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术】赵雪波 张玉彪 |“去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的回归——兼论“美国问题”因素

    来源: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发布时间:2023-06-26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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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术--星辰大海,永不止步

作者


赵雪波,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玉彪,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年第2期


摘 要:

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合作的理念和意识,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或思想。二者看似不是一对组合。但是在国际关系实践当中,这两个概念的目标恰恰是相互对立的。历史上当全球治理兴起时,是美国现实主义式微的时期;而在美国现实主义回归之后,全球治理成为牺牲品,“去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朝向。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去全球治理”,其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近年来,美国因素正在转变为“美国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阻力,全球治理的对象。

关 键 词:去全球治理;现实主义;回归;美国问题










一、全球治理浪潮与“去现实主义”

二、 “去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回归

三、“去全球治理”的特征

四、 作为“变量+常量”的“美国问题”

五、结语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有过很多对手,诸如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批判性理论等等。在今天,现实主义的对手是全球治理理念、行动或运动,而且这个新对手放弃思想的武器,而采取了武器的思想,即不是从理论上对它发起挑战,而是从行动上对其进行否定。反之,现实主义也不把全球治理看作一种理论对手,而是看作一种行动上的累赘和障碍,当现实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现实主义重新抬头时,全球治理总是那块最先被蹂躏的踏脚石。
美国外交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程的转向,以及随后突然出现的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30年之后国际关系最大的变量或促成更大巨变的催化剂。人们看到,在这几股力量的合作之下,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想重新回头,各国再一次聚焦于偏狭的民族主义、由历史和现实构成的国家利益冲突、大国对地缘政治和权力分配的重视等一系列更“现实”的问题,而曾经被热烈拥抱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相关事务如气候变化、经济合作、能源革命、可持续发展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冷遇,在美国甚至被弃之如敝屣。这显示国际关系在冷战后形成的“后冷战格局”在经历30年洗礼之后,正在开始新一轮的“去全球治理”过程。这种新的历史转向,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周期律的表现,但更直接地说是国际关系遭遇一些变量和常量的阻碍而陷入了困境。


一、全球治理浪潮与“去现实主义”



在谈论目前的现状之前有必要首先简单回顾一番历史,看一看全球治理运动兴起后如何对国际关系中的主流思想现实主义造成冲击。这样才能体会到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遇到的困境是怎么来的,体会到全球治理理念与现实主义思想之间“相生相杀”的关系。

全球治理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适逢冷战结束之际,这直观地说明二者的因果联系。其时,国际社会尽管在二战后50年内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暴力、苦难、贫穷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美苏展开军备竞赛,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阴云之下;全球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被畸形的经济发展严重恶化;人类前途受到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提倡展开全球合作。正如瑞典前首相卡尔松(Ingvar Carlsson)等人所说,“从冷战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的世界深知人类对自然造成的难以承受的影响所包含的危险,并洞悉全球意义上的人类贫困在世界除了以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起而应答变化的挑战外,别无其它选择。”[1]全球治理因此应用而生。
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停止军备竞赛,开展全球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冲突、减少贫苦、改善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它更重视非国家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则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以权力为核心,为国家利益展开激烈竞争,为此不惜采取战争、遏制、结盟等手段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都万变不离其宗。按照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的总结,现实主义包括五个主要观点,第一,国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或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国际环境将对其不利;第三,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动的主要动力;第四,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囿于权力与安全,倾向于冲突与竞争,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易实现合作;第五,国际制度仅能勉强地影响合作的前景。[2]很明显,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主义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当现实主义盛行于世的时候,全球治理没有立锥之地;而当全球治理成为时代潮流之时,必然意味着现实主义的退潮,或者说“去现实主义”成为潮流。
冷战期间,现实主义就曾广受病垢,对它的反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内部产生的新生代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其动机源于经典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家、权力,而轻视合作、制度、结构以及国内政治等因素,于是乎新生代“致力于深化和拓展古典现实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力图更为严密地在理论上界定体系的结构,并在体系的结构和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3]它们并“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而是致力于界定和测量权力,并指出权力的局限性。”[4]另一方面,反对来自外部。一战后有理想主义,主张用国际规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约束各国行为,巩固战后稳定。但是战争很快爆发,理想主义不战而逃。二战后新理想主义回潮,提倡世界秩序、世界政府和世界法律,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这种思潮影响有限,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80和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悄然崛起。针对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角色,新自由主义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针对现实主义的“结构层次”理论,新自由主义注重“过程层次”分析;针对现实主义视权力为目的和手段,新自由主义强调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几波思潮的冲击对现实主义并没有造成根本的影响。在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阶层为首的当权者所固有的现实主义思想面前,这些思潮终归只是一次次头脑风暴,训练一下思维而已。
全球治理理念开启以后,形势变了。这可以从全球治理引起的几种变化看出端倪。

