他的性格、精神和言辞。
就见解而言，围绕当时“海防”“塞防”争论的四个焦点问题——“海防”与“塞防”能否兼顾？侧重点应该放在何处？收复新疆是否得不偿失？收复新疆有没有可能？——左宗棠在奉命上奏时都做了有理有据、深入具体的有力反驳。左宗棠之所以有如此远见卓识，一是因为他自青年时代即关注经世致用之学，广泛研读了《西域图志》等史地著作，特别是与曾经流放伊犁的林则徐的深入交谈使其对新疆的重要性和俄国的威胁性有极为深刻的认识。“海防”“塞防”之议兴起的时候，他又恰恰经营紧邻新疆的陕甘，掌握的情报更准确，其认识、判断自然非远在内地的官僚和报人可比。纵览反对左宗棠的舆论，不论是官僚集团还是《申报》，喋喋不休的核心就是借洋债的问题，其视野和水平高下，一瞥便知。
就行动而言，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左宗棠成功完成了筹粮、筹饷、转运等物质准备工作，军队整训、集训和武器改善工作，军事情报的搜集与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历时一年半取得了收复除伊犁地区以外整个新疆的光辉战绩。之后，他又成功震慑了俄国，助力曾纪泽谈判收回伊犁，从而使整个新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建立了盖世功勋。左宗棠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系列成就，显然与其超强的组织能力、军事能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也正是左宗棠所信奉的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所期待的结果。
由上可知，左宗棠之所以能够不畏舆论压力，迎“逆”而进，成功收复新疆，并以成功实践扭转不利舆论，主要是因为其个性、精神和能力这三个方面。没有自信刚直的个性，可能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没有强烈的爱国和担当精神，可能不愿意在将老之年主动承担如此重任；若缺乏非同寻常的能力，也只是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力挑起这副重担。左宗棠的成功，是个性、精神和能力三者皆备、互相促进的结果。
三、启示：政治家应对逆向舆论的正确方法
站在后人的立场来看，当年轰轰烈烈的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案例。从政治传播史的研究角度来看，除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并从左宗棠身上学习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外，我们还需从这个案例中挖掘出对今天的现实有价值的经验启示。所以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讨论政治家应该如何应对逆向舆论。因为这是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也是政治传播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舆论研究的成果在政治传播领域已经非常丰富，舆情应对甚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必修课，但其主要的思路还是在重视、尊重和引导方面下功夫。这可能是由现代民主政治与舆论关系更加密切这一特点决定的，但政治不是展现民主就万事大吉了。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需要深刻认识舆论的本质和特点，懂得如何应对舆论，特别是逆向舆论，能够在舆论迷惑或者重压下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得当的应对，最终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真正利益。左宗棠在逆向舆论压力下收复新疆的案例，能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第一，要准确认识舆论的特点。舆论是民意的表达。早在西周，统治者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自觉认识。在现代社会，舆论更是民主政治须臾不可离开的环境。但是，舆论说到底是一种意见，作为社会心理的反应，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情绪性，未必能真正代表人民或者国家的利益，而且容易随着时间和事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正如政治学家李普曼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很显然，这里所谓的“明确的公众舆论”应该是正确的，真正反映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的。以左宗棠收复新疆一役为例，当时不论是官方的主流舆论，还是以《申报》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其评论和主张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就对问题的认识而言，左宗棠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如果左宗棠屈服于舆论压力，按照当时的主流舆论行事，放弃收复新疆的主张，那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但若固执己见，坚持出兵收复新疆，那就必然要承受逆向舆论带给他的压力。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左宗棠悖论”。这个“悖论”现象提醒我们，舆论固然是重要的，但舆论并非天然地代表正当性和正确性。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应有的明确认识。
第二，成功应对逆向舆论的关键在做得成功，不在说得好听。现代传播研究特别强调如何说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强调对舆论的语言回应。对日常事件而言，这样的取向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面临一些争议极大、困难重重，必须在短期内作出决断而常人又难以深刻理解的重大事件时，一味追求语言的说服是不现实的。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事实的说服力远远大于语言的说服力。比如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初期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但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对这一伟大的决策心悦诚服。说回左宗棠，面对《申报》造成的社会批评舆论，他并没有投书《申报》或者其他媒体去辩论，而是在取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就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并最终依靠自己的非凡成就，扭转了舆论的方向，成就了自己的英名。如果他面对逆向舆论时，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得失，畏缩不前，或者致力于以言辞维护虚名，则不仅新疆必然丢失，他自己恐怕也无缘成就光辉的历史业绩。应该说，左宗棠顶着逆向舆论成功收复新疆一事给我们破解舆论的“左宗棠悖论”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
第三，政治家的政治品格和政治能力是应对逆向舆论的根本。政治离不开传播，应对舆论是政治家必备的能力，因此现代政治传播非常重视对政治家和官员媒介素养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和培训更多地关注对舆论的迅速回应，而且这种回应主要体现在如何说得更好上。必须承认说得好听，是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养，但用更广阔的眼光来看，说是做，做也是说，而且是更根本、更有效的说。政治家战胜逆向舆论最终依靠的是做的业绩，而不是说的水平。究其原因，舆论具有片面性、情绪性、暂时性等特征，如果政治家一味跟着舆论走，就有可能陷入“左宗棠悖论”的舆论怪圈。要想走出“左宗棠悖论”，政治家就要具备能够承受逆向舆论压力的品格和能力，准确判断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在，以自已成功的政治作为和成绩扭转舆论走向、推动社会进步。
从左宗棠的案例来看，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坚毅的品格是基础。所谓逆向舆论，其前提是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只是社会或者民众一时不能理解或者赞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能否不惧舆论压力，坚持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尤为关键了。很显然，这样的作为离不开坚毅的品格，否则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其次，爱国和担当精神是关键。只有富有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政治家，才愿意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顶着压力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没有对国家的热爱、没有对责任的承担，政治家是不会冒这种“傻气”的。因为这样做不但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且一旦失败，很可能再无辩解的机会。最后，卓越的能力是保障。前文指出，从根本上说扭转逆向舆论需要用事实来说服民众。而这个事实往往来自最终的成功。如果左宗棠没能成功收复新疆，他的奋斗和心血就很难感动大众、扭转舆论，甚至会被用来证明舆论俗见的正确性。孔子将君子视为从事政治活动的理想人选，强调“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岂无深意？
四、结语
本文最初是想探讨《申报》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的评说言论。这是非常典型的新闻史的课题，也已经有相关成果出现。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分析左宗棠的应对可能比分析《申报》的评论更有意义。因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不过，笔者觉得作为一项研究，不能停留在对《申报》评论与左宗棠应对的梳理上，若是如此，便依然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发掘层面。正因如此，本文在梳理事实的基础上，尽量深入地剖析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将其提升到政治家如何应对逆向舆论这样的高度来探讨其启示。这样的探讨，既是希望进一步发掘左宗棠精神的时代意义，也是希望与常见的有关政治和舆论的观点对话，并且积极尝试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理论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左宗棠是合适的研究对象，他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实践也能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发展和学术研究作出新的贡献，所以本文也尝试提出一些概念和看法。这是左宗棠伟大实践的贡献，也是笔者以学术向他致敬的努力。
文献来源
《逆向舆论与左宗棠收复新疆》，荆学民主编，白文刚、苏颖副主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23-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