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于淑婧 | 开创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研究新局面——第四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成果综述

处于巨变时代，技术、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使政治传播进一步陷入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会学者就政治传播在重要实践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学术回应。

(一)大变局时代亟须推动国际传播理论突破

国际传播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分量，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考验着中国智慧和人类文明。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正如大连外国语大学唐润华教授指出的，中国的国际传播似乎陷入了一种效果困境。因而，如何在百年巨变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以文明互鉴理念为指引，以“平视”和“文明自信”的姿态看待中国国际传播的困境并寻找出路，是本次论坛的一大议题。与会学者立足于新的视野，前瞻性地体现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对国际传播这一国家战略的敏感和学术回应，包括国际政治视角、文化政治学视角和世界历史观视角。唐润华教授基于国际政治视角指出，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冲突、对他国的认知固化等使国际传播的效果困境存在客观必然性，这意味着应避免陷入“传播决定论”的误区，客观认识而不是夸大国际传播的作用。孟建教授认为，在文化政治学视域下我国的外宣工作需要实现全面的重构，注重文明的沟通和对话，建立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跨文化传播认识论和方法论。白文刚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文明的复兴，应在长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形象建构和话语创新等政治传播问题进行思考。西方掌握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原因在于其引导了世界的历史观，因而主导了对世界历史的讲述，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讲清楚世界历史。此外，赵雪波教授与丁云亮教授共同关注了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建构，赵教授梳理了西方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新闻帝国主义行为和话术，丁教授则主张从价值和事实的相互证成性中塑造中国的国家话语传播。

(二)大变局时代催生政治传播理论新挑战

庞金友教授从世界政治思潮变迁的角度指出，当前的大变局时代不仅冲击、挑战甚至部分瓦解了传统的政治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催生、型构出新型的政治样态，其中极化政治的扩张、后真相政治的泛滥、不平等政治的陷阱、视觉政治的错觉、智能政治的隐患，是当下政治传播面对的核心困境。于家琦研究员、韩运荣教授、莫莉副教授、易妍副教授共同关注了美国政治传播实践，并分别考察了社交媒体、数字动员、民意计算等新技术的进展及其反映的身份政治、政治极化、政治衰败等新政治趋势。张爱军教授揭示了社交机器人可能带来的民主隐忧，他指出社交机器人侵蚀民主主体、破坏民主情感、阻碍民主实践，并与伦理民主、法治民主、技术民主相悖，最终造成伪民主。郭小安教授就新闻反转、信息反转、舆论反转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马立明副教授研究了当前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特点等。吴江讲师从物导向本体论的视角将参与式艺术引入政治传播的研究视野。以上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世界民主政治结构性转向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反映。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政治传播带来突发挑战，众多学者就此议题展开探讨。于晶教授的研究分析了专家型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与政府、公众、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这种新型意见领袖的身份建构过程既是一种政府授权的过程，更是公众赋予其权力的过程，具有可争取性。刘正强副研究员探讨了抗疫行动中口罩的政治传播意涵，中国的“硬核”表现与部分民众对口罩的拒斥刷新了我们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对个体自由与集体安全的理解。张开平助理教授的研究讨论了中国社交媒体中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舆论极化现象。另外，张振宇副教授等通过对先秦至两汉的禳灾活动的剖析，解释了其中对当今权力主体进行重特大突发事件危机应对具有借鉴意义的政治传播思想。

(三)大变局时代重新省思政治传播的学科与概念

自2015年首届论坛举办以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系列会议始终秉持搭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高端学术平台的宗旨。本届论坛与会学者们的研讨使这一学术使命得到进一步发扬：在大变局时代把握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挑战与机遇，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探索中国政治传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除此之外，本届论坛还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实证研究占据半壁江山；政治传播效果研究得到拓展；微观政治传播研究崛起等。这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新发展态势，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作为一门学科，在成熟性和专业性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政治传播实证研究的兴盛

相较于往届，本届论坛有超过一半的研究采用了经验主义路径，包括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比如，夏瑛教授、邵立助理教授、邵梓捷副教授等的研究使用了自回归模型、调查实验、基于文本或视频的内容分析、案例分析、调查问卷等经典或前沿方法。这一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实证转向，改变了过去以哲学思辨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局面，也表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方法上不断走向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进程。从以实证方法为主的全球政治传播研究全局来看，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使中国政治传播为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一手的经验资料和本土理论，在某些层面上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与国际接轨搭建了桥梁。