全球治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自下而上、全球性的行动或运动,而不是理论创新。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自发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并于1995年发表调研报告,正式启动了这一运动。同年5月,在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后,世界各国终于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地球气温升高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15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签字。公约于1994年生效,至2016年缔约国增加到197个,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都认可了这一理念,并同意付诸行动。这个时期前后开启的世界性全球治理工作还有:联合国于1989年11月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这是首部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联合国把1996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加强全球合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消除贫困现象;2009年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8日确定为“世界海洋日”,呼吁保护海洋环境,管理海洋资源。

全球治理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特别是得到了美国这个高度信奉现实主义国家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在美国总统文件库[5]中检索climate change、poverty、environment、anti-terrorism几个词,获得美国几任总统任职期间分别出台的有关方面的讲话、倡议以及美国政府签署的若干协议、加入的国际条约等信息,可知从1989年乔治·布什上台以后,几届美国总统都比较重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等问题,不仅多次发表关于全球治理方面的讲话和倡议,还展现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姿态,签署了很多国际性的法律、公约和议定书,开展了很多次主题活动。文献显示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开展的有关活动最多,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公约、举办主题活动等共计40多项。美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无疑推动了全球治理运动的深入和加强,是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全球治理理念产生之后于1993年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在此之后逐渐导致国际关系研究向全球治理范式转移。美国学者霍华德·弗雷德里希(Howard Frederick)甚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90年才正式结束,全球环境危机等大量的发展问题让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范式转移”。[6]这一点从“全球治理”作为话题的学术论文历史发表数量变化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来。数据显示从1993年开始,相关问题论文的发文量逐年增加,到2019年达到峰值(见图1)。而对中国国内自2000年以来的有关“全球治理”学术论文的统计,发现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呈逐渐加强趋势,而且也是在2019年、2020年达到了一个峰值。[7]

图1国际上有关“全球治理”研究论文数量变化图(注:作者从Web of science上抓取数据,后在Citespace引文空间分析软件上制成历史发文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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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研究论文数量变化图(注:借助CNKI的文献视觉分析功能及Citespace引文空间软件,分析了CSSCI数据库中2000年到2021年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文章)

以上信息和数据充分证明自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重要话题,难怪弗里德里奇等人称这是一种“范式转移”。在中国国内,2010年前后,有学者惊呼国际关系研究陷入危机,起因是面对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学者丧失了话语权,其实也不能否认,因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加强,传统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被相对冷落了。
20世纪50到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中主流的研究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概念。[8]鉴于这种情况,到80年代的时候,一批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提出要“找回国家”,重新审视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作用和影响。其实,借用那场学术争论中的两种对立理论,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也可以说分别对应的是“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就是说全球治理注重的是全球性的社会事务,而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既然二者是相互对立的,那全球治理的兴起必然从理论焦点、大众话题等方面要拒斥现实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一种“去现实主义”的流向。当时,许多非西方的“外围地区”兴起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热潮,它们在国际社会的诉求自然有所不同。与此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内部兴起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等各种新的理论流派也纷纷向现实主义叫阵。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开始暂时“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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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回归


