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导读｜“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22期

库恩从两个维度探讨了常规科学的起源。首先，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它经历了从事实收集到理论形成、理论竞争，直至某一范式凸显的演变过程。其次，从科学文献的视角来看，常规科学经历了从理论著作到科学原点、教科书和论文的演进。库恩强调，常规科学建立在过去科学成就之上，这些成就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只有当某一范式得到广泛认可时，才能称之为常规科学时期。

常规科学的本质在于尽管范式代表了一定阶段的科学成果，但对于已经统一的科学团体而言，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库恩认为，新范式虽在初期应用范围有限且精确度有待提高，但其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甚至推翻旧范式，关键在于它能够解决旧范式无法应对的、科学共同体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关于常规科学的研究目的，库恩指出，其并非旨在发现新现象或理论，而是进一步澄清和深化范式所提供的理论和现象。

常规科学的目的并非仅限于日常研究工作，它同样包含了创造、发现和发明。库恩运用“解谜”这一生动比喻，将常规科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比作待解的谜题，而科学家们则通过解决这些谜题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范式不仅提供了谜面，还提供了相应的解密规则和步骤。在范式的指引下，科学家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钻研这些由规则和现有知识界定的复杂问题，从而揭开科学世界的未知之谜。

本书提出的“范式”概念为科学发展历程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视角。库恩认为，只有具备历史维度的科学才是完整、真实的科学，科学发展是非连续性的，是新范式不断取代旧范式的过程。“范式”的概念在本书中具有核心地位，但定义却颇为模糊。库恩本人也承认，范式一词的诠释富有可塑性，承载了多重含义。有人经过细致梳理，发现范式在书中拥有21种不同用法，并归类为形而上学的范式、社会学范式及人工范式三大类别。尽管库恩未对范式给出精确定义，但他详细描述了其构成要素。范式在广义上被视为科学团体所有承诺的集合，而在狭义上则特指科学团体成员所共有的范例。这两种用法并非平行存在，而是后者作为前者的一种特殊表现。库恩将范式分为两组：一组综合了科学团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组则是从中提炼出的关键部分，作为前者的子集。

范式发生转换的前提条件是科学研究出现“反常”与“危机”现象。库恩所谓“反常”是指那些挑战常规科学预测的新事实或现象。常规科学虽致力于稳步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但往往更侧重于累积而非创新。当实验结果与预期相悖时，这往往被视为科学家的失误，而非范式的缺陷。范式在初期其适用范围和精确性有限，需经历竞争与修正以拓宽其疆域和提升清晰度。在科学的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两种走向：一是新发现融入既有范式，使其更加丰富；二是既有范式无法解释新现象，即“反常”的出现。对于“反常”，科学界起初可能漠视或质疑，但当这些现象频繁出现时，范式便不得不正视并尝试将其纳入自身框架中。然而，有些“反常”始终难以融入当前范式，这最终可能促使范式本身进行调整，直至与新现象吻合。库恩所谓“危机”是指当常规科学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连续的挫败感会引发科学家的不安。这种危机对科学的影响深远，它可能导致技术解谜活动的停滞，削弱既有理论的解释力，降低科学界的信任度，同时也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契机。简而言之，危机可能直接摧毁既有范式，使研究领域重回原点，或者为新范式的诞生奠定基础。

在理解了从“反常”到“危机”的演变逻辑后，库恩转而探索如何从危机中孕育出新理论。科学家渴望通过实验揭示自然的秘密，但当理论本身出现“反常”，难以设计实验时，他们便转向思辨性的理论探索，即“思想实验”。当科学陷入困境时，它不仅向哲学寻求智慧，还依赖于数学和实验工具来辅助其前行。

