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导读｜“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24期

爱德华·赫尔曼是著名经济学专家、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大师、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以及媒介学者，二人共同对美国媒体的客观中立性提出了质疑，合著了《制造共识》。在书中，赫尔曼与乔姆斯基通过广泛的个案研究，这些案例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内容，深刻揭示了美国媒体作为宣传工具的本质，以及它们如何服务于那些为其提供资金和控制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该书结构清晰、观点鲜明，通过详尽的案例分析，深刻揭露了美国大众媒体如何为政府、跨国公司等权力集团的霸权利益服务，从而展示了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的强大影响力。

主讲人张璐特别介绍了乔姆斯基的另外两部著作。乔姆斯基不仅以其在语言学领域的卓越贡献闻名于世，他还积极投身于对美国大众媒体的批判性研究中。乔姆斯基所著的《反革命暴力事实与宣传中的血腥屠杀（1973）》虽因敏感话题一度被撤回，但经过修改后于1979年以《人权的政治经济学》两卷本形式重新出版，继续对美国在欠发达国家镇压革命运动进行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系列书籍深入剖析了人权与地缘政治的交织，首卷聚焦越南，次卷则分析了美国媒体对柬埔寨大屠杀和印尼占领东帝汶事件的报道，揭示了美国媒体在处理类似话题时的双重标准。《制造共识》作为乔姆斯基系列著作的一部分，展现了两位作者论点和研究方法的高度一致性。书中约56个案例，大部分为前两卷书籍的延续，同时新增了其他案例，为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美国媒体在国际事务中政治倾向和偏见的丰富材料。

该书开篇即强调了“第四种权利”理论，即媒体作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本应拥有新闻自由和自主性，以制衡前三种权力并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然而，作者指出现实情况远非如此，媒体往往受到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控制，为其利益服务，并在社会范围内制造共识。书中进一步探讨了“制造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源自沃尔特·李普曼，他认为，通过制造共识，可以平息无知且爱管闲事的大众，使他们被动接受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府的管理。作者指出，媒体并非总是诚实和英勇的，而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运作，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讨论，哪些不能。

本书的核心理论是“五层过滤器”宣传模型。这五层过滤器包括所有权、广告商、信息源（新闻获取渠道）、新闻批评和反共意识形态。每一层都对媒体内容产生深远影响，共同构成了媒体呈现给公众的“现实”。从所有权集中化、利润导向的媒体生态结构，到广告商对媒体内容的实际监管，再到政府和企业作为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每一层过滤器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报道的范围和角度。专家意见、新闻批评以及反共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作为重要的过滤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精英阶层的观点，并对媒体报道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通过大量案例，展示了这些过滤器在现实中的应用。例如，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入侵事件中，美国媒体在反共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将侵略行为描绘为正义之举，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一案例凸显了反共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控制工具的强大影响力。

在书的最后，作者不仅总结了全书观点，还对美国大众媒体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基于1988年的媒体环境提出了建议。作者指出，通过五层过滤机制，能够通过过滤器门槛的新闻报道范围变得极其狭窄。媒体在报道国际事务时，往往采用“两分法”，即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由于发生在不同的国家（盟友或敌人），媒体报道的方式、态度和口径截然不同。

《制造共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媒体在塑造公共认知中的作用和角色——它不仅揭示了媒体背后的权力游戏，也为我们理解媒体如何为社会利益集团服务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美国媒体在处理国际事件时存在明显的自我审查现象，即媒体倾向于根据政治利益的程度进行有选择性的报道，这种现象被称为“双标”报道——即双重标准报道。书中揭露了美国媒体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尽管美国自称反对恐怖主义，但美国媒体往往成为恐怖主义的忠实代理人。书中还探讨了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中的报道，指出媒体未能充分支持美国的正义事业，导致了美国的失败。在美国政府发动入侵行为之前，媒体便自发地将焦点转向有价值的受害者，展开讨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驯化、自我内化的过程，即自我审查。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媒体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已被驯化，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的。

书中第一章指出，媒体在处理信息时存在明显的两分法现象，对于不同国家或事件，媒体会根据其政治利益的程度进行有选择的报道。这种两分法不仅体现在文章的选择和压制上，更贯穿于版面位置、语气、背景、信息全面程度等多个方面。乔姆斯基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媒体通过选择话题、分配版面位置、强调重要内容、搭建报道框架、信息过滤以及直接参与辩论等多种手段，使新闻报道符合其宣传模型。第二章进一步探讨了“有价值受害者”与“无价值受害者”的概念，这是媒体“双标”报道的具体体现。书中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媒体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明显差异，即使受害者遭遇了更悲惨的命运，也并未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关注和报道。