美国第58届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奉行“美国第一”原则,在全球各地打响贸易战,陆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其任职后期采取敌视中国政策,导致双方发生激烈对抗。美国极力拉拢盟友和其它国家形成共同对华遏制,导致五眼联盟其他成员、欧盟一些成员国、日本、印度都对华调整关系,趋同美国对华政策。整个国际社会都能感觉到四处埋伏的剑拔弩张状态。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完全无暇,也无意开展“全球治理”。在美国总统文件库中查找发现,特朗普四年任期内美国没有开展过一项类似于其他几任总统所做的“全球治理”工作。他唯一做的有记录的一件相反的事是2017年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特朗普离任后给继任者拜登政府留下了一个积重难返的“政治遗产”。因新冠疫情、超发货币、商品短缺,截至今年3月,美国通胀率上升至8.5%,创下40年来的最高值。在此情况下,降低对华关税成为不二解决之道。然而对于特朗普启动的“关税战”,拜登政府竟然束手无策,根本原因是在关税面前还有一道“反华”屏障。“反华”成为美国近年来的“政治正确”。即使拜登政府内有人提议取消特朗普给中国商品加增的关税,但另外一种声音则坚决反对,导致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裹足不前。
美国反华、反俄行为是系统性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换了不同政党执政,美国在对华、对俄关系上仍然固执地坚持遏制、对冲、敌对态度。拜登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紧张。美国不断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制造军事紧张状态;不断支持“台独”,恶化台海形势和两岸关系;不断用新疆问题、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美国的举动不仅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导致周边地区关系日趋紧张。
拜登政府对俄关系改变特朗普个人的“亲俄”政策,加强对俄遏制和敌对,特别是继续推进“北约”东扩,收紧对俄包围圈,直接导致2022年年初爆发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使整个欧洲陷入战争状态。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一年多,然而离结束似乎遥遥无期。美国和其它北约成员国不断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加大了结束冲突的难度。美国官员声称将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为这是美国不愿意让战争结束的信号,目的是通过战争拖垮俄罗斯。美国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世界各国谴责俄罗斯,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如有不从,则从舆论、外交、经济等方面给有关国家施加压力。整个世界因为针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不同而全面陷入对立、冲突之中。随着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力度的加大和参与俄乌冲突程度的加深,美国实际已经进入对俄战争边缘状态。后续的发展走向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因此爆发核大战,那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
美国同时在印太和欧洲两个地区展开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零和博弈,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了一种紧张气氛。美国加强“印太战略”、策动俄乌战争等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现实主义重新回归国际关系的舞台中央,也意味着“去全球治理”在上一轮“去现实主义”之后轮回式地开启。
同样搜索整理美国总统文件库可知,拜登2020年12月上任到2022年4月为止,美国在气候变化、能源、减排和粮食等全球治理议题方面作出13项行动,重新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零关注,特别是美国重新回到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合作框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对有关全球治理议题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全球治理”,而完全是为了恢复美国在有关议题中的领导,重塑美国受损的形象,给人目的不纯之感。美国在2021年7月曾召开“全球新兴科技峰会”,峰会未邀请中国,且会议期间美国高官多次声言不能让中国主导AI国际规则,把一次科技峰会搞成了遏制中国的国际会议。同年12月美国召开世界“民主国家峰会”,想用这种方式羞辱中国,而中国认为美国召开此峰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双方紧张关系升温。2022年5月,美国召开“全球抗疫峰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内疫情肆虐,受两党政治掣肘,两届美国政府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党派政治、“政治正确”,让民粹主义主导疫情防控工作,导致8000多万人染疫,100多万人死于疫情。美国召开“全球抗疫峰会”的合理性本来就受到世界的质疑,结果美国并没有聚焦于抗疫,而是把此次峰会当成了一次对抗中国的机会。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全球治理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关注和开展,那它将会演变成为一种削弱全球治理本身的借口,或者会演变成为国际冲突的工具。

一个值得关注的动态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国际间合作,世界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原来处于产业链末尾的、早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正在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这令一直垄断世界经济收益的、处于产业高地的美国和西方盟国非常失落。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抗议物资严重依赖进口的美国国内“去全球化”呼声鹊起,美国政府遂强制要求美国企业回流,正式启动“去全球化”行动。然而几年下来,特朗普推动的“去全球化”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果而终。拜登上任以后似乎重回奥巴马时期对全球治理事务的关注,但实际上拜登式的全球治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新一届美国政府完全把全球治理作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排挤中国的工具和手段。全球治理只剩下了外壳,内核已经被美国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的“去全球治理”是特朗普“去全球化”的延续和变体,只不过特朗普的“去全球化”是一种生硬的孤立主义,而拜登的“去全球治理”是一种巧妙的介入思维——通过介入全球治理,重新主导全球治理事务,同时掏空全球治理的内核,把它作为一种巩固美国霸权的现实主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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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全球治理”的特征


