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我校社会创新与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于2024年4月15日举行第20期活动。本期导读文献为《普通媒介学教程》，由我校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传播学21级博士生时毅导读，同时邀请我校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振明和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献导读工作坊项目负责人赵雪波点评。
《普通媒介学教程》无疑是一部剖析媒介学理论、媒介理论和思想史理论的力作，对于渴望深入理解媒介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作用的读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启示。
激荡人生影响其学术观点
德布雷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他的青年时期正值60年代，那是一个被誉为激荡岁月的时代，红色浪潮席卷全球，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从越战电视画面的全球传播，到欧洲的学生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拉美的民族主义与民主化运动，以及亚洲日本的反抗运动，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标记。
几大概念点亮全书
《普通媒介学教程》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媒介的若干新命题。首先是传递概念及其与传播的关系。直观来看，德布雷指出Communication更多指向空间性的点对点交流，注重信息的及时性和告知性。而Transmission则强调时间性，探讨信息如何跨越时代影响不同世代的人，塑造集体记忆。媒介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后者，它关注的是观念如何通过符号和历史学的互动来塑造人们的记忆，实现跨时代的传承。在德布雷的学术思考中，媒介与媒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体与Communication相对应，是工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工具和物质载体。而媒介，在媒介学的视野中，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如教会组织等，它们与Transmission紧密相连，承载着传承和传递的使命。因此，媒介学的研究不仅关注信息的传播过程，更重视人的组织、符号的互动以及观念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承。其次是媒介域概念及其与媒介的关系。媒介域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概念，用于深入探讨技术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德布雷认为历史可以按照某一历史阶段主导性的媒介来划分。据此，他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个媒介阶段：逻各斯域、书写域和图像域。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每个媒介域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信息和人的传递环境，以及相应的知识扩散方法和社会文化生态。不同的媒介域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群体理想。逻各斯域体现为君主、宗教的专制，而书写域主导的印刷时代，人们的群体理想聚焦于集体和政治追求，民族主义盛行。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电视成为主导的传播工具，整个时代充满后现代文化生态的特点，人们的群体理想发生转变，从印刷时代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崇尚个体的自由和能力。德布雷用“媒介域”概念强调了媒介学中的“媒介”并非单纯指传播工具，而是一个更为立体、系统性的概念，它涵盖了媒介化的行动过程。这是一个介于符号生产与实现生产之间的中介概念，代表了整体性的中介作用。
人和技术因素贯穿历史始终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朱振明教授为留法博士，对德布雷学术思想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对德布雷的媒介学首先需明确一些基本概念和理念。他特别强调“mediation”这一词汇并非指媒介本身，而是强调“中介化”。在法文中这一概念也指“中介化”，而非“媒介化”，明白这一点可以避免其他误解。中介化主要探讨的是如何通过中介过程来构建新的秩序和象征性质。例如，当A与B的关系出现裂痕时，C作为中介者通过协调，使两者重新建立关系，这就是中介化的体现。媒介学本质上应更侧重于中介学的探讨，然而由于过去对中介化的讨论较少，媒介学在某种程度上更易于被接受。其次，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存在显著区别。这种差异不仅在于学者个体，更在于两种不同传统文化的差异。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传统更强调社会的变迁、象征性、想象以及话语性，而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则更侧重于对媒介物质性的研究。媒介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媒介如何影响人的认知结构、环境结构以及行为，更重视这种影响之后所产生的长远效果。另外，关于媒介学研究，朱振明认为这既受到德布雷自身经验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环境的特定背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的高度变革为德布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20世纪60年代，以福柯、拉图尔、鲍德里安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怀有一种反叛精神，他们的思想与前人截然不同。这种特色体现在他们不再单一地强调话语性或象征性，而是将话语性与物质性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的探讨，他们特别强调宏大秩序和象征形式在构建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与物的平等性。以往人们往往将客体视为对主体的测量或附属，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视野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对等起来。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传播学研究中。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性传播，而非单纯的行动因素。因此Agent或agency的概念逐渐取代了actor，强调个体或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亚关系群体角色。德布雷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观念视为一种物质力量，他强调将物质性与象征性相结合，将文化与技术融合在一起。最后，鉴于新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我们要重新思考媒介学的定位及其所带来的机遇。这些机遇不仅在于传播和传承本身，更在于对文化的技艺和文明传承的深入探讨，以及传播效果的精准把握。信息本身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必须借助媒介技术的介入，才能得以有效传播。这里的媒介技术，不仅指大众媒介，也包括其他各类技术载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支持。没有这些技术支持，信息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当然，传播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技术载体，人的参与同样至关重要。传播的内容不仅需要可被传递的信息，还需要有能够传递这些信息的人和组织机构。具体来说，传播过程包含两个主要阶段：一是信息的符号化和传播过程，即媒介化过程；二是意义的使用和物质化过程，即信息的传递和转化。这两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介入。只有将人的因素与技术因素相结合，信息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成为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力量。
质疑才能加深对全书的理解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献导读工作坊项目负责人赵雪波最后也对此次文献导读进行了点评。除了前面关于媒介学的思考，赵雪波认为“媒介域”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德布雷所谓“不存在唯一的媒介”意指每一种媒介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由组织、符号、内容、过程等多种元素构成的复杂体系。离开了这些元素，任何媒介都不复存在。德布雷关于媒介是信息和人的传递与运输观点，与媒介环境学的理念有所呼应，但两者又存在不同。媒介环境学重视媒介如何影响环境，而德布雷则更强调每一种媒介都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环境之下，由一个复杂的体系构成。但是，德布雷将逻各斯域等同于文字，将书写域等同于印刷的理解明显有失偏颇。逻各斯域从字面理解和古希腊哲学、辩论等现象直接相关，因此它要表达的应该是对口语的替代解释，而不是文字。而书写则并不仅仅从印刷开始，手抄也曾经是重要的书写形式，这些思想在麦克卢汉、爱森斯坦等人的著作中都被反复强调过。关于“传递”，德布雷试图用传递一词来描述通过中转以实现时间线性的信息传播过程，但是，这一表述并未准确揭示他著作中所使用的传递概念的本质。实际上，传递除了和侧重于信息局部的、短暂的交流式传播加以区别、表达一种单向、跨越长时段的历史传播之外，还拥有一个更大范畴的传播含义。为此提出一个问题，德布雷关于传递的思想是否受到了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的影响？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提出了两种传播观：传递观的传播和仪式观的传播。传递观的传播强调物理位移的发生，而仪式观的传播则更侧重于思想、信仰等非物质层面的沟通、共享和重构。那么德布雷的传递观念是否是这些观念的扩充？德布雷的传递不仅是指时间线性的传播，也包含了空间循环的传播。这一点体现在他关于宗教传播的诸多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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