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金勇 刘家豪 | 中韩电影中的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基于政治传播的视角

电影进行国家叙事进而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从政治传播的视角下可以看作是政治信息融入电影叙事文本，并将国家形象故事化的过程。电影中的政治信息，可以从角色主体、情节取材、情感立意三方面融入进行国家叙事，从而综合产生了电影的国家软形象、国家硬形象和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三种国家形象表现形态。

(一)国家叙事蕴含的政治意图

国家叙事的存在方式是多样性的，既可以是影视剧、新闻报道，亦能通过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以及演出等形式实现。国家叙事文本能产生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电影中的叙事文本可以将国家的形象故事化从而实现政治传播。正如萨默斯（Somers）所说，“叙事”已经不仅局限于作为故事讲述的方法存在，而是公众认识、了解社会甚至是不同文明的方式。此时的国家叙事，对内可以加强公众的政治凝聚，对外又是跨文化传播的有力途径。“国家叙事是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题的政治传播，其目的是对内凝聚共识、引导认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以此获得国际认可；国家叙事对国家认知、国民情绪以及国民价值都有一定的体现。”

国家叙事作为电影的一种政治传播活动，主要通过电影的角色主体、情节取材、情感立意三个方面融入政治信息要素和进行传播。角色主体，不仅是人物的设定，还包含人物冲突的层面，从个体、社会到国家；情节取材，主要指电影的故事设定等创作文本，例如选取的历史重大事件或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情感表达及立意则是包含了电影整体的情绪色彩和立场，结合角色主体可以细分为从个体到社会乃至国家的情绪传递，以及想要彰显的精神立场等。电影从这三个方面所融入的政治信息或政治价值，在奠定其国家叙事风格与整体基调的同时，也让影片能通过国家叙事将国家意志传递给观众。对于影响电影国家叙事的因素，主要是由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决定的，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改编还是虚构创作，电影的国家叙事文本都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并体现出其国家意志。

(二)国家形象包含的政治形态

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是紧密相关的，国家形象是一种反映在媒介与公众心中的对国家及其民众的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的一种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其既包含着对于该国家的整体认识，同时也包含着理性评价和感性态度，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影响力与凝聚力的体现，是展现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形象作为公众评价的总和，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个部分，国家叙事与其相照应，由此对内的国家叙事在凝聚国内共识、形成民族共同记忆的同时，形成了国家的国内形象；对外的国家叙事在获得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形成了该国家的国际形象。

国家形象本身是具有强政治色彩的。“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的主体除了包含国内的政府、企业和国民外，还应包括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由这些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规范、国际惯例、制度、意识形态等。”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首先是作为国家政治代表的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各种机构、团体、企业和社会民众也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有重要作用。此外，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等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电影媒介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外，更重要的是，电影通过国家叙事文本以虚构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对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加以补充和从文化价值层面加以阐释，电影由此突显出其重要的文化塑形功能且影响更为深远持久。关于电影与国家形象的关系论述，尹鸿等人认为，“国家行为、民众行为、社会动向及其在媒介信息中的反映，往往构成国家的‘硬形象’；而电影和文化则承担着塑造国家文化‘软形象’的作用”。黄会林等人通过实证调查论证了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作用。

对于电影中国家叙事对国家的形象的呈现，王一川将其细化分为国家软、硬形象和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三类，“一类是电影所呈现的国家机器、国家制度、国家法规、国家领袖等形象，可称其为国家固状形象或国家硬形象；而电影所呈现的另一类软性或隐性的表现为国家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艺术韵味可称为国家软形象或液态形象；而国家形象交融态则是以两者交融复杂难分的形态存在”。陈林侠则从国家文化战略与文化产业角度论述主流文化对国家形象构造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国家文化战略目标与国家形象同形同构，“大众文化已突破了原有三元结构的文化概念，而是政治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等三种强势文化的融合，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力量”。总之，电影通过国家叙事文本来打造国家形象，两者密不可分。当前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肯定了电影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对于其具体的分析，局限在国内电影尤其是个别的电影分析上，并且较多从理论规范层面进行论述，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三)电影负载的政治传播

