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于2024年4月1日举行第19期活动。本期导读文献为《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六版），由我校国际传播白杨班2022级硕士研究生沈倩和潘沛乔联合导读，同时邀请我校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运荣和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献导读工作坊项目发起人赵雪波点评。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由加拿大学者戴维·克劳利和保罗·海尔联袂编著。此书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享有盛誉，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入门读物，也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推出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系列之一。本书以传播媒介的形态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大众媒介的演变历程和传播学科的成长轨迹。全书将传播技术与载体的发展历程，从口语、文字、印刷到电子、网络，与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深入剖析了传播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书中收录了新闻传播学领域众多知名学者对不同时期传播媒介研究的经典文献，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系统、专业的媒介与传播史知识框架。
传播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首次重大变迁体现为对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广泛领域的传播进行详尽的考察，使得传播更具规律性，并更加紧密地与各领域元素相融合。这一变迁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独特的新闻业和传播历史图景，其特点在于横向拓宽了研究框架，将传播史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审视。第二次重大变迁则纵向深化了研究架构，以人类整体历史为背景，按年代顺序探究传播系统，从而检验传播在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角色。《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是第二次变迁的体现，以媒介历史为主线，将传播技术和载体从口语、文字印刷到电子网络的发展历程与当时的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从远古时代的媒介到信息时代的媒介，这本书汇集了新闻传播领域不同学者对各种传播媒介的研究文献，深入探讨了传播历史与技术、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内容简介
讨论与思考
导读者在介绍完著作内容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两位导读者认为，一部人类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们是细胞血液构成的生命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我们是时间长河中的短暂存在。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们是社会关系的一环，我们的传播活动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更是我们感知世界和创造意义的手段，是连接文明历史、技术和社会的重要纽带。每一种媒介都反映了社会变迁和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媒介与我们相互融合、相互塑造，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传播世界。媒介的发展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它反映了更广泛和复杂的社会变化。媒介帝国主义的存在提醒我们，国家需要具备建构自己国家形象的能力，以抵御外来文化产品的侵蚀。在当今国际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实现文化产品的全球反向流动，以打破西方垄断，展现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国也在积极建构海外媒体矩阵，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实现与世界的更好接轨。
最后，两位教授进行了点评。韩运荣老师指出，阅读文献应该采取一种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的方法。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西欧中世纪技术传播的前提和土壤是什么？基督教在这个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西差距是从何时开始的？韩运荣系统介绍了自己阅读《传播的历史》《西洋史》和《舆论与公众》等著作以后对中世纪文化、西方文明发展的理解，认为中世纪基督教会是技术传播的载体；基督教会对技术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理性和自由思想的限制；信仰与知识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和谐共存，所以基督教对知识和自然探索又持开放态度；基督教对科学和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保护欧洲文明种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复兴的兴起，得益于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中东及伊斯兰世界所保存的希腊文明被重新带回欧洲；公共阅读的兴起在文艺复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书籍的生产逐渐从修道院和大学的书商扩展到社会化生产，从宗教手册到生活手册，再到新闻纸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公众作为精神共同体，其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内在的精神凝聚力；报刊对公众形成巨大影响，相较于集群与群体，公众的形成不再局限于身体的接触，大众媒介的兴起使得人们无需面对面交流，也能共享信息、思想和愿望；人们不再需要在广场上聚集，而是通过跨越时空的界限，共同关注某一公共事务，形成共识和共同信念；舆论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对于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技术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与其他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程。韩运荣最后强调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点，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却显得相对滞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和发展。
赵雪波老师认为，本书内容丰富、体系庞杂，涵盖了传播史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从传播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回顾，这在以往的著作中并不多见，这可能是唯一一本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历史的专著。针对本书序言提出的三个问题：西方抄写文化的历史长度、口语文化的具体情形以及如何看待印刷文化，他认为，这三个问题在西方传播学和媒介学中并未得到明确的解答，实际上，在传播历史和媒介发展的宏大场景中，远不止这三个问题。例如，人类为何在走出非洲后能够在中东地区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为什么东西方文明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印刷术为何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其发源地中国却并未引起同样的反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深究和探讨历史的两面性，我们所见的表面现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背后，需要用心去探索。他特别提及了在网上引起热议的“西方伪史”话题，认为这种对西方历史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之前就已有多人提出类似看法。这提醒我们在面对西方传播史时，同样应持怀疑态度。中国历史具有无可辩驳的物证和话语体系，他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开始于中国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历史在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应该多用中国的故事和历史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这不仅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