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荆学民 刘元顿｜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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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文权威学术平台检索主题词“人工智能”，有超过678万相关学术发表，深刻改变了人类世界的人工智能俨然成为了最重要的学术议题之一：因为它带来的机遇，也因为它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会给政治传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以一种哲学辩证式的讨论从“政治”的角度探索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种影响体现为四个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为“人工智能对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可怕的风险“应该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的主体地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人的政治尊严，乃至政治民主的属性等”。化解这种风险最有效的途径指向了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

“如果人工智能把这一切都取代了，那么，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二、人工智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的正面效能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谷歌前CEO、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合著的《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应该是目前为止从哲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技术发展多学科全方位“反思”人工智能的著作，所以书名直接使用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样的表述。作者主张：“我们既不褒扬人工智能，也不试图去贬低它。因为无论你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它都已变得无所不在。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尚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内时，对这种影响加以考量。”学界的研究，比较宏观地总结出了人工智能的总体特征：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景化等，毫无疑问，这些总体特征体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从客观的、正面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安全”“国际秩序”等广义的“政治”带来了“便利”乃至“激变”效应。但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对“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改变。

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作者直言道：“在政治领域，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为越来越多方面提供信息的时代：政治信息的设计，向不同人群定制和分发这些信息，旨在挑拨社会关系的恶意行为者杜撰和操弄虚假信息，以及设计和部署相应算法来检测、识别和对抗虚假信息及其他形式的有害数据——这些背后都会有人工智能介入。随着在界定和塑造‘信息空间’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人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有时候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运作方式就连其设计者也只能笼统地阐释。结果，自由社会的前景，甚至自由意志，都可能会被改变。即使这些演变被证明是良性的或可逆的，全球各地的不同社会也都有责任了解这些变化，以便使其与各自社会的价值观、结构和社会契约相协调。”这些分析、判断和希望，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但还略显模糊。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来思考：

第一，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一个“新政治”。政治是什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达尔说得对，正因如此，我们才把“政治”放在一种不断成长变化的过程中考量，才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一个“新政治”。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个时候的“政治”，是指人们从“家庭”走向“城邦”所从事的“公共”生活；从文艺复兴到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赋予资产阶级政治以“暴力与欺骗”“狮子与狐狸”的属性；之后的霍布斯、洛克、卢梭视“政治”为一种“契约”；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主义时期，康德和黑格尔把“政治”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政治”的本质属性没有离开过“人”。政治是人在从事的现实活动，对于“政治”的一切分析、判断和引导，皆是基于人的理性、由人来进行，人是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的“归属地”。但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改变着这一切。人的“政治思想”一经产生就脱离了人，人工智能把有史以来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合成”“生成”为一种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人的政治思想”，进而把这种来自人却又不是人的“政治思想”实际地、广泛地、深刻地、不可轻易改变地运用于人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这种“政治”没有责任主体，也无边无界。政治本来是人的尊严、人的公平、人的正义的栖息地。在过去的政治中，人随时随地都在具体地围绕着尊严、公平、正义纠缠厮杀，但在人工智能塑造的“新政治”中，这种尊严、公平、正义被均匀地颗粒化地散布在被数字化、机械化、智能化的具体的政治事件之中，一定程度地满足着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诉求。可以说，“新政治”实现了从形式上满足过去无法轻易实现的人们诉诸政治的尊严感、公平感和正义感。

总之，如果认为政治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属性，政治是不断地把其理想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活动，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这种转化过程，使政治不断地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人的面前。

第二，人工智能大大节约了人类政治的运行成本，提高了人类政治的运行效能。人类社会的“政治”不是凭空就能运转的。在充满统治、压迫、剥削、掠夺、暴力、战争等血腥历史的过程中，人类政治在走向“现代文明”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般说来，国家形态的政治，需要军队、警察、监狱等物质政治系统和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法律、政策、法规等精神政治系统的巨大成本付出才能正常运行，而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物质政治系统“电子化”，比如，十字路口站立的不再是英俊严肃的活的警察，而是只有一双无所不见的眼睛的“电子警察”；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精神政治系统“数字化”，比如，充斥在社会各种场域的政治活动场所正在逐步消逝，人山人海的政治会议、堆积如山的书籍报纸正在消逝，一切政治精神系统就在人手一部的冰冷无情却又无所不知的数字手机之中，甚至有朝一日，这一切已经被先天性地植入在人的生命体及生命历程之中，人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生活来“政治化”，而天生就可以是“政治达人”“政治巨人”。

