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于淑婧 荆学民 |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四重资源及其传播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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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概念术语层面的改变，其背后是政治创新和理念的升华与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话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轴心资源，既是中国向国内和世界发出的政治宣言，也为中国形成和建构围绕“现代化”的政治话语提供了体现当代中国最大公约数的政治共识。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话语，在修辞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初心与使命，明确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包含着中国政治的确定性。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话语是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的一种经验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将过去中国的发展之路凝练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延续性和确定性，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另一方面，宣言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修辞，具有筹划的功能，即超越当下，面向未来，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理想安排并推动其变成现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阐释的三部分官方话语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其背后既是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未来理想的总体安排，也旨在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当下的现实政治与未来方向相连接，并明晰具体的实现路径。相关话语表明，中国具有明确的未来目标和发展方略，并正在有秩序地予以实现，反映了中国政治的内在确定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共识。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旗帜鲜明，意味深远，有利于汇聚最大合力，产生最大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也需要在精神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推进中国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改革开放，“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被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亦是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共识。这一共识既包括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式，也涉及目的，方式是“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目的则是“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话语，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融合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是对共同特征的强调，既包括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经验和共同理念，也有人类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共同规范和共同价值。“现代化”的话语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从全球来看，中国近百年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从本土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成功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式”突出中国特色，既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性，又有当下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性。“中国式”明确了中国将走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出面对共同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实践将为世界现代化提供智慧和经验的政治自信。从文明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体现了谦逊和理性的文明自信。

相对于其他话语，“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话语最具权威性和政治性，因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轴心资源。所谓轴心，不仅指官方话语在整体话语库中居于核心位置，还揭示了官方话语内在具有的类似轴承的功能，为相关政治话语的生成提供了能量、空间和范围，对其他话语起到引领、统摄、强制、渗透和规范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一经提出，便构成一个论域，引起了我国学界、民间以及海外的热烈讨论与积极反响。

“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官方话语是政治话语的主要提供者，但不是唯一来源。与官方话语处于轴心地位不同，来自学者、民间和国外三方面的话语处于外围。但是，这些外围话语具有各自的优势，在政治话语的实际生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为政治话语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不同于官方话语且各具特色的独有资源。

（一）知识资源：“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

学术话语来源于学者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是政治话语的学术表达”，是中国知识精英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概念、范畴、话语、理论的学术性分析与阐释，形成的具有理论性和逻辑性的话语体系，旨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和政治话语进行学术性表达，构筑其内在学理支撑。学术话语并非都能构成政治话语。只有学术成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甚至变成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才具有政治性。学术话语往往在外围为政治话语的形成和传播提供可使用的资源，或者在未来可能推动政治话语的回应与革新。就目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来看，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在知识层面提供了学理支撑、审慎立场和规范思考。

首先，相对于其他话语资源来说，学术话语的优势在于其逻辑的严谨性、话语的体系性和思想的深刻度，其在经验总结、理论阐释和意义阐发等方面为政治话语提供了系统性的学理支撑。

第一，学术话语融合历史思维和逻辑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和规律提炼。多数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比较学等多元视角出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调人民的作用等；同时，学术话语揭示了立足中国国情、理论创新、独立自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开放性、胸怀天下等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二，通过严谨的学术化厘定与阐释，学术话语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避免停留在政治文件与政治口号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现代化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学术话语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上位层次的若干理论相联系，如现代化理论、文明理论、发展理论、文化理论等。通过这种理论联系，揭示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现代化理论的知识意义和价值意涵。另一方面，学术话语连接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处于下位层次的理论，如除了继续阐释官方话语表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和要求之外，还从法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更为细致和中微观理论层面的内涵。此外，在官方话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基础上，学术话语进一步从学理层面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质、各项特质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基础、理论源流，所内含的叙事、传统文化和历史因素等内容。第三，学术话语以学理性分析，从多个维度抽象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意义，包括文明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世界意义、时代意义等。如“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宣告发展中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对尚在进行现代化探索甚至深陷现代化陷阱中的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学术话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时尽管与官方话语共享一套概念、语词和范畴，但在逻辑、理念、价值等方面自成体系。这种自主性因其外在于官方话语的状态，为理解政治话语提供了客观视角和审慎立场，为政治话语提供了理性资源。