上一轮全球治理兴起和“去现实主义”潮流的结论是从分析学术界动态及其关注焦点得出的,而这一次“去全球治理”启动和现实主义的回归则主要体现为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向导致的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为了准确认识“去全球治理”和现实主义的回归,我们不妨总结一下它们的几个特征。

首先,“去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回归是一种相生相伴关系,正如全球治理和“去现实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去全球治理”和现实主义回归也是一对孪生兄弟。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其著作《美帝国的崩溃》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帝国将萎缩成一个与其全盛期形成强烈对比的弱小残国。”[9]那么谁将取代它的位置?加尔通认为既不是现有的安理会其它四大国之一,也不是其它国家集团,而是一种“人性化——地方化——区域化——全球化”趋势下的某一状态。[10]加尔通既然把“全球化”作为这个趋势的最高形态,那么读者就可以理解为是“全球化”将取代“美帝国”。在他的叙事结构中,美国和全球化构成了一对相互对立、冲突的概念组合。本文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回归当然是指美国式的现实主义和美国式现实主义的回归。只有美国式现实主义才具有全球影响性,只要美国把注意力、精力转移到现实主义的诉求,就足以冲击全球主义和国际合作。具体地讲,美国式现实主义的回归是以牺牲全球治理事务为前提的。美国不会为了开展全球治理和追求全球利益而去牺牲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致力的全球治理,必定有着美国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诉求;而当美国一味追求美国自己的现实利益时,一定会以牺牲全球治理为代价。因为美国式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要明里暗里追求、保证“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时会不惜一切甚至以武力方式解决障碍;当然也意味着“去全球治理”的开始。
其次,和“去全球治理”相一致的现实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美国烙印,也就是说能够造成“去全球治理”的不是普通的现实主义,是美国式现实主义。正如本文一开头所指出的,当美国式现实主义重新抬头后,美国的关注点首先会转移,接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也会被转移。美国连续两任政府都直白地强调维护美国霸权,在舆论和行动上挑衅其它大国,直至爆发战争。美国还决心不惜打破二战以来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战胜国苦心经营的国际合作框架,重新构建没有中俄等大国“威胁”的美国一极秩序,为此它一方面不断调整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大棒加金元”政策拉拢其它“中间地带”或“外围地区”的国家和美国建立战略同步关系。在这种情况,美国的盟国和所有被它拉拢的国家的战略关注点自然也会跟随美国移动。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一个很主要的“议程设置者”角色,美国的关注点如果是全球治理事务,那世界社会的关注点也会是全球治理;美国的关注点如果是制造大国紧张、宣扬意识形态对立、争夺美国一国之权力和利益,那世界社会的关注点也会是现实主义的各种目标。
第三,“去全球治理”或美国式现实主义以国家和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冲突取代以国际社会为中心的国际合作。全球治理强调的是各国以国际社会利益、全人类利益为中心,抛弃对立冲突思维,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英瓦尔·卡瓦松等人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一书中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和治理目标几方面对全球治理概念作了界定:“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11]“治理事务过去主要被视为处理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必须作如下理解:它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迁移、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资本市场。”[12]“它还需要极大地提高人们对在一个资源有限而又人口密集、互相依赖的世界中生活意味着什么一事的理解。但它将为人类提供一个新远景的开端,使人民和政府认识到,只有共同努力,运用集体力量去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舍此别无他途。”[13]全球治理最原始的定义充分地说明国际社会希望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国际事务应该打破国家中心意识,特别是要打破某些大国用自己的权益绑架国际社会的现象,并服务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但是美国并没有表现出来全心全意推进全球治理进程的诚意和决心,而总是要么在全球治理与美国式现实主义之间摇摆,要么用全球治理作为推行美国式现实主义的工具,要么直接“去全球治理”。这种摇摆、对冲和彻底转向的外交战略不仅伤及全球治理事务,伤及国际关系朝一个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性目标发展的动力,也反噬美国自身的形象、信誉和利益。特朗普上任以后美国启动“毁约退群”程序,在国际合作、减缓气候恶化、抗疫、军控等方面,全方位地严重阻遏了全球治理事务和进程。拜登上任以后陆续“回归”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但特朗普在国际社会造成的巨大裂痕难以迅速和彻底弥合。新一届美国政府看起来更乐意拿全球治理作为继续寻求美国单边权力、单边利益的工具。美国的“去全球治理”外交倾向,也深刻影响了很多中小国家以及它的盟国。毕竟“美国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的评估有时确实决定了各国所奉行的政策,”[14]在“羊群效应”下,很多国家纷纷仿效美国思维和行为,对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造成更大范围的冲击。
第四,“去全球治理”在一段时间内将成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与其说美国在全球治理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徘徊,或者说美国把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幌子和工具谋求美国一己之利,还不如说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以后,美国将会明确地把“去全球治理”和美国式现实主义重新树立为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家战略,或者把这种思想贯穿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去。美国之所以采取这一外交战略,是因为美国国内从上到下一直以来都把美国自己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这也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充斥着现实主义和其它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但又永远“常辩常新”“常青不倒”。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里特(Richard Little)所言,“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规范之间建立了错误的二分法……为了保持其主导地位,美国经常蔑视普遍接受的规范……”[15]特朗普喊出“美国第一”的口号并不令人惊奇,它只是代表了一种美国现实主义根深蒂固的认识: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最大的利益。这是美国采取“去全球治理”战略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内看,美国通胀超过历史水平,经济衰退不可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抗疫失败,确诊和死亡人数居全球第一;枪击案和种族仇视犯罪频发,社会治安危机四伏。从国际上看,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整体上对美国有利,美国一直享受着这一红利,但这种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提高,美国认为对它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美国影响力在迅速降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玻利瓦尔联盟等国际或地区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冠疫情以来各国采取封国措施,刺激了国家意识的提高;俄乌战争让世界各国再次将视线转向国家防务。这一系列的因素驱动下,美国所固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再次被搅动,为了维护美国利益,美国将会或明或暗地把“去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的外交选择。
特朗普任上曾经推动过“去全球化”,但最后无疾而终,因为在经济、贸易、金融高度全球一体化的秩序下,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和趋势就意味着要回到1500年以前的人类历史,这令人无法想象它的可行性。说彻底了,无人能做得到。“去全球治理”具有隐蔽性,它不会像“去全球化”那样直白、鲁莽,但一样会损害“全球利益”。美国要秉承美国式现实主义思想,固执地追逐“美国第一”目标,必然会用二分法思维把属于“国际规范”体系的全球利益、全球意识和全球治理和美国利益对立起来,必然会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看作它的绊脚石。如果美国用单边主义追逐单边利益的脚步停不下来,美国“去全球治理”战略就不会动摇。拜登政府治下的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但同时又采取其它相反的外交政策,这证明美国参与全球治理事务的行动不是由衷的,难免让人怀疑它的目的。预计在后拜登时代,美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对待全球治理事务。美国可能会在全球治理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也有可能会暂时回到全球治理,但是从长远来看,“去全球治理”将会转变为一种制衡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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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变量+常量”的“美国问题”