随后的章节中，作者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了宣传模型中“五层过滤器”的作用，案例包括权力合法化与第三世界国家选举、克格勃-保加利亚刺杀教皇阴谋以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行为等。在这些案例中，媒体在维护政府利益的同时，采取了“双标”报道行为，导致了公众对事件的误解和偏见。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宣传模型的核心在于媒体极力主张并保护国内社会和特权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作者认为，要实现民主进程的有效功能，需要中间阶层打造独立媒体。

本书结构清晰，论证逻辑简单明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托德·吉特林对该书赞誉有加，认为尽管研究方法简单，但书中内容颇具启发性。书中明确指出，从媒体的用词可以清晰地判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同时，书中的宣传模型对内政和外交事务同样适用，该书还引发了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缺陷的反思。张璐最后指出，在当前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适用性，随着传播媒介、受众和技术向虚拟场景转变，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政治经济博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构建政治传播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们需具备全球政治经济化的宏观视野，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当前挑战。该书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丛书”中的一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美国媒体“双标”报道现象的深刻洞察，也为我们思考自媒体时代的宣传模式和技术发展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点评阶段，黄典林教授认为，读者在阅读该书时，既要理解作者观点“读进去”，又要将所学与现实问题结合“读出来”，进行批判性思考。尽管该书在政治传播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但读者需认识到其局限性。乔姆斯基作为语言学家，其对政治问题的见解虽独到，但书中描述的美国商业传媒体制是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普适性值得商榷。他建议读者将乔姆斯基的观点与其他学派进行对比，以全面理解媒体在共识塑造中的作用。

黄典林特别提及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良知”概念，强调共识形成涉及多方博弈和互动，而非简单媒体宣传。他同时指出，乔姆斯基的语言风格超越语言学范畴，倾向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其作品带有政治色彩，旨在介入公共事务。因此，在阅读其作品时，需警惕其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介入目的。共识的塑造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因素，还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在理解乔姆斯基作品时，应结合不同学派和观点，从更广阔视角审视问题。同时，语言的实践在共识塑造中至关重要，深入分析语言现象、符号体系及交流方式，有助于理解社会主流价值观或集体心态的形成。

黄典林最后强调，读者在阅读时应批判性吸收书中观点，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反思。媒体控制不等于思想控制，接受并阐释媒体文本的人的思想同样重要。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这本书进行批判和反思，以更全面地理解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和地位。尽管该书有其局限性，但其探讨的问题和观点仍具有重要价值。

赵雪波教授指出，尽管《制造共识》在学术性和理论性上受到部分质疑，但书中对案例和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仍具有丰富价值，特别是对美国现存传播制度和新闻报道实践的深刻批判。

乔姆斯基的批判视角源自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作为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对传播现象的批判性分析。乔姆斯基在书中触及了新闻自由、媒体独立性及自我审查等核心议题，为读者提供了独特视角。乔姆斯基的批判性观点引发了对美国新闻传播制度的反思，他揭示了美国媒体在对外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国际传播中与政府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媒体与政府共同构建的共识。乔姆斯基对“宣传”的探讨，让读者对这一概念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为理解新闻传播制度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书中丰富的案例和一手素材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参考，特别是对土耳其杀手阿贾刺杀教皇事件的深入批判，揭示了西方媒体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匆忙定罪的现象，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现实问题的新视角。乔姆斯基指出，西方媒体实际上受到政府、资本和广告商等势力的严格控制，这导致在对外报道时，媒体往往保持高度一致，难以找到与之相悖的案例。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传播学领域的延伸，旨在研究传播现象，并延续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批判精神应用于传媒领域，发现其中同样存在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以及权力与政治的交织。这种对传媒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洞察，为我们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关键视角。赵雪波强调，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本书及其副标题“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可以阅读《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传播政治经济学其他文献。通过对比阅读，读者能更清晰地把握《制造共识》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众多视角之一的批判属性。

最后，赵雪波鼓励读者在阅读时保持独立思考，培养批判精神，以更全面的视角面对知识。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批判性的作品，相信作者也期待读者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