对于政治传播实证研究的繁荣，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忧虑并分享了改善思路。比如，王天铮教授等学者指出，目前的研究存在对策性压倒经验性、理论性相对较弱、缺少中国情境、偏向常识性论述、重描述而轻解释等问题。对此，李智教授、唐静编辑等分别强调了要注重研究对象的个性化，以及批判性视角的重要性。施惠玲教授指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分离问题。黄典林副教授则指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来应用理论，而不是使用某一理论去寻找特定的问题，还强调需要将思辨性与经验性结合起来。

(二)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拓展

效果研究作为政治传播研究中来源于传播学知识脉络的关键内容，是本届论坛学者聚焦的重要议题之一。比如，马得勇教授考察了影响辟谣效果的信息认知因素，指出中国网民对信息认知存在着“先占优势”，即曾经接触过谣言的网民更愿意相信谣言且更不愿意改变信谣的态度。臧志彭教授的论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以上海进博会为例，构建了重大事件报道的媒介效果的发生机制模型。王菁教授通过研究指出，媒介偏见感知和假定影响在媒介使用与公众的政治支持间起调节作用。

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将效果研究与更广泛的政治和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度连接，这拓展并深化了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也表明中国政治传播在与国际主流政治传播研究接轨的同时，具有本土化的特色。郑思尧博士、孟天广副教授的研究验证了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高质量的公共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开放流动，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以及治理效度具有促进作用。因为政府供给高质量的信息可以提升民众的信息鉴别能力以抑制谣言扩散，强化民众风险认知并使之规避非理性集群行为，进而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息满意度以及政策遵从度。此外，还有学者从政府视觉和政务短视频、新媒体党媒与青年网民的话语互动、社交媒体与政治信任、互联网赋权与政治参与、媒体接触与政治知识等方面关注了政治传播的效果问题。

总体上，相关成果显示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效果研究向政治与治理核心问题的深入，即与经典的政治和治理问题进行理论勾连，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为原有的概念和理论增加更多的知识面向，甚至尝试重新评估、检验和更新原有的假设、概念和范畴。

(三)微观政治传播研究的崛起

本届论坛除关注宏观和中观政治传播问题之外，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关注也是一大亮点，主要包括：关注政治传播中的微观权力和隐性规训，关注政治传播的个体和非主流群体，以及从另类视角研究政治传播问题。李圆博士考察了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性别权力问题。祖昊讲师研究了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生效机制。这些都侧重于揭示存在于主流政治传播之外的非显性权力和潜藏的控制。于晶副教授、陈超副教授等的研究则分析了政治传播中专家型意见领袖的“网红”身份建构、粉丝女孩的爱国主义、大学生的政治情感、青少年的政治知识等问题。与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主流政治领域的主体，比如国家、政党、政府、政治家等对象，或者关注文化、制度、系统等宏观、中观问题不同，以上学者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关注，显示了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已扩大至社会领域的行动者，更为关注主体在微观层面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这体现了政治传播的一些另类研究视角，即对日常生活领域政治传播的关注，揭示了以往常常被主流研究忽略的领域和现象中的政治传播问题，将无所不在但又隐微潜藏的政治传播现象和影响摆上学术研究的台面。微观政治传播研究的崛起带来了如何使其与宏观、中观研究进行良性互动的难题，但这也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不断成熟的表现，可谓与国际政治传播的后现代面向、社会学、心理学等中微观研究维度遥相呼应。

综上来看，第四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传承并发扬了前三届论坛的学术精神，引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讨论内容既涉及经典问题，也紧跟热点前沿；既立足全球视野，也扎根中国历史和现实；既推动多学科的知识碰撞，也寻求前沿思维和科学方法，从理论层面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不断前进。本届论坛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中，处于人类社会展望后疫情时代的期待中，并喜逢建党百年。论坛的顺利召开，以及论坛主题将政治传播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新高度，意味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需要与时代发展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勇于承担艰巨学术任务。未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需继续砥砺前行，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促进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