从国内学者对国家叙事的定义来看，国家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它以民族国家为主体，通过构建国家形象来实现政治认同。美国政治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切有关政治目的的传播，这里既包含政治主体也有非政治主体。电影中的国家叙事则是非政治主体进行的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传播活动。对于国家叙事和国家形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叙事是国家形象的故事化表达，国家形象是国家叙事的输出结果。

电影中的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的政治传播过程，是将政治传播活动论作为理论视角。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流动的过程，其内容主要包含政治文明、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信息。首先，政治信息通过融入电影的情节、角色主体以及立意情感中进行故事化形成了国家叙事文本；其次，国家叙事的输出结果就是通过电影展现出国家形象，传递国家意志；最终，故事化的国家形象被公众所接收并形成政治认同，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政治传播过程。由于电影中的政治信息是隐性的、故事化的，所以公众的政治认同并不是直接形成的，而是在电影的创作表达下，引发观众产生审美认同、文化认同，从而最终潜移默化地转为政治认同，进而实现国家认同。在电影中，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政治信息被融入国家叙事文本中，它往往包含了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立场，通过影像的方式来呈现出国家形象并传递给受众，该政治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观众对其政治态度的理解，凝聚政治共识。

通过对比中韩电影发展，发现二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中韩两国具有较强的文化亲缘背景，同处东亚文化圈。两国都经历了抵抗外来侵略、朝鲜战争，历史题材电影都互有涉及。但当前中韩电影却在国际影响力上逐渐拉开差距，“韩流”作为韩国文化输出的政治外溢也引发关注，因此，探究中韩电影的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差异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风格与形态：中韩电影国家叙事的区别性表达

当前电影中的国家叙事类电影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题材：革命战争题材、革命领袖题材、英模人物题材和世界局势或跨国英雄题材等。本文将主要针对这些题材电影的国家叙事进行分析，在中国这些题材电影称为主旋律电影，本文将韩国的这些涉及革命战争以及政治局势的题材电影统一归纳为“政治类”电影；对中国主旋律电影与韩国的政治类题材电影的国家叙事分别从内容、情感与价值观属性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韩电影中国家叙事的不同侧重与特点。

1.电影数据选取

本文所涉及的中韩电影数据选取2017年—2021年中韩电影票房榜每年的前50位电影作品，中韩共收集样本量为500部。中国电影在2017年《战狼2》的出现后，迎来了国内主旋律电影的新发展，有学者称这些电影为“新主流电影”；而在2017年，韩国多部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提名，并在之后几年陆续斩获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以及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等国际奖项，以韩国电影为重要代表的韩国大众文化（“韩流”）取得了良好传播效果。

在中韩近五年的票房数据中，根据电影内容对其进行分组的指标分别为：是否进口片、是否主旋律／政治类电影、是否历史／年代电影、情感对象（个人／社会／国家／其他）及情感色彩，以及主要价值观五类划分标准（见表１）。“情感对象”的指标在个人层面指电影情感集中在主人公自身爱情／友情／家庭等；社会层面指电影矛盾集中在社会群体／阶层，如《我不是药神》；国家层面指电影情感发生在国家／国与国战争／甚至保卫人类（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电影）等，将一些纯恐怖片等归为“其他”类中。“情感色彩”则是根据传达的情感强烈程度进行编码，从－２到２代表正负与递进程度的值，例如电影传递强烈批判与负面情绪则为“－２”，反之则为“２”，将与国家叙事无关的其他电影等归为“０”，“情感色彩”与“情感对象”作为国家叙事文本的情感部分进行分析。传递主要价值立场的分类则作为电影国家叙事文本的立意价值部分，实现对中韩电影中国家叙事的比较。

2.叙事文本选取

“进口片”一栏表示，韩国电影票房榜中将近一半的电影是由国外制作的进口电影，而中国的进口片占比相对较少。这表明与之前相比，中国本土电影在好莱坞电影等国外电影的冲击下仍保持了较强的本土发展优势，国内观众的消费趣味逐渐摆脱被好莱坞电影模式的塑形。对中韩本土“主旋律／政治类”电影比较发现，两国叙事文本的历史年代与历史事件的选择侧重不同。