政治成本大大降低，政治效能必然大大提高。政治的本质是一种运用权力建构社会秩序、统一思想认识、进行物质生产的社会活动。“政治”并不是一种静态的要素堆积，而是实际地发挥效能、产生效果的具体活动。在政治学研究中，有“政治效能感”之说。顾名思义，“政治效能感”就是对客观的“政治效能”的感知和体验，这种感知和体验无疑可以通过“传播”而获得。但是，从本质上讲，“政治效能感”的物质基础是政治效能。

政治效能的本质功能是支撑“政治合法性”。过去，这种合法性辐射到国内民众就够了，但是现在，政治效能所支撑的“政治合法性”的辐射和覆盖范围从国内向国际延展。而人工智能的应用通过技术的延伸，完全打破了所谓国际国内间的界限，政治效能所支撑的“政治合法性”已经可以无死角全覆盖地辐射全球社会。“人工智能”话题本身成为全球社会在政治层面高度关注的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第三，重塑的新政治，导致原有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的整个性质和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总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刻地持久地“永不见底”地改变着现有以及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重构着任何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生态，进而也必然创制出种种“政治传播”的新领域、新面貌、新形态；人工智能中的“数字化”“电子化”“拟人化”，在大幅度地浓缩、精化、加速、升华由政治权力所制造和控制的政治信息传播时效的同时，也革命性地赋权于普通社会民众以信息传播的权力和能力。我们已经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变化，正在颠覆我们对政治传播中“传者与受者”“高层与底层”“精英与民众”“专制与民主”等轴心关系的认知。

总之，正像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进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再进而对于人类的政治传播的正面效能本身是无法穷尽的，我们对其的“研究”和“描述”也只是林之一木而已。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改变的“事实”会汹涌而来，我们应予以高度关注。

三、人工智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的风险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世界是属人的世界，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曾言：离开了人，其他的一切均是“无”。人工智能也一样，即使再“先进”再“高端”再“伟大”，均为人工智能，而不是什么“物工智能”或“神工智能”，离开了人，一切皆为烟云。

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对人工智能之于人的负面影响展开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种种“帽子”亦漫天飞舞，比如“人的消失”“政治暴力”“复活的利维坦”“人性的毁灭”等等，看起来和听起来多少有些悲催。我们倒以为，不要太过于悲观，要理性地正视和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在给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福祉之外的风险。

“风险”不同于“负面”。“负面”是已经证实的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一种描述；而“风险”则是基于未来前景展望的对于危害人类社会的一种可能性判断。“风险”不等于“事实”，但可能比事实更为可怕和严重，所以，我们的研究应对其更加关注和重视。

第一，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使政治传播扮演一种从崇尚人类理性到毁灭人类理性的角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之灵，这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精神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然是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石之上的。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理性不断战胜种种 “反理性”的过程。以西方文化历史为例，以古希腊罗马时代为“家园”的古典理性主义，在充分绽放了人类理性的光芒之后，后期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对宗教的崇拜又把西方社会带入了神学主宰的漫漫中世纪。不管现在人们怎样评价中世纪这段将近一千年的历史，神学对人类精神的蹂躏，以及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阻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此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主义号角唤醒了人文主义运动，响彻整个16、17、18世纪，到了19世纪，达到了鼎盛时期。长达三个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大行其道，产生了资产阶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为火车头的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盛赞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说，人类理性支配的社会进步历史，特别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是一个人类理性不断摆脱愚昧、摆脱落后技术和生产力约束、摆脱神学控制的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进步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政治”扮演着为人类文明进步保驾护航的作用。相应的，人类的政治传播活动也扮演着建构政治理想、坚定政治信仰、撒播科学知识、推进政治文明进步的角色。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可见的后果是：把“人”“踹向”了“无人的技术大道”，面对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人越来越成为“傻子”，越来越“愚昧”，过去理性的、鲜活的、激情澎湃的“人”，在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世界”面前，活脱脱像一个被无情抛弃的“小丑”，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在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世界”中，“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成为展望未来人类面临的“永恒之问”和“无解之谜”。