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合作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全球场域”,它是指“全球系统中相互关联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场域’(field)之集合,容纳从个体、群体到组织、国家等行为体之间互动、聚合的关系结构,以及以全球为舞台的信息传播环境。”[16]“全球场域”概念显然是对国际关系公共领域的一种“反抗”。在看到以国家为中心的、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关系无益于国际社会或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无益于维护个体利益之后,有识之士们毅然地决定开创一个有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全球场域”和“全球话语体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全球场域或全球公共领域被看作是一种对国家的“反抗”,因此有了“去国家化”概念。比如有人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隐含了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跨国公共领域,在全球化时代,“无论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妇女权力,或者贸易条款、失业、反恐战争,公共舆论的当前动员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的边界上……受到争论的问题通常天生地就是跨领土问题,而且,都既不能定位在威斯特伐利亚空间内部,也不能通过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加以解决。”[ 17]鉴于此,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已经失去解释力,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将出现。[18]“跨国公共领域”概念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同义词。有人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一领域,提出“全球场域”由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两种结构共同构成。“国际社会由欧洲国际社会演化而来,国家是基本主体,有相对集中的权威中心,主要由霸权国家和传统大国运用其核心利益所系的国际规范分配利益、解决争端,‘自上而下’地提供等级秩序……世界社会是全球化和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行为体更为多元,因全球层面的频繁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发展,持续重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自下而上’地形成平等秩序,并建立行为体之间贯通全球的社会关系。”[19]