第一，学术话语通过学理性地连接语言和其对应的实践，审思二者的匹配性和一致性等问题，有利于修正个别政治话语可能存在的事实夸大和修饰等问题，引导政治话语立足于坚实可信的经验基础。如学术话语不仅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价值与意义，还客观审慎地思考其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存在的难点、挑战和张力等问题，以及在学理上存在的认识误区和理论不足等。学术话语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揭示，让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更为客观地理解自身存在的优劣势、所处的内外部复杂环境，进而既不过分保守也不过分激进，既不偏颇又能有效平衡各项现代化之间的张力。第二，学术话语通过比较的视角，将“中国式现代化”带入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网络中，进而把握自身所处的位置。这种比较包括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全球比较。历史比较从学理角度厘定“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根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相关学术话语全面分析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制度、价值等方面的现代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提取传统资源、厚植文化土壤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地捍卫传统，也不是悬空建立的空中楼阁，而是需要在传统与历史的演进中，探索出既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又匹配自身文化属性，且不违背现代价值的现代化道路。全球比较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现代化的全球史中，通过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以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异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优越性、道路特点等。同时，全球比较还可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意义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相关学术话语为“中国式现代化”汲取全球现代化智慧资源并保持本土特色提供了理性智识和平衡理念，既指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它在自身与世界之间自我界定、自我提升，并与世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也提供了“以世界看中国的视角”，重新厘定中国的国家定位、竞争中的国家处境与未来预期目标等内容。

最后，学术话语不是对官方话语的简单附和，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而是面向未来的价值引领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对策意见，这既是对政治话语的规范性思考，也是学术话语除了系统深入的学理支撑、理性审慎的客观立场之外，能够为政治话语提供的又一种知识资源。然而，就“中国式现代化”来看，目前的相关学术话语主要侧重于理念上的应然，在具体策略的指引上有所欠缺。很多学者一方面指出了现代化的必然性，认为“现代化是中国必须完成的社会转变与国家任务”；另一方面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目前来看，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存在“重复性内容较多，学理性实践性的研究和问题阐述分析比较少，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总结概括还不够深入”等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的知识资源，不仅有助于使话语接受者理性地认同官方话语的合理性、实现理论自觉，还通过知识资源的独特优势使相关表述更具说服力，帮助“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获得更为持久的认同感和更广泛的传播力。

（二）舆论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间话语

政治话语是严肃和理性的，但政治话语的传播需要借助通俗、情感和微观的维度。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舆论场中充斥着丰富的语料供给，特别是来自普通民众的民间话语，构成了政治传播和政治认同的话语富矿。民间话语根植于民众丰富多彩、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有着丰富多样的媒介载体，涵盖各个年龄段人群、各类亚文化群体，具有大众化、分众化等特点，借助发达的传播工具和渠道，更易广泛深入传播，因而具有较大的传播力、共情力等优势。民间话语是“政治话语的社会化形式，但其既可以成为政治话语隐形的体现，也容易脱离政治话语的设定目标，甚至成为这些目标的消解者、对抗者和挑战者”。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民间话语都能为政治话语提供资源。当民间话语通过舆论的力量产生公共性时，便具有了政治属性，可以为政治话语提供舆论资源。民间话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日常生活维度和感性层面的话语呈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获得舆论传播、舆论认同提供了大众化修辞、个体化表达和故事型叙事等话语资源。

首先，不同于官方话语整体较为严肃，也不同于学术话语的深奥和理性说辞，民间话语在修辞上常常体现出通俗化、大众化等特点。普通民众一方面作为受众从官方或媒体上接收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信息，另一方面根据自身认知和社会生活，通俗易懂地解读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通俗表达，如“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想富，先修路；要快富，修大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顿顿有肉吃，月月有工资领”“旱涝保收、生活无忧、山清水秀、尊老爱幼”“最多跑一次”等生活话语，就是大众化解读的很好例证。这些话语在朴实、幽默、娱乐、形象、具体的表达中显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既蕴含着民众对于现代化的感受与期待，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和认同提供了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增加了政治话语的情绪价值和情感共鸣。

其次，与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以及学术话语的严谨深奥相比，民间话语立足于世俗社会中的细微实践，体现出微观性、多元化等个体化表达色彩。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往往立足点较高，有时不能给普通民众个人的生活和人生提供具体的现实指引。民间话语则聚焦于大众生活，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微观体验、个人诉求和生活实践。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民间话语多涉及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环境、就业、养老、教育等社会话题。民间话语的分享也多存在个体差异，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群体对现代化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因而，民间话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民间话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解读，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提供了多元、多维视角。