第二，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使政治传播扮演一种把人类推向政治的“奴役之路”的角色。对于人类来说，“奴役之路”比“愚昧之路”更为可怕，更为悲催。如果说，“从崇尚理性到毁灭理性”，带来的是“反启蒙”的精神折磨，那么，“技术发展”带来的对人类的“奴役”则是一种物质性的现实政治约束。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技术对人的奴役，恰恰是近代以来基于人类理性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创造物，特别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创造物。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只是，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加大加速加强加深了技术对人的奴役。

早在工业革命初期，马克思就生动地系统地深刻地揭露过在“资本”和“机器”面前，人是怎样被异化被奴役的。他说道：“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马克思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创立了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被物化、异化的现象。马克思将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归纳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即工人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他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他在《资本论》中曾特别形象地说明了人是怎样被 “鞣”的：“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人类的政治性的 “治理”之中。如果，在社会的精神形塑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政治传播只是 “一路赞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警示，那么，随着“政治”的加持，人工智能的无边应用就会使人类从“愚昧之路”进一步走向“奴役之路”，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异化”会以“新面貌”出现。当然，从理论上讲，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比如政治沟通中政治信息的双向回流、政策传播中政治信息的精准度、政治舆论舆情的监测与引导等，使政治效率大大提高。但是，也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主体”地位，失去了人的固有的“灵活性”“主动性”“能动性”“纠错性”“反思性”。人类的政治可能成为“只有约束没有自由”“只有痛苦没有幸福”“只有义务没有福祉”“只有算计没有合作”“只有博弈没有共赢”“只有冷酷没有热情”甚至“充满手铐与脚镣”的“一潭死水”。

第三，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使政治传播扮演一种把人类推向“民主灭亡”的角色。在政治学的经典理论中，“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根据达尔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那么，“民主从哪里来，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家达尔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把民主看成是在古希腊被发明后大体上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民主2500年前在古希腊出现，然后从那个微小的源头不断地传播到现在，最后到达每个大陆，并成为人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说法会让我们满意。”这就是说，民主的形成和发展与传播息息相关。

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给政治的“控制”赋权，总体上看，政治对社会的 “控制”，要大于社会对政治的“挑战”。正像查尔斯·蒂利的研究所言：“民主化和去民主化并非以严格对称的方式运行。从总体上看，去民主化发生在统治者和精英们对他们感觉为政权危机（特别明显地表现为威胁他们自己的权力）的事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民主化通常发生在国家在危机缓和之后对大众要求做出回应（不管如何地不愿意）之中。结果去民主化通常比民主化发生得更加迅速，有更强大的中央支持。”这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激活了政治“控制”社会个体的最先进手段和措施，会前所未有地引发政治的“去民主化”效应。

而在政治领域的“民主协商”，要通过实际的面对面的系统化步骤才能有效实现。但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可能使这种“民主协商”的系统步骤和有效性遭受破坏。信息技术的使用，抵消了在参与式平等中获得的任何东西。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尖锐地指出：“当代的信息技术也许破坏了政治商谈的质量和社会互动的本质。”凯斯·桑斯坦也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建构的“虚拟社区”似乎在破坏传统的、面对面的人类互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把人类技术的发展分为“技术运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大阶段。与此对应，人类文明大约也分为三种类型：技术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波兹曼认为，在技术运用文明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明阶段，技术试图攻击和取代文明；在技术垄断文明阶段，信息泛滥成灾，技术至上主义于无形中吞噬着传统世界观，从而实现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当技术超越“运用”阶段走向“统治”和“垄断”阶段时，就意味着技术开始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实际上就是对创造了技术的人开始“异化”。从技术异化的生成机制上看，它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对技术的盲目 “崇拜”和“神化”；二是技术本身发展的“恶性循环”。日益发展的技术提供着巨量的信息，因而技术的进步增加了可用的信息供应量。随着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将出现紧张状况，又需要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而新的控制机制本身也是技术的，反过来需要增加信息的供应。如此恶性循环，带来了信息供应的失控，带来了人类难以摆脱技术依赖的困境。“现代传播能离开技术吗”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世纪之问”；“现代政治运行能离开技术吗”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世纪之问”。