很明显,全球治理并不孤立,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深刻的“全球”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它的对手是“国家权威”;在国际关系领域,它的对手是最大的“国家权威”——美国及其现实主义思想。美国式现实主义不仅主观上是“去全球治理”的推手,在客观上也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和全球治理事务中的一大问题,这就是“美国问题”。函数计算中有变量和常量之分。一般来说,经常变化且不确定的量被称为变量,它的强弱、高低和大小变化会直接导致函数值的变化。还有一类是不变化的量,也是计算函数值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有时是一个不确定且变化的变量,即它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有时又是一个常量,变量转移为别的因素了,但美国这个因素继续存在,且转变为了常量。从长历史的视角看,美国是雅尔塔格局形成之后直到现在的国际关系最无法否认的因素,直到这种因素变成为一种“问题”——议程内容。

提起“美国问题”,过去一般是指美国国内的各种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种族歧视、毒品肆虐、枪支泛滥、犯罪问题严重、监狱人满为患等等。每年3月中美就人权问题展开唇枪舌剑,中方的《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历数美国国内的各种违反人权的现象,这些统统都属于国内性质的“美国问题”。然而在全球治理语境中,“美国问题”不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它已经从美国国内问题跃升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
“美国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美国热衷于战争,对用战争解决国际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根据统计,自1776年宣布独立建国,在240年的历史中,美国仅有16年没有参与战争。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反法西斯一员参战,其它战争中,美国发动的战争基本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或者被称为殖民战争,或者被称为侵略战争。二战后,美国拥有了世界霸权,也就拥有了在全球采用战争维护其霸权的意愿和能力。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248场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201场,占81%。从冷战结束开始,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其实也是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的结果。战争在历史上是一种常态,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人们用丛林原则指导国际关系的直接表现。历史走到今天,战争的危害性已被全世界、全人类所认识,联合国宪章中“不得使用武力”解决国际关系的条款已经深入人心,然而美国却仍然热衷于用战争处理国际纠纷和矛盾,或者经常用武力恫吓别的国家,这说明美国决策者和主流社会的思维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构成对世界和平、发展乃至全球合作的最大威胁。战争对战火中的国家直接造成伤害,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成威胁,也间接或直接地阻遏了全球治理事务的开展和推进。

2、美国热衷于在国际关系中挑起各种各样的麻烦,被称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美国经常批评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造成威胁,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具备美国式的霸权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造成威胁。历史直白地告诉世人,二战以后的世界各种动荡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美国的影子,冷战以来发生在各大洲的很多动荡、不安则直接是由美国挑起的。美国制造麻烦的方式有很多种,除战争和战争恫吓以外,最常用的手段是对反对美国或不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进行封锁、遏制、制裁。古巴、朝鲜、伊朗等国因美国几十年长期封锁和制裁,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也经常被美国制裁,俄乌战争期间美国颁布了上万条对俄制裁法令。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发动“颜色革命”,造成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等地的持续动荡。在经济领域,美国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挑起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特朗普任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套,反而造成美国自身通货膨胀。美国还通过设计陷阱、制造证据,对世界各国割韭菜、挖墙脚,比如通过制造“阿尔斯通贱卖”、“卡恩丑闻”等事件,抢夺欧洲资源;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输血。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制造的麻烦更多,几乎是全方位、全时空的。美国甚至采用诬陷、抹黑、栽赃的方式,封杀中国企业、中国科技,制造“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外交议题,不断挑动“台独”,在中国周边布控“印太战略”等,以此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麻烦状态下,美国无心投入到全球治理,其他国家则无暇投入到全球治理。

