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荆学民 洪丹丹 |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来源：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发布时间：2024-07-07浏览次数：10

政学术--星辰大海，永不止步

图片



作者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图片



作者

洪丹丹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师资博士后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与“落后”“边缘”“殖民”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现在，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 ：对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中的霸凌行径说“不”，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不平等的“基石”，旋转其“中心—边缘”“居高—临下”倾斜的框架。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新中国一直昂首阔步地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这个现代化固然有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成分，但并不能说是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率先从政治层面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自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加自觉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绽放辉煌，一路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以政治宣言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以看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视野广阔、内涵深刻、 包容浑厚，具有多维度、全方位的价值向度和理论旨趣。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同时作为一种政治宣言，对新时代全球各国政治发展道路、政治价值追求、政治制度设计、政治理念选择、政治信仰坚守、政治文明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可谓震撼全球社会。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如火如荼的国际政治传播的重大影响。


一、中国式现代化熔铸的深厚政治底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宣示了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中国政治屹立于世界政治之林。长期以来，对现代政治的书写，都是以西方政治为基轴为标本的。但是现在，曾经独霸世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生态正在式微，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中国政治的崛起，正在对全球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学者研究指出，世界政治“体态”大体可划分为以三种“主义”为核心的类型：第一是以英国—美国政治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政治；第二是以法国—德国政治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政治；第三则是以中国政治经验为基础的“人民中心主义”政治。而中国政治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新文明形态，它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灿烂和进步做出并继续做出巨大的贡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第二，深一步而论，中国政治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基本都是政党政治，但只有在中国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运行的保障和前提，这是中国的政党政治与其他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区别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作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而出场，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国家政权而确立，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展开。它以生动的实践向世界宣示：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赋予被压迫者‘打碎旧世界’这一神圣的政治权利，人类社会发展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之外依然有新的道路选择；这一世纪伟业的开启， 创造了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第三，再深一步而论，中国政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中心主义。世界上也有很多政党标榜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上却是高高地凌驾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之上。现代西方主流政治观念也强调以“人民主权”为中心，但预设的“人民”由分立的个体构成，于是在现实的政治中，“人民”以个人和集团的形态参与权利政治，通过集团分利、政党竞争等途径各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西方政治中，权利政治演变为身份政治，“人民”遭到多重多向的裂解而相互斗争。这一点，就连一贯为西方政治背书的福山也感慨道：历史终结之处，其实是“末人”的虚无主义。而中国政治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具体而论，如果说，民主是政治世界理论中考量“政治优劣”的主要方面，而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却各有不同、各有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直接宣示了自己的民主制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别于西方泛泛而论、高谈阔论的抽象民主，真实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展示给世界的最丰硕而坚实的政治成就。

第五，综合而论，中国政治的崛起和优越性的展现，并不只是空洞的理论宣言，而是付诸实践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容否定的世所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已经以中国式现代化所熔铸的具有辉煌业绩形态的国家实力屹立在全球社会之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而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

现在学术界是把“国际政治传播”置放于“国际传播”这个宽泛的范畴中来认知的，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传播”这个定义也是对“国际传播”的进一步的理论规定。就理论逻辑而言，二者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国际传播包含的似乎更加宽泛，比如，国际传播包含有国家间的文化传播、科技传播、军事传播、艺术传播等等，但事实上，现在的国际传播，一定程度上都是国际政治传播，都是为了“政治”进而围绕着“政治”而进行的传播。从学理上说，“国家”是所有国际传播的“行为体”和“操持者”，这就决定了所有的国际传播根本无法摆脱国家间政治的约束。其实，较早研究国际传播的日本学者生田正辉就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国际传播研究的权威学者罗伯特·福特纳也说道：“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政治色彩……国际传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遗憾的是，之后的国际传播理论建构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轨道行进，而是绕开主道在偏道上大做文章。这固然与时代国际政治的时局有关——随着全球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国家间的“政治”也随之“脱敏”“淡化”，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随之进了寂静状态。很长一段时期，喧嚣的“国际传播”几乎都是刻意绕着“政治”走。但是，这种认知毕竟脱离了国际传播的本质，也越来越不符合国际传播的现实。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深居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之中，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回归于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政治权力之争，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业已成为国际传播的主题，国际传播更加成为国际政治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说到底，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权力争夺的表现，虽然在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传播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终归制约和形塑着国际政治传播的并不是传播技术，而是国际政治地位、国家实力和国际政治权力。“与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其现实的目标。政治家和民众所追求的最终或许是自由、安全、繁荣或权势。他们或许将这些目标定义为宗教、哲学、经济或社会理想。他们或许希望理想的最终实现依靠的是其内在的动力，或者是上天的意志，或者是人类万物的自然发展。他们或许还试图以非政治的手段，如与别国或国家组织举行技术合作，以进一步实现其理想。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通过国际政治途径迈向自己的目标，他们就是在握取权力。十字军想要将圣地从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伍德罗·威尔逊想要使民主大行于天下；纳粹想要把东欧殖民化、统治欧洲并征服世界。因为他们都是选择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就此而言，可以说，国家利益的保障程度、国际政治地位的高低程度及国际政治权力的大小，均取决于国家实力。