最后，与官方话语的正式、规范以及学术话语的抽象、说理不同，讲故事是民间话语的重要叙事类型。“中国式现代化”因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广泛性，可以融入各类故事中。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四十年家乡变化的故事以及从个人命运视角出发关切时代变迁的故事等，在影视剧中多有呈现，如《我和我的家乡》《人世间》《大江大河》《山海情》等。这些影视故事从不同角度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现实中的意涵，“将主流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与电影艺术、科技以及人民的审美需求相融合”，发挥视听语言的独特优势，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共鸣。此外，在人人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以及短视频流行的传播环境下，微观政治传播更加突出，民众将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故事素材呈现在网络中，分享到朋友圈。这些故事类的民间话语在内容上具有私人性、浅显性和去政治化，在形式上具有易理解性、分享性和碎片化，在语态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随意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极易引起共情和共鸣。因而，尽管不同于处于轴心地位的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在“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构建中属于外围资源，但其具有的生动形象的故事型叙事特点可以使政治话语更具感染力和共情力，进而促使政治话语发挥熟悉、亲近的作用。

总之，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舆论和民间话语，虽然有时具有解构性、批判性，但总体来看，其所呈现的积极中国式“生活政治”以及舆论力量，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话语资源。只有保持开放性，激活并吸纳民间话语的正面力量，才能使其成为政治话语获得认同、广泛传播和不断完善的动力与营养。

（三）对照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引起了海外的广泛关注，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全球解读中国的“热门语码”。这些外部话语展示了他者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意涵，亦形成了反观中国自身发展的对照话语资源。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备受关注，尽管海外视角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仍然存在“认知角度单一、忽视共性联系、片面错误理解”等误解，但外部话语作为对照资源，也可以为中国催生兼具独立性和普遍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自主动力、认知参照和求同路径。

首先，从被动到主动，在开放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的建构动力。在西方政治话语霸权下，中国的政治话语建构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改变这一境况，主动加强自主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有力举措。“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建构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话语自创，而是在开放中汲取外部话语资源的话语创新。正如有学者指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一套真正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本土话语不仅要在内部逻辑上实现自洽，更重要的是必须正面回应源自西方视角的挑战和质疑。一方面，外部话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面表达和中性表达，是政治话语建构需要继续推进并着力争取国际认可的部分。如从经济、治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肯定；对中国在解决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中贡献力量的期待；中国首创性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和平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脱贫模式不仅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选择，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对于外部话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负面表达，要在保持开放和倾听的同时正面回应其中的挑战和质疑，解答外部话语中的疑惑，矫正外部话语中的不理解、误解扭曲和不实言论。

其次，从互动到对话，在参照中完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层面的话语关系呈现对抗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为中外对话提供了意义共通的论域，“中国式”则强调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独特性。二者组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共存式的、各有特色的，因而可以相互对话甚至相互学习。一方面，有关“现代化”的外部话语集聚了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及话语表达的策略，值得借鉴和吸纳；另一方面，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话语，为中国政治话语反观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与之对话和比较，能够明白得失、进退、方向与前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建构应在与外部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以外部话语为参照，在与外部话语的互动中，把脉“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特殊境况，也在与外部话语的互鉴中，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一般性问题。保持与作为参照的外部话语的对话，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独特性和普遍性中不至偏颇、实现平衡，既不因过分重视话语特殊性导致话语独白，造成对话失灵，也不因过分附庸普遍性导致话语复述，失去对话主体地位。唯有如此，方能在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赢得主动、获得尊重。

最后，从差异到求同，在特殊性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普遍化路径。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话语传播中，西方的一些媒体过分突出和强调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例外性，由此将中国经验限制在地方化、偶然性甚至是失败的话语牢笼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在于表明现代化的中国情境性和差异性，也旨在从现代化这一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出发，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理念，进而从特殊性中探索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经验，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用好外部话语，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普遍化。通过查找和把握外部话语的关注点，有助于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中可供普遍化的方面。如“经济现代化”“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国家自身优势的道路选择”“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指明了新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加强文化自信”“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等话语，都备受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