历史年代设定呈现差异。“主旋律／政治类”和“历史／年代类”两栏中，中国电影数量均多于韩国，但同为主旋律／政治类电影和历史年代的本土电影中，中国有14部，而韩国高达21部，表明韩国政治题材电影中的时间较多设定在过去年代。韩国政治类电影的历史背景年代不一，既有古代民族战争时期，也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还有近代韩国的民主运动时期等，但较多集中在南北对峙的朝鲜半岛局势上，且将朝鲜战争直接纳入叙事文本。中国的年代类政治题材电影的时间全部在近现代，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在韩国电影的统计中，近五年来票房前50位的政治题材电影共29部，其中16部本土电影设定在历史年代。《南汉山城》设定在古代，通过丙子之役批判内部政派对立与呼吁正视屈辱历史。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现了例如《军舰岛》讲述在军舰岛上被日军强制征用的400余名朝鲜百姓进行反抗的故事；《朴烈》讲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家朴烈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去对抗日本内阁。而在《凤梧洞战斗》中，则是以1920年在中国吉林省凤梧洞联合独立军摧毁日军第19师团，取得巨大胜利的凤梧洞战斗，与青山里战争一同被誉为“独立运动史”为原型的故事。纵观韩国年代类政治题材电影，无论是古代民族战争还是近代的独立运动，韩国电影大都宣扬了民族主义情结，并在年代设定上呈现多样化特点。中国电影在统计中没有出现古代年代的政治题材电影，在时间上侧重于近现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建军大业》《八佰》等为代表，在新中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有《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

历史事件侧重的异同。中韩电影对政治历史事件的选取中，都相对侧重朝鲜半岛局势，对朝鲜战争都有涉及。中国电影《长津湖》选取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与美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的交战，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革命精神；《金刚川》选取1953年与美军进入抗美援朝的最终交战阶段的故事。韩国电影《长沙里：被遗忘的英雄们》，既有根据真实战事的改编，也有通过漫画改编来反映朝鲜南北战争。此外，中国电影对历史事件选取更加碎片化，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都有涉及，例如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八佰》和《悬崖之上》中对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所作出的伟大牺牲进行描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呈现，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等事件单元，《夺冠》中讲述1984年女排夺冠的艰辛历程与歌颂女排精神等。韩国电影则主题更加鲜明，除朝鲜半岛和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更有其对现代政治事件与历史节点的展现，甚至有对选举中政治派别林立的批判等题材电影。

3.价值立意选择

“情感对象”一栏里中国个人层面情感电影数量要高于韩国，且较多为爱情亲情等题材电影。从个人情感层面来折射政治现实的电影中，中国电影的情感色彩均为正向，例如《我和我的父辈》中对“家与国”精神传承的歌颂；而韩国电影中涉及的情感色彩却更为复杂，在《朴烈》中通过对韩国独立运动家朴烈的坎坷曲折人生的勾勒来折射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等。虽然中韩社会情感对象层面电影的数量持平，但两国主要展现价值立场差异较大。韩国批判色彩浓厚以及追求社会正义类电影较多，如《寄生虫》对社会阶层分裂的讽刺以及《犯罪都市》中对以暴制暴来伸张正义的诉求，还有诸如《辩护人》此类展现社会事件的电影，凸显了韩国鲜明的“社会派”电影（即现实主义电影）的风格，情感色彩也同样复杂多变。中国则在社会层面的电影中以主旋律电影或商业片为主导，以现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也较多的是情感正向化，如《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直面讴歌的叙述方式较多且价值观也集中在家国情怀。但也存在像《我不是药神》这种对现实题材、社会问题折射的电影，即使数量相对较少但取得了高票房成绩。在“国家”层面，中国电影数量多于韩国，且较多强正向情感色彩来勾勒国家军队对国家利益的守护。而韩国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复杂性，有很多反映现实政治事件的电影得以改编，国家层面在情感色彩上更为多变。例如《南山的部长们》以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的部长们（副总理级）与他们所主导的政治阴谋为素材，电影直接讲述了发生在1979年下半年包括总统朴正熙遇刺事件在内的多件重大事件，反映了当时不安的政局环境。