科学革命即科学领域中非累积性的重大变革，体现为旧范式被截然不同、不可通约的新范式所取代。为何称之为“革命”？该词虽源自政治领域，但其所蕴含的颠覆与重建精神同样适用于科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科学的发展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而非单纯的累积。库恩强调范式的变革不仅是对科学理论的革新，更是对世界认知的根本性转变。他区分了科学发展的两种模式：线性的累积式进步与结构性的范式转换。库恩更倾向于后者，认为科学的进步是革命性的、结构性的升级。但科学革命常被忽视或误解，这主要源于科学教科书对革命过程的忽视，它们往往只呈现范式成果，而忽略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革命性特征。这导致人们误以为科学是通过一连串的发现和发明累积而成的，忽视了科学革命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库恩指出在反常现象引发危机后，往往会出现现有范式的竞争者——候选范式。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竞争需要通过检验来决定哪个更为合理有效。然而，为何范式支持者之间难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而必须经历科学革命？这源于前后常规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概念在库恩的理论体系中亦占据重要地位，揭示了范式的转换并非简单的累积发展，而是结构性的根本变化。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库恩提出正是因为不同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新范式才被需要去解决旧范式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动力。科学上的超越不仅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更是我们的目标。导读者卢思冰认为，与传统的累积式发展模式不同，库恩试图改变我们对既有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推动科学变革。这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后实证主义著作的历史价值所在，也是库恩思想能够深刻影响当代科学的内在原因。

龙小农教授认为，库恩借用政治学的“革命”概念，精妙地描绘了自然科学发展中范式的转变——即重大的理论突破。库恩深入探讨了常规科学、新范式的崛起与反常规科学，揭示了科学家们如何在共同范式的指导下解答理论、实践、方法论及工具方面的难题，为理解科学研究过程与范式变革提供了独特视角。

龙小农强调，历史本质上是思想史，而思想史最终聚焦于概念。阅读库恩之作时，应聚焦于其提及的关键概念。库恩虽未给“范式”提供精确定义，但正是这种模糊性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提供了广阔的表述与想象空间。关于“不可通约性”，需明确其与可通约性的关系及在不同语境下的应用。库恩的理论指出范式间的转移与取代其基础在于不可通约性，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新旧范式间或存在一定的可通约性，它们不是替代关系，而应该是叠加关系。因此，在理解和运用范式概念时，需留意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避免概念泛化与误解。

赵雪波对龙小农的见解表示赞同，认为新旧范式之间并非完全不可通约，不应该僵化地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毕竟库恩是以一名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论述“科学革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全书的关键词是“范式”和“科学革命”。关于今天已经被泛化的范式概念，赵雪波认为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比如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容器，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框架；可以从大到世界观的广义去理解，也可以从小到理论视角的狭义去理解；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方法。关于科学革命，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角度看，很少有范式转换可以被称作是“革命”，理论创新一词足以表达科学研究的变革。

两位点评者指出在我们的相关专业如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中普遍存在范式转换这样的“科学革命结构”。在传播学中，从北美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到欧洲的批判学派，再到整个欧美的媒介环境学派，几次学派的形成、转变其实都是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追溯这些范式转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播学学科体系形成以及中国特色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脉络，有助于我们获得用不同历史视角追寻学科知识谱系和知识生产体系的宝贵经验。赵雪波指出即使是在某一种学派之中也有范式差异。比如在媒介环境学派内麦克卢汉采取“技术决定论”思想范式，而波斯曼则采用了“反技术决定论”理论框架。

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也有范式之争，先后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根据环境的变化、研究者自主性等因素而选择了不同的理念，以后又不断创新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论。范式转换并没有定规，也没有限度，一切取决于内外各种因素。甚至不必像库恩所说的那样一定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的“革命”。

在启示方面，龙小农强调“常规科学”阶段的反常和危机现象可以引导研究者反思当前理论的局限，并探索新的研究方向。赵雪波指出范式间无绝对的优劣，研究者应保持灵活和开放的态度，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选择合适的范式。就专著和论文两种文献在范式转换方面的代表性而言，库恩的意思似乎更加青睐前者。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