从学理上讲，国家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等，但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均属于“资源性实力，而唯独政治实力是“可操作性实力”。所谓“可操作性实力”，其意是指：只有在政治实力的基础上，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才有意义、才有作用；如果没有政治实力，则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为“零”。这就是说，现实中，只有政治实力才具有可操作性,才是国际传播进而更是国际政治传播的基石。正是这个基石，决定着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构架和基本面貌。

众所公认，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仰仗于经济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政治上自封为大，一直以自诩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君临世界”。他们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实力，最大限度地使用着先进的传播技术，形成了强大的国际政治传播势力，对世界上的异己国家实行“颜色革命”等等，一阵时期，搞得世界乌烟瘴气。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政治霸权行径，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愈演愈烈。而现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向这种霸凌行径说“不”，而同样基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政治实力支撑着这个“不”。“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因而，“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

这就是说，放眼望去，放大望去，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基石，以使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奠立在普惠于人类命运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而非某些国家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之上。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

“中心—边缘”框架的旋转

国际政治传播在其“基石”上构建了基本框架。这种框架从横向的角度看，可简而谓之“中心—边缘”框架。从理论逻辑行进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中心—边缘”框架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深度地揭示和展示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国际现实的本质。基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国际政治传播自然也未能摆脱这种“中心—边缘”框架。国际政治传播理论只是更侧重于从“传播”的角度对“中心—边缘”框架进行演化和延伸。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中，“中心—边缘”理论，经历了“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几个阶段和形态。

第一，“发展理论”也是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它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为主体，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直接套用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发展理论预设了西方国家为“发达国家”、非西方国家为“不发达国家”，以“发达—不发达”的范式对全世界进行了“洗脑”，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拖入到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预设轨道。正因如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发达”“不发达”“欠发达”等概念中包含着西方霸权国家的某些阴谋，即通过这些概念而对那些急切求发展的国家实施诱骗，让它们甘心情愿地向霸权国家作出利益输送，而不是在霸权国家对它们的征服中实现利益输送。所以，这个范式中包含着既定的国际秩序，包含着为少数国家的利益把全球引向灾难的驱动力。

第二，在人们质疑发展理论之后，拉美学者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范式取代“发达—不发达”范式来重新解释世界格局。但是，普雷维什之后并没有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接续出现的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从拉美国家产生并深刻影响世界的一个对既存国际关系有效批判性解释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继续深化了“中心—边缘”范式，从普雷维什的理论特别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如果说，发展理论更多地停留在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形式方面，那么，依附理论则把“中心—边缘”结构与近代以来的社会资本主义性质联系在一起。在依附理论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决定了边缘国家的边缘地位。如果说，发展理论更多地停留在关于国家间的外部关系上，那么，依附理论则把“中心—边缘”结构深入到了国家内部，从而更加深入地弄清了边缘国家是如何被迫接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的；如果说，发展理论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那么，依附理论则把“中心—边缘”结构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之中。不仅如此，之后的“新依附论”从纵向上把“依附”划分了三个阶段，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至此，依附理论完成了其理论建构并用之指导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第三，依附理论对基于“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国际现实的“依附”关系及其后果进行了激烈地的批判，但在如何打破这种关系上却陷入迷思。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论”迅猛崛起。世界体系论克服了依附理论的缺陷：“即持续地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将导致边缘社会一直维持在一个‘依附’的边缘地位；‘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这一观点暗示了成功工业化只能通过脱离世界体系而获得”,因而一出世就风靡全世界的世界体系论，标称自己致力于“一体化”“长时段”“大视野”地对世界体系的研究。虽然，“与世界体系理论联系最为直接的思想流派就是依附论”。但是，世界体系论更广泛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发展理论、帝国主义等的理论营养。世界体系论在骨子里秉承了“中心—边缘”思想，但不同于依附理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分析“中心—边缘”，世界体系论把“整个世界”作为分析单位。以《现代世界体系》一举出名的沃勒斯坦自己声明道：“我彻底抛弃了以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和那个含糊概念——民族社会（nationalsociety）——为分析单位的思想：我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社会体系，而人们只能在社会体系内谈社会变化，在这种结构中，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世界体系论要达到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系统解剖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而“去中心化”，以达到建构“平等世界”的理想目标。但遗憾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格局无法改变，基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中心—边缘”结构也没有根本改变。