关于电影价值立意方面，在统计中，韩国电影中的民族主义电影只有13部，而中国高达36部；传达社会正义类电影韩国却比中国多了21部，个人英雄主义类电影韩国比中国电影同样多出26部。中国电影的国家叙事所凝聚的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表现为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等多种价值意识，从《烈火英雄》到《长津湖》等电影都有对军人奉献精神的歌颂。韩国电影的国家叙事也同样展现了民族主义精神，但反映现实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明显多于中国，也反映了韩国电影中对国家叙事中传播政治价值观的侧重不同。在政治信息中，政治价值是保障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也是塑造政治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在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建构以及故事叙述等方面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紧密一致，其核心政治价值内涵主要体现为集体主义、人民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三种类型，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电影《夺冠》以及《攀登者》从女排精神到中国登山队挑战生死极限守护国家荣誉，都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折射。韩国电影的国家叙事中所传递的政治价值围绕民族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正义展开。从《词典》中以小人物的视角对反殖民统治和民族独立的透射，到《恶人传》中个人以暴制暴、追诉正义的社会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再到《特别市民》中对韩国竞选中玩弄权力以及其政坛的揭露，以个人折射社会，申诉社会正义，是韩国国家叙事中较多呈现的价值观念。

(二)困局与转变：中韩电影的国家形象构建路径

1.结构性呈现：中韩电影国际形象的差异化表达

电影通过国家叙事文本塑造的国家形象，根据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呈现出三种国家形象：国家硬形象、国家软形象以及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而交融态是通过国家硬形象软化和国家软形象硬化形成的，这三种形态区分是相对的，并在具体影片中呈现出复杂又相互渗透的组合。笔者将中韩五年来票房每年前50位的影片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国家形象”指标划分，其中“国家硬形象”指电影中主要围绕国家领袖／国家机器／国家制度法规以及历史政治事件等，如中国电影《长津湖》和韩国电影《军舰岛》；“国家软形象”类中电影主要讲艺术／纯喜剧／个人情感等不涉及民族主义类；“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则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国家硬形象软化（讲个体但其身份特殊性折射国家形象）如《战狼2》《中国机长》；二是国家软形象硬化，指电影通过描述个体情感从而折射并扩散到民族精神，如中国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和韩国电影《辩护人》等。总之“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不直接讲国家，而是围绕个体凸显国家形象。

主旋律／政治类电影在国家形象的表现形式上主要为国家硬形象和国家形象软硬交融态两种，此类划分下韩国国家硬形象影片有17部，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影片７部；中国影片在国家硬形象中9部，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影片22部。中韩影片的数量差异首先是主旋律／政治类电影的数量差异上，中国主旋律电影数量高于韩国同类型电影；二是韩国电影中国家硬形象数量高于中国，且高于交融态影片数量，但中国相反，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电影数量较多且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新趋势。

2.单一性表达：中韩电影国家形象的现实新困境

对中韩电影的国家硬形象表现方式的影片进行比较，发现国家硬形象类影片都聚焦在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解放斗争这一主题下，且传播力受限于国内观众，但根据各自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国家叙事文本。韩国国家硬形象电影较多聚焦南北对垒下紧张的朝鲜局势或者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从而引发社会热点和国内观众的关注，但这种国家硬形象类电影所传递的是“韩国排他性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情绪，国外观众很难产生共情，国际传播的效果并不明显”。即使近年来韩国影片海外影响力上升，但获得海外欢迎的韩国影片往往不是国家硬形象这种表达方式的影片。

中国国家硬形象的影片在2017年之前较多是响应主旋律主题、结合重要历史时期的献礼片，较多以政府投资为主导，例如《建军大业》《厉害了我的国》等影片。近年来，商业模式下历史战争题材电影涌现出来，如讲述抗美援朝时期抗争故事的《金刚川》《长津湖》《水门桥》《狙击手》《志愿军》等影片受到国内观众的关注，但这些国家硬形象电影也如韩国一样，在国外传播中没有受到较大的关注。这是国家硬形象电影传播力上的固有缺点，因为这种取材较多基于本民族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且较多为战争类题材，一是基于地域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战争类题材片难以消除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隔阂；二是战争片的视觉冲击在欧美大片中屡见不鲜，难以激发海外观众的好奇与兴趣。深受中韩两国欢迎的进口电影是国家硬形象类影片，例如《1917》《决战中途岛》等，这些源自欧美的影片都是基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典战役进行叙事，其叙事和价值背后所呈现出的所谓世界性，更容易让全球观众产生共鸣和接受。国家硬形象影片在国家叙事表达中的单一性与强硬，促使中韩国家叙事文本电影不断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进行政治传播。