总之，这种可能性的“风险”，似乎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奴役人类的“神学”与现代技术穿越时空的“合谋”，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控制人类的穿着先进技术“马甲”的“政治利维坦”重新跳出来作怪。对此，人类必须予以高度的警觉。

四、化解之道：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

现在的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 “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在我们看来，面对这种情势，是没有什么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的具体办法的。具体的种种“策略”，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在我们看来，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第一，引导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回归“真理性”本位。在理论认知上讲，人工智能属于“人的意识的能动性”范畴，所以，应该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还原到对“人的意识”的认识的论域之中。实际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特别是哲学界已经进行过非常深入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到现在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哲学的讨论认为，在当代，意识世界的发展，最集中地表现在人工智能和思维模拟的迅速发展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控制论、信息论、电子计算机等的发展，为模拟意识活动的机制和规律、发展人工智能、扩大和延伸人的大脑、加强人的思维的物质手段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果说机器的出现代替了人的大量体力劳动，曾引起工业革命，那么，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用机器代替人的大量脑力劳动，将会带来新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的产生是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对于提高人的意识活动能力、实现人的智力解放、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极其重大的积极意义。人工智能极大地突破并弥补了人脑在意识活动方面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一个前景十分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意识新的存在形态和进化方式，是人类意识活动能力进步的重大标志，是撬动人的智力发展的巨大杠杆。人工智能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使人类意识世界在各个领域里都得到了全面扩展和进步。这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哲学的讨论在最后却坚定地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的意识活动是既相互关联又有本质区别的。由于人的意识和一般的信息有共同之处，因而人脑的某些意识活动功能可以用机械的、电子计算的方法进行模拟和复制。然而，人脑毕竟是人脑，而不是机器，意识、思维也毕竟不等同于信息。尽管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的某些脑力劳动，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了人脑的功能，但是，再精密的“思维机”也还不是人脑，再高明的人工智能也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智能，更不能超过人脑的智能！

因此，在一般的理论认知上，不要认为机器根本不可能模拟人的思维活动，但更不要认为机器能够完全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地思考，机器可以比人更聪明，机器将统治人类！因为，说到底，机器不能像人脑一样思考，因为人脑以及它的机能——思维——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运动的产物。脱离了社会生活这个决定性条件的“狼孩”，即使回到社会重新过“人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一个白痴或低能儿。这就是说，人与机器，究竟最后谁才是“白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答案是：再先进的人工智能，离开了人，最终也只能是“狼孩”，是“白痴或低能儿”。

第二，对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和社会风险的认知，停留在真理性的认知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人是目的”作为我们在创造、使用和传播人工智能时付诸人类精神中的“信念”，让其重新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像“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一样，根植于人的精神深处并时刻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系统地深刻地研究了人类的理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著中，全方位地呈现了人类理性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伟大力量”，但是，在最后走向理性的极限处的时候他却呼吁限制理性。他深刻地意识到，理性也需要“信仰”来框范、来支撑。他说道：“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心中的道德律是什么？这就是他通过对人的理性、意志、情感的研究所提出的“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的至今仍响彻云霄的伟大箴言。“人是目的”，决定着和捍卫着人以外的大自然以及一切人的创造物与人的本质的永恒的关系性质。在“人是目的”面前，一切都是“手段”“工具”“方法”“途径”“条件”等外在之物。比如，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运用最根本的功能和“福祉”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若把“人的劳动”置于“人是目的”的政治信仰中，“人的劳动”恰恰也是“人是目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劳动具有双重属性：谋生和乐生。谋生是手段，乐生是目的，离开劳动，人将非人。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的“解放”焉知祸福?

我们刻意没有把“人是目的”置于哲学层面，而是直接置于“政治”层面，呼吁把“人是目的”作为一种伟大的“政治信仰”来树立和坚守，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对人工智能未来风险的预警，已经不是靠单纯的“理论研究”就能应对的，而是需要现实的“政治”来干预、来规制、来谋划。我们很庆幸，如同本文一开始所讲的，现在全球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已经在行动。我们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者，更应该从学理层面为政治行动提供有效的理论营养。

五、结语

这是一篇充满感情诉求色彩的理论文章，全文的“底色”是基于人工智能引发的关于“人的劳动”的思考。那就让我们以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中对“劳动”的赞美来结束。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进一步说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人的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已然成为美好生活的“乐生”，而如果人工智能把这一切都取代了，那么，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