“中心—边缘”结构乃是现实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基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国际政治传播据此延伸出了相应的理论，正是这些理论勾勒出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框架。

第一，国际政治传播的“信息自由流动理论”。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了所谓国家间亦即国际的信息自由流动理论。自由流动理论的核心，绝不是学术界认为的“应把信息看做像商品一样自由流通”，而是发达霸权国家对国际政治传播控制权的争夺，他们打着“自由”的幌子，试图打破落后弱小国家的合理的“信息壁垒”，单向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正如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赫伯特·席勒所反思的，信息自由流通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信息跨国流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早已被占据的国际政治空间中展开的。在跨国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选择者”和“控制者”，其中，既有跨国公司的积极作为，又有相关国家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而所谓的跨国“信息自由流通”，无非是信息由强势国家和地区向弱势国家和地区单向流通的自由。可见，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的本质上，烙印的仍然是“中心—边缘”结构思想，它帮着“中心国家”实现了信息社会的政治信息生产权、政治话语的定义权和政治信息的流通权。

第二，国际政治传播的“传媒依附理论”。传媒依附理论最典型的是把“依附论”直接延伸到国际政治传播领域。只不过它把“依附”的重心，从“政治权力关系”转移到了“传播关系”，包括传媒体制、传媒技术、传播内容、传媒资金等等。传媒依附理论从国家间传播关系的“双轴模式”即纵向传播轴（信息的生产、传达、接受）与横向技术轴（传播硬件到传播软件），深度揭示了“中心—边缘”国家间的依附关系。学界曾批评传媒依附理论进一步“固化”了国际关系现实的“中心—边缘”结构思想，但事实却至今为止一直在肯认着这个理论。

第三，国际政治传播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有“传媒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两个范畴，但其实质都是从国际政治中的帝国主义理论延伸而来。“传媒帝国主义”聚焦于“传媒”，相应演化出了“电子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网络帝国主义”等等，“文化帝国主义”把“传媒”扩及至“文化”领域。无论其名目再繁多，他们所要表达的理论旨趣，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就是继续揭示国际传媒领域和进一步的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种种不平等、不对等、不均衡、不自由、不自主、不自立、不自强等现象。

从理论逻辑和现实关注，我们都可以看出，“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一脉相承；“落后”“边缘”“殖民”一脉相承。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至今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亦愈加凸显。对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的挑战和矫正，仅靠种种理论批判和价值引导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客观现实的改变与理论自觉的结合才能有所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辉煌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合理，正在或将“旋转”国际政治传播“倾斜”的框架。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有资格有实力宣告：不吹灭别人的灯，不阻挡别人的路，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政治现实的改变，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新时期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认知和理论引导，进而在此基础上又返回国际政治传播的实践，引导其走向新的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

“居高—临下”框架的旋转

如果说，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侧重于对其政治信息单向穿透性流动的“横向之轴”的描述，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政治传播的框架，还展示着其政治信息单向下泄性流动的“纵向之轴”，可谓之“居高—临下”的结构。如同“中心—边缘”结构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很“霸道”一样，“居高—临下”的结构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同样很“豪横”。

第一，如同当年著名学者拉斯韦尔的“5W”模式（谁在说→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说给谁→获得什么效果）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单向穿透性流动”的特性，那么，国际政治的新现实主义学者多伊奇用他的著名的“瀑布理论”已经揭示了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单向下泄性流动”的特性和机制（见图1）。