3.交融性展示：中韩电影国家形象的未来突破点

为了打造受众多、传播性强又兼具国家叙事表达来传播国家形象的影片，电影的国家叙事文本通过将国家硬形象和国家软形象进行融合，形成了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这一复杂的国家形象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既摆脱了国家硬形象对国家形象塑造与传递政治价值的呆板生硬，又规避了国家软形象电影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隐晦导致的低效性。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在西方以好莱坞影片为代表，即通过形式多样的国家叙事文本创作，看似不提政治的影片中却无不渗透了其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价值理念与政治表达，试图通过其潜移默化的方式给观众塑造出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形象等。中韩两国也在应对好莱坞电影对本土电影的冲击过程中，发展出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的影片，但在从国家硬形象到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转型的过程中两国影片呈现了不同的转型方式与特点。

中国电影中呈现的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在叙事创作视角上，主旋律主题电影的叙事表达从鲜明的集体主义下的群体层面下沉到个体层面。《战狼2》从“冷锋”的故事入手体现中国军人精神，这是中国影片在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泛滥中的一部突围之作；《我和我的祖国》也有从个人对家国情怀的投射。中国的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电影，不仅是国家硬形象的软化，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一种新发展形式，其受众群体依旧是国内观众。

反观韩国电影对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的表现方式，并不是主要通过国家硬形象软化而形成的，甚至在统计的韩国电影中，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的影片数量是呈现减少趋势的。很多韩国政治军事类题材电影并没有在近两年来涌现出交融态的国家形象表现形式，而是在其他类型电影中呈现出来。尤其是韩国黑色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其通过聚焦社会热点与社会矛盾来折射韩国的自由主义和追诉公正的政治价值，从叙事视角来说，影片常常将故事冲突提升到社会层面。例如《坏家伙们》讲述由刑警聚集恶性犯罪经历的危险分子，与他们一起以恶制恶从而伸张社会正义的故事，以及《寄生虫》对人性与社会矛盾的揭示等，都是韩国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中的社会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代表。

韩国电影的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除了聚焦在社会问题层面，还有对设定的跨国环境下政治关系的展现，比如《白头山》以火山爆发危机为背景讲述朝鲜与韩国的合作以及其他多种形式题材电影。韩国电影的国家形象表现方式在交融态中跳出了自我中心和排他性民族主义的表达框架，并尝试通过多样化题材增进电影的对外传播力。

总之，中韩电影都改变了既往只依托硬形象表现形式的影片束缚，尝试从软硬形象交融态进行创作突破。中国的“新主流”电影传递的家国情怀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喜爱；而韩国影片则通过聚焦社会问题，获得了国际上的关注。

在国家形象塑造形式上，中韩电影都曾面临国家硬形象电影传播上的呆板生硬问题，两者都转向了交融性的电影表现形式与叙事的尝试。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下涌现出许多“商业化创作＋主旋律主题”的新主流电影，获得国内观众认可。韩国的左右政党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电影对个人自由主义、社会正义这一价值理念的关注，进一步催生出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产生，并在国际中得以传播。中国主旋律电影在国家叙事创作与国家形象塑造上，始终怀有对中华民族与伟大国家的宏伟抱负，从而电影多从国家层面进行叙事。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国家的聚焦，不仅仅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求，还有中国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发展环境，让电影的取材难以脱离家国情怀。从《建军大业》这种国家硬形象电影到《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电影将个人与国家相联结的国家软硬形象交融态电影，可以窥见新主流电影坚定的民族立场。韩国不仅身处朝鲜半岛局势漩涡，还有国内左右两党执政的政策影响，韩国影片在政治题材电影上不失国家硬形象表现形式，对南北局势或者民主运动事件都有展露。但韩国近年来又通过诸多揭露社会矛盾、传递社会正义等政治价值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不错的影响力。

基于韩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和其对政治价值输出的良好表现，中国电影在取得国内票房业绩的同时也要注重国际政治传播，推动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电影的创作与传播，应该一定程度上基于国外语境与文化背景，打造出既具备传播力，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跨文化背景隔阂，传递出易于受众接受与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是一种具备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的电影，这就是中国倡导的“共同价值”。不断寻求更能突破西方语境与文化隔阂的表现形式，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中国故事结合地更为精巧与多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