3、美国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和全球治理格格不入,不会被任何国家接受,但美国盟友会因美国胁迫而勉强跟随美国。在拜登时代和后拜登时代,美国不得不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多边协作等方式对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进行包装和遮掩。美国追逐自己排他性利益的思维、习惯等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一切行为都将围绕此展开。如果国际合作有利于美国,美国则强调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机制;如果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有碍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则果断、迅速地抛弃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美国几次退出、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例证。今后仍不能排除美国做出类似的行为。鉴于美国两党轮流执政,而民主党和共和党深陷竞选政治陷阱,为了反对对方的政策,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的不确定越来越成为常态。这样的常态造成美国外交的混乱,也严重危及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持续性、稳定性。
4、美国的许多国内问题正在外溢至国际,危及全球。一是美国的党争成为国际动荡的源头之一。美国两党机制看似相互监督,实则无原则地相互拆台,在各种政治极化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氛围中,两党不是比谁好,而是比谁狠;不是比谁更理性,而是比谁更极端。在政治正确意识指导下,美国用意识形态划线,用美国国家利益绑架一切,从而制造美中矛盾、美俄对立,甚至在很多事务上制造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对立。二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之一是金融,美元是世界交易货币,在新冠、物资短缺等因素影响下,美国通胀严重,随时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届时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极易转变为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世界经济危机就是明证。三是美国新冠疫情防控失败,目前确诊人数累计已达8600万人,死亡100多万。这种状况严重拖累世界。在美国的示范效应下,世界许多国家放弃防控,既让本国新冠病毒肆虐,也让其他严格防控的国家的疫情不断反复加重。特别是美国放弃抗击疫情的全球合作,严重挫伤国际社会合作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美国的政府行为和国家行为严重失范,有失世界第一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标杆,一些国家及其民众在赞赏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纷纷效仿美国争夺极端利己的目标,为此不惜制造国家对立、边界冲突和地区紧张关系。美国左右摇摆的外交,特别是利己现实主义,不仅制约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志和决心,也动摇了很多国家的立场。美国把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事务当做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真正为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事务出钱出力,无异于釜底抽薪,从起点上就形成全球治理的不利基础、环境和局面。美国采取各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去全球治理”思维,把自身构建成为了国际关系的阻力和全球治理的对象,成为国际合作的巨大障碍,也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美国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一大顽疾,国际社会将会长期面临这样一个常量,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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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国际关系长期处于“治”与“乱”交替的怪圈之中。摆脱这一魔咒、摆脱国际关系困境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出路是要找到产生怪圈的原因,根治这些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重任在肩,无法推卸,也无法躲避。美国也不会给中国推卸和躲避的机会。推卸、躲避的结果只会导致“去全球治理”和“去全球化”的强化,导致中国的被孤立。具体而言,中国要加强和其它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地区国家集团的联动,抵御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去全球治理”和“去全球化”。要在舆论上继续强调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在行动上积极开展全球治理行动,把被美国及其盟国削弱的全球治理的焦点重新找回来、重新校准。对于美国以倡导全球治理为借口行地缘政治、发动新冷战之实,要进行批评,但也应积极跟进,实现让全球治理理念重新回归国际关系的目标。从根本上讲,全球治理是一种理念、手段,维护国际关系的良性秩序、把人类命运看作一个整体、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才是国际社会的最终目标,为此必须把现有的国际关系看作一种旧式国际关系彻底抛弃,迎接以合作和发展为主题的新型国际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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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9月版,《两主席的前言》第XIII页。

[2]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7-118页。

[3]【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99页。

[4]【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9页。

[5]来源: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访问时间:2022年5月13日。

[6]Howard H. Frederick, Glob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6.

[7]该数据根据中国知网CNKI 检索所得。作者以“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类核心期刊为搜索范围,以2000到2021为时间框架,搜索以“全球治理”为主题或题名的论文,共得到1967篇期刊论文。访问时间:2022年5月5日。

[8]【美】彼得·埃文斯等著:《找回美国》,方力维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月版,第3页。

[9]【挪】约翰·加尔通著:《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67页。

[10]【挪】约翰·加尔通著:《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第77页。

[11]【瑞典】英瓦尔·卡尔松等著:《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第2页。

[12]【瑞典】英瓦尔·卡尔松等著:《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第2页。

[13]【瑞典】英瓦尔·卡尔松等著:《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第5页。

[14]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 vs. American Realism: a meeting of minds or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Issue 3, July 2003, pp. 443 - 460.

[15]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 vs. American Realism: a meeting of minds or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Issue 3, July 2003, pp. 443 - 460.

[16]孙英春:《全球场域的“双重结构”与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知识策略”》,载《现代传播》,2022年第3期,第50页。

[17]【美】南茜·弗雷泽著:《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99页。

[18]【美】南茜·弗雷泽著:《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第111页。

[19]孙英春:《全球场域的“双重结构”与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知识策略”》,载《现代传播》,2022年第3期,第51页。