图1 多伊奇的“瀑布理论”

多伊奇是研究国际关系起家的，他曾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多伊奇看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的所有理论既适合于分析国内政治，更适合于分析国际政治。他的这个“瀑布理论”置放于国际政治传播的大系统中，也正好说明了政治信息从政治权力、政治精英经过大众媒体向普通公众的居高临下式的下泄过程。正如“水不能从下往上倒流”一样，这种框架和机制骨子里也一样流淌着“发达”“中心”“帝国”“霸权”“强大”的血脉。强国总在“瀑布”的高处，弱国总在“瀑布”的低处，“发令”的总是强国精英，“挨训”的总是弱国民众。

第二，在“中心—边缘”结构理论风靡全世界的时候，挪威学者加尔通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提出了“垂直向下”的可称为“居高临下”的传播帝国主义理论。加尔通开篇就指出：“世界由中心国和边缘国组成，每一国家内部又同时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帝国主义就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他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三个标准”“两种机制”“五种类型”和“三个阶段”，把“中心—边缘”结构理论系统化体系化。加尔通一个突出的贡献是，把“中心—边缘”结构的解释功能，从“横向化”延伸至“纵向化”。他提出结构帝国主义的基本功能以两种互动形式为中心：一种是垂直(vertical)的互动，一种是封建领地式(feudal)的互动。加尔通对一个中心国与一个边缘国的关系用“垂直互动关系”来分析，将一个中心国与多个边缘国的关系用“封建互动结构”来分析。垂直互动是一对一的，中心国的“中心”与边缘国的“中心”的耦合，才会让一对一的关系更稳定。这就是说，垂直互动，权力的流动是“从上到下”，即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在加尔通看来，国家间政治信息的流动，充分展示了传播帝国主义的垂直(vertical)互动模式。加尔通的理论的特质是把“中心—边缘”结构理论对“国际”的解释延伸到了“国内”，用对应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垂直—向下”打通了国际政治传播从“国际”延伸到“国内”的甬道。加尔通在他的著作中详尽展示了国际政治舞台与国际政治传播中“南北国家”间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现实。

第三，对于国际政治传播中“中心—边缘”结构通过“垂直—向下”打通了“国际—国内”甬道这一点，在国际政治传播理论界也有热切的回应。比如，麦克奈尔就讲得非常清楚：“国际关系就是一个国内问题。一个政府处理国际问题的优劣将会大大影响其在国内选民中的支持率，进而直接影响下一次大选的结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一个政府有机会登上国际舞台，在全球几亿观众面前献演。演出的好坏不可避免地将在国内观众中间引起反响。因此，政府若能成功控制媒体报道，就会进一步促进政治功。……国际政治领域的传播还在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影响着国内辩论。整个20世纪以来，政府、商业、军队以及媒体领域的精英一直通过操纵‘敌人’这一象征符号与形象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敌人’的性质随着时间几经改变，然而这一种传播手段背后的原则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看上去瞄准‘外国’敌人的宣传攻势来动员国内舆论支持带有国内政治目的的运动。‘冷战’就是这种战术在20世纪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例。”

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传播中的“居高—临下”比“中心—边缘”更加可怕。因为，如果说，“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的“霸道”，还是把“边缘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通过种种外部行为来影响来奴役，那么，“居高—临下”结构中，“中心国家”的“豪横”，就把长臂延伸到了“边缘国家”内部，寻求与“边缘国家内“中心”的“耦合”，用精神深处的“价值观革命（各种形态的政治信息）”改变和奴役“边缘国家”。从“冷战”时期至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传播的现实都展现着这一点。

那么，现在要问：“中心国家”凭什么就可以“居高”？凭实力，凭国际政治地位。那所谓的国际政治地位又靠什么来支撑？现在看来，仅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地地道道的野蛮，而不是什么“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展示一种新文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类文明形态百花齐放的世界舞台中，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现在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震撼全球，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成就”是铁的事实，“根本成就”是世界奇迹，“根本成就”是国家实力，“根本成就”是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的基础，“根本成就”使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根本成就”在不断地改善着世界格局，给居于“不确定性”中的动荡不居的世界注入一种“确定性”，“根本成就”作为一种“政治基石”将旋转国际政治传播的倾斜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